达尔文的胜利 ⁵⁵
达尔文学说是普适真理

如果外星系的高等生物来拜访我们，他们必须是高等生物否则根本无法成行，那么，我们与他们可以聊些什么共同话题呢？单纯学会对方的语言就能够克服障碍吗？要是两种文化对不同话题感兴趣，会不会阻碍彼此认真严肃地对话？星际旅行者似乎并不想和我们谈论知识界的股票交易：关于文艺评论、音乐、宗教或者政治。没有人类的经历和感情，莎翁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如果他们的文学、艺术过于外星化，也无法让我们产生共鸣。有两位思想家曾被后人不止一次和达尔文相提并论，他们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我十分怀疑我们的来访者如果不是出于对人类构造的好奇，是否有兴致谈论他们。这些人的著作除了具有本土、地方观念、人类、世俗、更新世以后（postPleistocene）（也许有人要加上欧洲和男性）的特征外，别无他意。

数学和物理学属于另一类问题。我们的外星朋友也许认为我们这方面的修养低得有些别致，但是也有共同点。我们会达成共识，认为宇宙的某些问题很重要，当然也几乎会对许多问题的答案形成共识。对话会越来越多，即便是一方提出大量问题，另一方给出大量答案。如果我们讨论各自文化的历史，来宾们一定会骄傲地表明谁是他们的爱因斯坦和牛顿、普朗克和海森堡，而不管那是多久以前的人。但是他们不会说谁是他们的弗洛伊德或是马克思，就像我们造访地处一片偏远森林中某个迄今未被发现的部落时，也不会提及谁是我们文明里的求雨法师或者术士。不必贬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地球上的成就，也不必认为他们的发现没有普遍性。

那么达尔文呢？我们的外星来客会尊敬这一个达尔文，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吗？我们能和他们认真地谈谈进化论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除非，像一位同事提醒我的，外星人的达尔文正在探险的征途中，而我们是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达尔文的成就和爱因斯坦一样，具有普遍性，没有时间界限，但是马克思的成就具有地域性并且适应一定的历史阶段。达尔文的问题只要在有生命的地方就具有普适性。最需要解释的生命物质的特征，是它几乎难以想象的复杂，复杂到传达出刻意设计的强烈错觉。达尔文的问题是，这样复杂的“设计”是如何形成的，这也可以说是他众多问题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个。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所有的生物都在问这个问题。由随机的遗传改变导致不随机的生存从而发生累积型进化，达尔文对这个谜团的回答具有普适性，但不够明显。最初能想见的是，达尔文的回答可能合理却狭隘，仅适应于宇宙森林中碰巧在我们这一小片地方存在的生命。我曾经举例证明并非如此， ⁵⁶ 达尔文的答案的通用形式，不只偶然正确地解释了我们这种生命，还几乎适用于宇宙每个地方的一切生命形式。在这里，允许我暂且很谦卑地表达我的看法，最起码，达尔文对永恒的追逐更靠近爱因斯坦这边而不是马克思那边。达尔文学说在宇宙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尽管达尔文在他那个年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现代的新达尔文学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本不再适合“达尔文学说”这个称呼。我父亲那一代的大学生生物学家在权威著作《生物学简史》（ Short History of Biology ） ⁵⁷ 中看到这样的话：

……适者生存使生命形式的斗争走向自然选择，这在现在肯定不比达尔文著作刚出现那几年得到的强调多。然而在那时，它是极为振奋人心的说法。

威廉·巴特森（William Bateson），算是英国当时重要的遗传学家，用他的话来说，以前的生物学家能看到这样的话：

我们研究达尔文收集到的很了不起的事实。（但是）……对我们来说，他没有哲学权威的口吻。我们读他的进化论体系，也读卢克莱修（Lucretius）或是拉马克（Lamarck）的体系。……选择引领着人类群体以无法觉察的步伐产生转变，正如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转变和事实并不相符，我们唯有对抱持该主张的倡导者们所展现的想要突破的想法表示惊讶。 ⁵⁸

本书编辑可以用“达尔文的胜利”为题让我写一篇文章。我通常并不喜欢按照别人建议的题目写，但是我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篇。在20世纪最后15年里，对我来说，达尔文在所有正经的生物学家（和被宗教先入为主观念影响的非生物学家相反）之中拥有的地位和他过世后的任何时期一样高。还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早些年完全不为人知最近才成功得到改善的，就是达尔文的“其他理论”，即性选择理论。

125年过去了，只有期待现在的达尔文理论和原先应该有所不同。现代达尔文学说是达尔文学说加上魏斯曼学说，加上费希尔学说，加上汉密尔顿学说（也可以加上木村学说和一些其他的学说）。但是读着达尔文学说本身，其现代感从头到尾都使我震惊。达尔文在十分重要的遗传学上全都错了，但他对其他部分的分析全部正确，展示了他非同寻常的天赋。也许我们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但是我们不去强调“新”！我们的新达尔文学说贵在达尔文的精神。如果达尔文来到今天，我敢说，他所看到的改变绝大多数是那些他会立刻认同并欣然欢迎的，是解释过去困扰他的谜团的简洁又显然正确的答案。一旦知道进化会在颗粒遗传因素池中以一定频率改变，他可能甚至会引用T· H·赫胥黎在读《物种起源》时所说的：“我怎么没想到，真是太笨了！”

我提到过达尔文把事情弄对的才能，当然只有今天看来才是对的。我们难道不该谦虚地认为，今天的正确也许在未来科学家的眼中完全是错的？不会，时代的谦虚虽然称不上迂腐，有时是不合适的。我们可以自信地肯定，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理论不止在今天正确，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即使地平说卷土重来，并在人类的历史新黑暗期被广泛接纳。我们也不是说达尔文学说处在同样不容置疑的地位。得体的反对依然会涌出，达尔文学说在受过教育的头脑中具有的崇高地位并不一定会在未来延续。达尔文在20世纪末也许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会有新事实出现，迫使21世纪的后来者们抛弃达尔文学说或者将其修正到无法辨识的程度。但是，也许有一个，比方说，达尔文学说的基础核心，达尔文将它视为他的理论中无法再被简化的核心，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无法被事实反驳的待讨论的候选项？

我认为，核心达尔文学说（Core Darwinism）是最基本的理论，即小的随机遗传改变产生不随机的生存，引导进化沿着适应性的非随机的方向前进。特别留意小和适应性这两个词。小表示适应性进化是渐进的，我们可以一眼看出为什么必须如此。适应性不是指所有的进化都具备适应性，只表示核心达尔文学说的关注点限定在适应性的部分。没有理由去假设所有的进化型改变都具备适应性。 ⁵⁹ 但即使绝大多数进化型改变缺乏适应性，不可否认的是，有足够多的进化型改变具备适应性，以至于需要某种特别的解释。部分进化型改变具有适应性，达尔文曾经这样简洁地解释。有很多理论解释过非适应性的进化。非适应性进化在任何一个星球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真的现象（在地球上可能是，形式是中性突变的大规模集合），但这种现象不是要唤醒我们渴求解释的心。适应，尤其是复杂的适应，具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它们历来是信仰超自然造物主的主要动机之一。因此适应的问题真是一个大问题，值得达尔文为之提供的大型解决方案。

R·A·费希尔 ⁶⁰ 对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推断纸上谈兵，其中有一点，就是对特殊的事实不予理睬。

这样的事实让人瞩目：假如19世纪中叶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用抽象的理论分析进行遗传颗粒理论的建设，通过几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他可能就已经被引导去建立一种体系，类似当代孟德尔学说或者因子遗传。

类似的，是不是也可以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体系的核心存在必然性？尽管达尔文和华莱士是实地研究的博物学家，他们把事实资料广泛应用在支持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能否事后聪明地说，其实比格犬、加拉帕戈斯群岛、马来群岛的研究都没有必要？任何一位思想家能否在面对表述无误的问题时，躺在扶手椅上就直达“核心达尔文学说”这个解决方案呢？

如果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即数学研究的方法去表述问题，部分核心达尔文学说几乎可以自动地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浮现。从一个巨大的、存在一切可能生物的数学空间中，去发现适合在特定环境里存活并繁殖的极少量的生物，正是这样的问题。费希尔再一次进行了鲜明有力的阐述：

人们认为，生物只会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些差异不大的、它总体上并不太适应的情况或环境中，适应构成其生存环境的某种或全部情况；同样的，生物也仅会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它总体上并不太适应的有机生命形式集合中适应。

想象一些噩梦般的数学野生动物，都是能想象到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动物形态，被各种基因组中的各种基因以各种随机组合拼凑而成。简而言之，尽管这不完全能像有数学语言的调调一样引人思考，我还是称之为“一切可能存在动物的组合”（所幸的是，我要阐明的观点，是在量级上展开，并不需要精准的数字）。这本丑陋的怪物大全中的大多数永远不会超出单细胞阶段。极少数好不容易胎生（或卵生等）出来的怪物，多数可怕而畸形，还会早夭。真正存活下来的，或是已经存在的动物，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动物中的一个很小的子集。其实，我使用“动物”一词只是为了方便。当然也可以用“植物”和“生物”代替。

不难想象，所有可能存在的动物排列在一片多维度的基因大地上。 大地上的距离就是基因的差距，代表遗传变异的数量，这样一种动物就会转变为另一种。究竟如何计算任意两种动物之间的遗传差距并不明确（因为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有相同数量的遗传基因座）；但是，这种看法不需要精确度，比方说，大老鼠和刺猬之间的基因差距比大老鼠和小老鼠之间的差距更大，这凭直觉就很明显。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同一个多维度坐标轴的系统中，把那一组数量较大却从未存在过的动物也放进去。也会放进去那些出生了但没能存活下来的动物，和假如存在过就可能存活下来，但事实上从未有过的动物。

从这片基因大地的一点移动到另外一点叫作突变，最广义的解读是：不但包括既存遗传系统中基因座上的点突变，还包括遗传系统中的大规模变异。原则上，通过充分的人为基因工程干预，即人工突变，从基因大地的任何一点移动到另外任何一点都是可能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想象，都有办法把人类基因组引入河马或是任何其他一种动物的基因组。引入的方法通常规模庞大，包括许多基因的改变、许多基因的删除、许多基因的复制，还有对遗传系统的彻底重组。无论多庞大，原则上都存在发现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可以认为，遵循这种方法等于从数学空间的一点大步跳跃到另一点去。实际上，切实可行的突变通常是大地上较小的一步：孩子和父母的差异微乎其微，即使从原则上看，这种差异恐怕和河马与人类的差异一样大。进化论中的遗传空间轨迹是小步行进而不是大步跨越。

换句话说，进化是渐进式的。为什么必然如此？有个具有普遍性的理由，现在我将予以说明。

即使没有正式的数学解释，我们也能够完成基因大地的部分统计报表。首先，在这片由所有可能的遗传组合和其可能的“生物”后代所构成的大地上，能存活的生物体对不能存活的生物体的比例非常小。“无论存活的方式有多少种，死亡的方式一定要多得多。” ⁶¹ 其次，选取这片大地上一个出发点，无论差异微小的选取方式有多少种，差异巨大的方式明显要多得多。在这片大地上挨得近的两点也许很多，但是与离得远的两点数量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想想不断膨胀的超球体，球体内渐行渐远的相邻基因以幂函数关系增加，实际上会迅速变成无穷大。

经常有进化论的外行敌对者声称，上述观点的统计学性质是一种讽刺，进化论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在任何封闭系统中的熵增定律或是混沌 定律。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违反了该定律（其实没有），也是事实 ，而不是那些事实的特别解释！实际上，达尔文的解释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事实是如何存在而不与物理学定律相冲突的。总之，对熵增定律有一种挺有意思的误解，值得一篇简短的题外说明，因为这种误解促使了进化论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一错误断言的形成。

热力学第二定律源于热机理论， ⁶² 但它的形式和进化论的观点有关系，可以用更为通俗的统计术语加以表述。物理学家维勒·吉布斯（Willard Gibbs）把熵形容为系统的“混乱”。第二定律认为某系统和其外界环境的总熵不会减少。回归到这条定律本身，任何封闭系统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作用就会趋于更加混乱、无序。简单的类比很多——或许不仅仅是类比。如果没有图书管理员不断地工作，图书馆有序的图书排架将会不断恶化，因为借书人可能把图书还到错误的书架上，即使概率不高却无法避免。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一位辛勤的图书管理员到系统中来，他有办法、有精力像“麦克斯韦妖”一样让书架恢复秩序。

我曾经说过，把第二定律人格化是普遍的错误：让宇宙充满走向混沌的内在冲动或者动力，积极追求彻底无序的终极涅槃。部分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缘故，人们才接受了进化论是第二定律的神秘例外这样愚蠢的观点。借用图书馆的比喻可以非常简单地揭穿出这个错误。我们说，没人管理的图书馆随着时间推移会趋向混乱，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书架都会这样凌乱，尽管图书馆正朝着个这么一个遥远的方向前进着。恰恰相反。可以计算出图书馆中N字打头图书的可能的排架方法，对任何一座不小的图书馆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在这些方法中，我们只认同一种或者说极少数几种方法是有秩序的。仅此而已。远没有什么趋向无序的神秘，只是无序的方法比有序的方法要多得多而已。因此，如果一个系统四处游荡在各种可能排列组成的空间中，几乎可以肯定，除非采取特别的、类似图书管理员的措施，我们都会感受到变化——无序的增加。在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环境中，这种特别的秩序就是适应，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具有的状态。

再回到支持渐进论的普通观点上，在存在各种可能生命形式的空间里寻找能存活的生命，就好像在无垠的大海中捞几根针。假如我们偶然地突变，跳跃到多维度大海的另一个地方，碰巧落到其中一根针上的概率实在太小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突变的起跳点得是一种可以存活的生物体，是大海里罕有而宝贵的一根针。这是因为，只有可以活到繁殖年龄的生物才有后代，不管是什么样的后代，包括突变的后代。找到一种在偶然突变之后可能存活下来的生命形式可能就像大海捞针，但是假如已经找到了一种，再在紧挨着而非较远的的地方搜寻，肯定会极大地增加发现另外一种能存活的生命形式的概率。

这同样适应于寻找已改良的生命形式。考虑到变异跳跃的幅度不断减小，目标地点的绝对数量减少了，但是其中存在改良目标的比重增加了。费希尔给出的观点优雅简洁，他认为这种很小幅度的突变有接近50%的增加。 对于任何单一维度的变异本身，他的观点似乎都没错。他的精准结论（50%）能否可以推广到多维度恕不讨论，但是该观点的方向肯定不容置疑。在基因的空间里，跳跃的步伐越大，变化的结果是存活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更不用说改善了。渐进地、一步一步地围绕大海中已被寻获的针走动，似乎是找到其他更好的针的唯一途径。一般来说，适应性进化必定是在基因空间里的爬行，而不是一连串的跳跃。

但是，当大型突变被加入到进化中，是否会出现特殊的情形呢？大型突变肯定发生在实验室里。 我们的理论只说，可行的大型突变应该比可行的微突变更加罕见。可是即便可行的大型突变加入进化进程极为罕见，即便从前寒武纪到现在的整个物种发展史仅仅出现了一两次这样的事，那也足以改变整个进化历程。我发现，比如说，单一大型突变很可能发生了分段跳跃，一次是在我们这种脊椎动物祖先的历史上，另一次发生在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的祖先身上。在这两个物种体系中一旦发生分段，就会改变由微突变形成的正常累积性选择所在的整个环境。这实在像是外部环境的一次突发的灾难性改变。就像是，物种体系在经历惨痛的生命损失之后，重新恢复元气，适应外部环境的灾难性改变，所以物种可能通过后续的微突变选择，去适应和第一次分段一样重大的大型突变性灾难。

在有着各种可能性动物的那片大地上，分段的例子可能是这样的。拥有完美存在可能的亲代经过一次疯狂的大型突变性跳跃，落到偏远大海里，远离任何一根有可能存在的针。第一次被分段的动物诞生了：一个怪胎，它的身体细部特征无法帮它在这个新的分段体系中生存。它本应死去。但是遗传空间里的跳跃和地理空间里的跳跃碰巧同时发生。被分段的怪物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片处女地，生存轻松，没什么竞争。普通的动物在发现自己身处新大陆时，尽管它很不适应新环境，还是会极为勉强地生存下去。在没有竞争的真空里，它的后代经过足够多世代，通过微突变形成正常的累积性选择，适应了外界环境。被分段的怪物大概也是这样。它勉强生存下来，它的后代通过正常的微突变累积选择，适应大型突变产生的新环境。尽管大型突变跳跃的落点和大海里的针相距甚远，但没有竞争的真空让怪物的后代最终可以一点一点挪向最近的那根针。最终，在完成对其他遗传基因座的所有补偿性进化后，由最近的那根针所代表的身体构造规划最终形成了，比未分段时祖先的身体构造规划要好。物种系统疯狂地跳到新的最优解范围，事实证明，新的最优解要好于过去困住该物种的最优解。

满足于这种推测应该只能作为我们最后的手段。只有渐进地、一点一点地穿过基因大地才符合累积型进化，建立起复杂而具体的适应。即使人类的分段最终形成了高端身体构造，但也必须从经历磨难开始，像是外界环境的气候灾难或是火山爆发。正是渐进的、累积的选择，一步一步地推动，挺过了分段灾难，就像挺过外界的气候灾难一样。根据上述推测，分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自然选择的偏爱，不仅如此，还因为自然选择发现了生存的补偿方式。最终出现在分段身体构造规划中的优势是场意外收获。分段身体构造计划成为进化的一部分，但也许从不是自然选择的偏爱。

无论如何，渐进论只是核心达尔文学说的一部分。相信渐进进化论的普遍性未必会使我们认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搜索整个遗传空间时起着方向盘的作用。木村很可能是对的，他坚信贯穿遗传空间的绝大多数进化步骤不可控。现实中的小幅渐进步骤大多是随意的轨迹，并不是基于自然选择。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适应性进化，而不是进化改变本身，那么这也没什么关系，木村本人坚信， 他的“中性理论和那种宝贵的观点并不冲突，即达尔文的选择论指出了进化的形式和功能”。而且，

他的理论不否定自然选择在适应性进化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但该理论认为，大自然中只有一小部分DNA的进化改变具备适应性，而绝大部分表型不变的分子置换对生存、繁衍并没有重要影响，会跟着物种随机漂移。

适应的事实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化轨迹也不全是随机的。必须对适应性解决方案进行不随机的引导，因为不随机正是适应性解决方案。不论随机的前进还是随机的突变，都不能凭自身发生作用。可是这个方向盘是否一定如达尔文所说，是随机自发改变产生的非随机的幸存者吗？明显的替代类理论假设了某种形式的非随机变化，即定向变化。

在这种环境下，非随机意味着适应。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变异当然是由物理事件引起的，比如宇宙射线轰击。我们所说的偶然，只是从对适应性的改进这个方面来说的。 ⁶³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逻辑上来看，某种定向的变异理论是对自然选择的唯一适应性解释。很明显，这两种理论的结合是具有可能性的。

有一个理论，如今认为拉马克是其发现者，就是典型的定向变异理论。通常表述为两个主要原则。首先，生物在其一生通过用进废退（use and disuse）的原则改良自己；比如动物在努力扩大某种食物的获取量时，肌肉群得到锻炼，最终该物种能在以后更好地取得那种食物。其次，后天习得的特征得到遗传，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改良是因为使用，所以当世代延续，物种也不断改良。反对拉马克理论的观点通常是基于事实的。后天习得的特征其实并不遗传。这是暗示——常常也阐述得直截了当——只有后天习得的特征是可遗传的，拉马克学说才是说得过去的进化理论。例如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 ⁶⁴ 所说：

如果认同他的所有假设，拉马克的理论就和达尔文的适应型理论一样合情合理。但不幸，这些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⁶⁵ 认识到这可能会是普遍的先验性观点，他写道：

就我所知，对于这种机制为什么一定不如自然选择有效率，无人给出过常规的理论解释。

就“后天习得的特征遗传在原则上和我们所知道的胚胎学不一致”这一观点，我给出两个如下的原因。 ⁶⁶

首先，除非胚胎学是预成论（preformationistic）而非渐成论（epigenetic），否则后天获得的改良不能遗传。预成论胚胎学是蓝图胚胎学。渐成论则是配方胚胎学或者计算机程序胚胎学。蓝图胚胎学的重点在其可逆性。假如你有一栋房子，通过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你能重绘房子的蓝图。但是假如你有一个蛋糕，可没有简单的方法让你重新配方。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生物是按照配方胚胎学而不是蓝图胚胎学生长的。其发展规则是只会向前，像配方或者计算机程序一样。你不能给一种动物做个检查就重组了它的基因。后天习得的特征是动物的属性。为了让这些特征被遗传下去，需要扫描这只动物，并把这些属性反向转录到基因里。也许在有的星球上，动物是根据蓝图胚胎学生长的。如果是这样，这些后天习得的特征就可能被遗传。这种观点是说，如果你想要找到一种拉马克式的生命形式，就别费力去那些以渐成论而不是预成论进化生命的星球找了。我有一种直觉，也许有一种既普遍又是先验性的观点，和预成论即蓝图胚胎学相左，不过我还没有展开研究。

其次，多数后天习得的特征并不是改良。没有它们一定得改良的普通原因，用进废退在这里真的没有什么用。的确，对比机器的磨损，我们期待用进废退会有积极的反作用。如果后天习得的特征被不加选择地遗传下去，各种生物将成为老旧凋残的行走的博物馆，是瘟疫之后的麻子脸，是厄运过后的跛足。生物该怎么“知道”，为了自我改良要如何去应对环境呢？如果少数后天习得的特征确实是改良，生物一定有某种方法把它们抉择出来遗传给下一代，同时避免无穷无尽的有害特质。这里的抉择就是表示，里面一定暗藏了某种形式的达尔文进程。除非拉马克学说有达尔文学说做基础，不然它就不能起作用。

再次，即使真的有方法抉择哪些后天习得的特征应该被遗传，哪些在当前这一代就该被舍弃，用进废退的原则还没有强大到能把改良塑造成我们所知的那样微妙、那样精密。比如说，人眼功能良好，是因为具有无数挑剔的细节调节装置。自然选择可以微调这些调节装置，因为任何的改良，不论多微细，不论被埋在内部构造里有多深，都对生存和繁殖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用进废退的原则在原则上不能产生这样的微调。因为它是基于粗糙原始的规则，即，动物越多使用自己的某一部分，那部分就会越大。这种规则可能调整铁匠的手臂让他能更好地营生，或者调整长颈鹿的脖子让它够到高大的树木。但它几乎无法使晶状体变清澈，或是增加虹膜隔的反应时间。使用和大小的关系太松散了，并不能产生精密的调节。

这三个观点我称其为“普世的达尔文学说”。我相信，这三个观点正是克里克需要的，但能否被他或者其他人接受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这些观点正确，就是以最基本的形式对达尔文学说的有力的支撑。

我想，关于整个宇宙生命本质的其他纯理论观点，那些更加有力、更加滴水不漏的观点，在等待被比我更有准备的人去发现。但我无法忘记，尽管达尔文学说本可以是宇宙中的一个纯理论，但它的胜利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星球进行五年环球航行科学考察的结果。 UcQVLbXt/OR4vdCOsEggkNAuj7BkKOdNYu3qOmEOPgDPhcCcJAIAnP/0zLNXsC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