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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上学那年九岁。
在今天看来，九岁的孩子应当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了，九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算是大龄学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九岁上学还不算晚，特别是女孩子，许多人家是不让女孩子上学的。萧红的妈妈姜玉兰对于让女儿上学这件事积极性就不高，一直拖到她去世，也没能送女儿走进学堂，她大概觉得女孩子上学也没有什么用，另外萧红这样的小女孩，整天上树爬墙的，送她进了学堂也不一定是读书的材料。
妈妈去世后，爸爸对这个不着调的女儿不知道该怎么管理，特别是续娶回个年轻的夫人，女儿整天在家里晃荡，让新夫人很为难，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恰好1920年呼兰小镇首开小学女生部，也就是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爸爸把萧红送进学校上学，萧红成为小学女生部的第一期学生。
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东二道街上两家小学学堂，南头一个北头一个，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龙王庙里的那个经常学学养蚕什么的，祖师庙里的那个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萧红刚上学的时候进的是设在龙王庙院内的龙王庙小学，就是那个经常学养蚕的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这所学校离他们家很近，只有百步之遥，她三两分钟就能步行到学校。
这个顽皮的女孩子念书格外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爸爸长吁一口气，好在这个孩子学习上还算是让人省心，如果她三天两天的逃课，不就麻烦了。
萧红本来在大家眼里不是乖巧的好孩子，她上学后，大家突然发现，这调皮的孩子竟是个会读书的好学生，于是周围的人对她开始另眼相看。本来并不是很喜欢她的伯父也会偶尔教教她语文，给她讲故事，或者买些儿童读物。
县立第二小学虽然有女生部，在呼兰县并不是最好的小学，她上到小学四年级，爷爷坚决要求在县教育部门工作的儿子给孙女转学，转到教学质量更好一些的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在县里算是重点小学。后来，这所学校因为出了萧红这样的优秀学生，就改名叫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小学，现在的萧红小学就是当年的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
萧红的学习从来不用人督促，事实上，也没人督促她，她的所有功课中，成绩最好的是作文，所以说萧红成为女作家不是偶然的。
上学之后，她的天地比过去宽多了，过去她眼里最宽阔的天地就是爷爷的后花园，现在她可以走出自己的家，行走在上学的路上，路上不但可以经过那个热闹不断的大泥坑子，还可以经过几家碾磨房、豆腐店、扎彩铺、“李永春”药铺和染布匹的染缸房。一路上有看不完的风景，经常能撞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让她的业余生活多了些八卦色彩。
她其实是个喜欢听坊间八卦的小孩子，有时候甚至让自己参与到一些八卦当中去，这些八卦为她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萧红这个呼兰县城的大家小姐常常显得很另类，童年时代的另类是因为年幼不谙世事，少女时代的另类则是她有意而为之。
上学后，她接受了一些新思潮新观念，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打量眼前的世界。
她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爸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对自己永远是冷酷的，从来不给一个好脸子，即使女儿考了个好成绩，从他脸上也读不出一点欣慰和快乐来，萧红曾一度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怀疑自己的身世血统。她发现，这个冷酷的男人不但对自己的女儿冷冰冰的，对家里的仆人也格外冷酷。如果爸爸是个穷人，待人冷一些没人追究，顶多会让人认为这人穷得心理不正常了，但是，作为富人，对家里的下人过于冷酷，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上纲上线地说，就有恶霸地主的嫌疑了。
萧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和家里打工的下人站在一边，这在富家小姐来说是很另类的。
有二伯是萧红家的长工，这个长工是他们老张家的本族同宗，过去也曾是很富有的地主，因为不会理家，家道败落下来，沦落到给人扛长活混饭吃的地步。这个有二伯叫什么名字萧红从来没细究过，因为从小就叫他有二伯，这个称谓也就成了他的名字。有二伯并不是个优秀员工，萧红的爷爷和爸爸之所以收留他，说穿了还是可怜这个落魄的本家，与其让他在别人家受气，还不如在自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三十年前就来到萧红家打工，那时候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壮年劳力，一竿子插下去，在这个地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萧红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工。
因为沾亲带故，有二伯在张家打工的心理就和别的打工者有些不一样，在别的打工者面前，他感觉自己是半个主子。家里的其他仆人也这么认为，老厨子叫他有二爷，佃户们叫他有二东家，赶上嘴甜会说话的还有可能叫他二掌柜的，那个时候，他在一片虚假繁荣面前，恍然觉得自己应该比他们的地位要高一些。但是在张家老板那里，他又是实实在在的打工者，是真正的仆人，那身装扮也是实打实的仆人打扮，头上戴的是没有边沿的草帽，身上穿的是老东家前清时代穿过的压箱底的旧衣服，他在这个大院里居无定所，哪个工种需要，他就搬家到干活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的心理经常是扭曲的，性格就有些古怪。这种不是主，不是客，不是仆的心理，和萧红得不到家庭温暖的落寞心理很契合，所以，萧红和有二伯之类的仆人们走得很近，彼此感觉心理上有相通之处。
萧红在家里感觉自己得不到温暖的时候，采取的措施是闹，通过她顽谑的闹引起大家关注，有二伯则是骂，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骂糊涂街，骂的结果是东西给他送过来了，他却不吃，告诉人家他不吃这个，拿去吧。
有二伯还有一个比萧红高明的招数，就是假装自杀，萧红的爸爸，也就是有二伯的堂弟，偶尔会把这个堂哥暴打一顿，有二伯就会假装寻死觅活地玩惊心动魄的上吊、跳井等把戏，这些招数萧红学不来。
萧红、有二伯两个极力想证实自己有存在感的一老一小，有时候会齐心合力闹出一点动静，比如他们不约而同到后园的储藏室偷东西，有二伯偷铜酒壶，偷米，偷各种能变卖出钱来的东西，萧红则偷黑枣之类的小吃和能拿着玩的玩具，这一老一小两个家贼，常常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很紧张。
萧红还和周边的一些小人物走得很近，像小团圆媳妇、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王大姑娘等。这些都是比有二伯还低一个层次的下人，大概只有和他们在一起，她才能感觉的自己的优越感。萧红和草根儿们的这些亲近，很让家里人反感和鄙视，他们可以自己不重视这个孩子，甚至可以欺负她，但是她不可以自己轻视自己，不可以把自己混同于下等人，用爷爷的话说：“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你可以当另类小姐，但是不可以另类到草根堆儿里去。
和草根们走得很近，使萧红真真切切了解了最底层的生活，她知道他们为什么对生和死那样的麻木、冷漠，他们的意识中，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所以，虽然活得很艰难，但他们顽强地和命运抗争。
萧红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不服输的个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再是那个在爷爷的后花园满世界乱跑的疯丫头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那个时代，最新潮最流行最前卫的热血青年是反封建，萧红的爸爸虽然不是思想前卫的人，对反封建还是很支持的，比如当年呼兰县城建立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他就是极力促成这件事的主谋和策划，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并不是老古董，他一直是力主让女儿上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只是没想到，女儿一步就由一个疯玩疯闹的小孩子，跨越到了激进青年的行列。
萧红的激进带着青春期的冲动和亢奋。那时候，前卫的女孩子都流行剪短发，在学校里，她第一个剪掉辫子梳起短发。别的女学生在家里可能还有妈妈管着，不敢随意把辫子剪掉，她不怕，亲妈已经死了，后妈根本不会管她留什么样的发型，她就成为学校里最早剪短发的女孩子。
1925年，在南方的大城市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发生后，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热潮也波及呼兰这个遥远的东北边陲小镇，这里的学校也举行学生运动，仅有的几所学校的学生们都走上街头，上街游行、示威，声援远方的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斗争。虽然从声势上和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根本无法相比，但是，青年学生的热情同样高涨，年轻的心都是一样火热。
呼兰县成立了“县沪难后援会”这样一个组织，就是专门声援上海的“五卅惨案”的。
那时正赶上1925年的暑假。七月，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没有因为放假而降温，呼兰第一中学牵头的中学生联合会开始举办募捐活动，各中小学都参与进来。这件事成了萧红十五岁那年的暑假的主要活动内容，在举办活动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她是积极的参与者，她除了在街上游行打着小彩旗喊喊口号之外，还参与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募捐活动中去。
那时候，在街头搞募捐比现在的难度大多了，倒不是百姓的文明素质太差，主要是民众不了解“五卅惨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穷人捐不起，富人不想捐，在县城的街头站一天，也收不到多少捐款。
有学生就提议，不然就到有权有钱的人家家里上门募捐吧。
呼兰县城有钱有权的人家基本上都集中在县城的东南角，号称全县有钱有势的“八大家”，都是县里的党政军首脑人物，比如县长高乃济、南大营驻军冯司令、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等一些权贵。这些人家的门可不是好进的，一般小家小户的孩子连他们的门口都没敢靠近过，让同学们到这些人家里去募捐，谁都有畏难情绪，大家都向后退缩，没有人主动请缨自己去试试看。
只有萧红主动说：“我去试试看，有谁愿意和我做伴吗？”
大家怯怯地互相观望，有个名叫傅秀兰的女生平时很文静的，这会儿却突然变得比别人勇敢了一些，低声说：“张乃莹，若不，我跟你一起去。”
两个女孩子平时不是一类性格的，不过倒可以互补。
萧红带着傅秀兰奔向县城的东南角。那时候的呼兰县城并不大，走着，很快也就到了。在县长高乃济家门口还没进门，就被看门的轰出来，南大营驻军冯司令家有卫兵持枪站岗，都没能靠近，更不用说劝捐了。
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家本来也不是很容易能进去的，正好赶上这家的太太或者是姨太太逛街刚回家，在门口遇上了萧红她们两个。她们也搞不清这个穿着时尚高级旗袍的女子是大老婆还是小老婆，反正是这家的女人，于是便开始照本宣科地对那个穿金戴金的女子进行宣讲和劝捐，大道理还没来得及讲，那个女子就听烦了，说自己没钱去搞什么募捐。
萧红的嘴从小就得理不饶人，这一次充分发挥了她伶牙俐齿的作用，她吧嗒吧嗒一通说，说得那女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心说，这是谁家的厉害丫头啊，小嘴儿真厉害，什么民族大义啊，反帝爱国啊，全是新名词。算了，快给她们块儿八毛的把她们打发走得了，于是，丢给她们一元钱，才算是把两个小姑娘打发走了。
这次募捐虽然收获不大，只募来一元钱，但总还是有些成效的。这一元钱鼓励了同学们的意志，看到没，只要坚持，一元钱一元钱的劝捐，积少成多，最终也会募到一些的。
募捐的形式丰富多彩才能更加有效，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呼兰西岗公园搞一次义演，利用这种形式在街头搞社会募捐。义演的节目都是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其中有一个街头剧叫做《傲霜枝》，是一出反封建的小话剧。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演戏，许多小女生都觉得抹不开面子，萧红不在乎，她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剧社，在《傲霜枝》这个剧里面，萧红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小姑娘。
第一次演戏，萧红演得很蹩脚，平日里心理素质非常好，演起戏来却没什么自信，心慌得厉害，还差点忘了台词。不过观众很配合，他们说张家大院的大小姐张乃莹演得不错，有一些人还慷慨了一次，主动捐了一些钱。
爸爸张廷举那时候应当已经是呼兰县某所学校的校长或者教育局长了，对女儿的做法他应当支持才是。他表面上确实没有反对，但还是觉得这个女儿太另类了，早晚会给自己惹事，于是就想，让她读点书之后，尽快嫁出去就是了。所以，张廷举打算等她初小学业完成后，就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完婚。
这件事是爸爸张廷举一厢情愿的，萧红根本就没答应。
等到萧红初小毕业，家里向她提起不再上中学的事，一场无法避免的家庭冲突发生了，萧红和爸爸以及后妈撕破了脸皮大闹一场，这是她出生以来和爸爸进行的最正面的一场家庭战争，这一次，她真正让爸爸见识了这个小丫头片子的厉害，最终争取到了到哈尔滨上中学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