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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国际道路联盟就曾提出“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并于1998年、1999年和2004年分别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和中国的西安举行了三届“国际丝绸之路大会”。2000年和2005年，联合国启动了“丝绸之路区域合作计划”。
2008年2月19日，来自包括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在内的19国交通部长和高级官员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一个意向书，决定在今后数年投入430亿美元，激活古丝绸之路和其他一些古老的欧亚大陆通道，即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
在国内战略界，有学者认为，类似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初战略构想来自于一些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的学术探讨。例如，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2012年提出过一个“西进”战略构想，这个构想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早期的思想源泉。
他的这一构想并不是一个经济建设战略，而是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层面来设想的。王缉思认为，“西进”战略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态势，在这种态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再平衡”战略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在面对东面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时，需要大力“西进”，进入这个中国外交传统上的非重点区域。
王缉思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依据，为他提出的“西进”国家外交新战略增添了战略意义，即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由于他把外交战略上升到了作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的层面，使这一战略具有了经济建设的内容，使“西进”战略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增速降低、进入“新常态”的时刻，这一提法无疑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当然，由于王缉思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他的相关论述主要侧重于传统的政治层面，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结合得并不紧密。
同样在2012年，另一个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中国可以吸取美国“马歇尔计划”中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以自己当前雄厚的外汇储备，输入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出口国内过剩的产能。另外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也认为，单靠投资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将收效甚微，通过向国外投资，将助力解决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以及地方债等困扰当前经济的问题。
此外，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两个观点也在中国的学术界、政策界产生了影响。一是将中亚等欠发达地区培育成中国潜在和未来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的观点。郑永年认为，虽然目前中亚等地尚欠发达，但中国通过向这一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把当地培育成新兴市场，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市场。另一个观点是，日本、欧洲和美国均已进入老年化时代，而中亚、伊朗、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地区人口结构则非常年轻，只有它们才会大量消费中国产品。
虽然如上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仅仅着眼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还远远不是一个宏观、系统、全面的国家战略构想，也无法全面涵盖中国随后在国家层面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内涵，但他们的观点确实在各自的层面上为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外交的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合起来的简称。
“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战略最初在国家层面被提出，体现在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几次公开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决议中。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讲话中习近平建议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几方面的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习近平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提出了加强互联互通、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一系列建议。这个讲话中还具体提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
2015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28日，中国领导人发表主旨演讲，倡议“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见本书最后的附录，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个文件是迄今中国政府最全面、系统阐述“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内容、理念的文件。
根据2015年3月几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描述，“一带一路”经济带实际上是在“古丝绸之路”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当今时代的经济区域。与“古丝绸之路”涵盖的区域相比，《愿景与行动》中所规划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和地带在空间上有质的超越。
从中国向西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来看，它东边联系着充满经济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联系着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中国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
“一带”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合组织为例，至2015年6月，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国、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中巴、孟中印缅、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基本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地骨架。
古代陆上丝路主要连接的是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在古丝路的通道中，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和西亚、中亚等地相比影响力很有限。此外，古“丝绸之路”更侧重于贸易通路的概念，还远远谈不上是一个经济带。“一带”的主体线路大体仍遵循了古“丝绸之路”的线路，依托现存的亚欧大陆桥，通过中亚、西亚等重要区域连接欧洲，实现沿线各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但是“一带”还规划了与其线路相配套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经济走廊将历史上并非陆上“丝绸之路”主体的区域也纳入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
例如，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开创了由中国新疆地区经由巴基斯坦从而到达南亚的新途径，再加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相互配合，就使得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也被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此外，按照“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规划，历史上并非丝路主要途经区域的中国西南地区也被纳入其中。另外，“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还会将东北亚地区也纳入“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范畴。相对于古“丝绸之路”而言，“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展了。
从中国向南则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路”。“一路”以东盟为重要支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一路”经济带沿线各国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同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高度的相关性，没有出现“海陆同盛”的局面，而今天的“一带一路”则将海上和陆上两条线路结合起来，致力于创造海陆并举、协同开展的盛况。这样一来，“一带一路”经济带的空间覆盖范围是古代“丝绸之路”远难相提并论的。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经济带从中国连云港出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闭合成为一个圆环，涵盖了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南太平洋地区等总共65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外资外贸的流入量每年分别增长13.9%和6.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很多，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