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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萧红、飘雪的东北。
这些主题词集结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独特神秘的美感。
萧红的根在呼兰河畔，在飘雪的东北。
在那座遥远的名叫呼兰的东北小镇，留下过萧红童年时代的欢笑和少女时代的泪水。
哈尔滨北部的呼兰小城城南的二道街204号，是萧红出生的地方。
这里离上个世纪初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哈尔滨不过三十公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民国初年，也算得上近在咫尺，如果坐马车半天就能到，即使步行有五六个钟头也差不多。
民国初年的呼兰小城有着东北乡镇原生态的从容，也有着临近大都市的小城镇特有的喧嚣热闹和不安分。
1911年6月1日，那天恰好是农历的端午节，在浓烈的节日氛围中，乡绅张维祯的儿媳临产了。从那个即将做父亲的年轻小官吏张廷举脸上，却看不出即将成为父亲的欣喜和焦虑，反倒是做老公爹的张维祯更显得激动和不安。张维祯高高瘦瘦的，久久站在离一棵树不远的日头下，地上大部分浓阴是树的身影，他的身影折在地上显得很单薄，他手里拄着文明棍，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
张维祯急切地盼望儿媳妇给自己生个传递香火的男丁，他太需要一个孙子了。
祖上从山东莘县闯关东过来的张家人，所经历的大约就是李幼斌主演的那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里面朱开山的生存模式，萧红的祖爷爷张岱带领一家人，从遥远的山东故乡用大煎饼支撑着，历尽艰难来到东北阿城县的一片荒原，跑马占荒地成为暴发户。他开辟的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福昌号屯，张家人顺理成章成了福昌号屯的大地主。张维祯也是在福昌号屯长大的，他喜欢附庸风雅，喜欢城镇生活，不甘心在偏僻的屯子里永远做土地主，所以成年后就变卖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家产，从福昌号屯搬到了呼兰城。
张维祯的老婆范氏生过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唯一的儿子没等到长大就夭折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没有儿子，这个儿子张廷举原本是哥哥张维岳的三儿子，后来被他过继到自己名下。
张维祯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家没有儿子，就必须从哥哥家过继一个替自己传宗接代。张廷举很小的时候就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过继到叔叔家，他是被作为传递香火的工具来看待的。张维祯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读过一些诗书，却没成为文人，家里有过殷实的家底，如今他只剩下四十垧地了。对这些地，不善于经营的张维祯采取了最粗放的经营模式，他把它们全部租给当地的农民，他坐等收租做他的土地主。自己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所以也不希望这个过继到身边的儿子有多大出息，张维祯对过继儿子的最大期望，就是他将来长大后只要能给他生个孙子就是了。
偏偏过继儿子张廷举不甘于把一生的命运拴在土地上，他骨子里执拗好强，其实这一点萧红和他很像，萧红的身上就遗传了父亲这种倔强。张廷举少年时代也是个叛逆的孩子，他自作主张，离开呼兰到齐齐哈尔去读书。那时候齐齐哈尔是省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就设在那里，张廷举在那所学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汤原县的农业学堂担任教员，后来大概为了方便照顾家庭，调到呼兰教学，当过校长，当过县教育局长，日伪时期当过呼兰县协会会长，日本投降后是县维持会副会长，这些都是后话。
萧红出生的时候，张廷举还只是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张老师为人师表，不苟言笑，习惯了天天板着一张脸，给学生看，也给家里人看。
对于正在产床上生产的女人姜玉兰，张廷举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在他看来这个女人和所有男人的老婆一样，是家里一个必不可少的物件。清朝末年的婚姻爱情，基本上还是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廷举在省城读优级师范学堂，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其实很希望自己未来的媳妇是那种读过诗书的美丽淑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书生所向往的。
张廷举的婶娘范氏，过继后应该叫母亲了，很操心这个儿子的婚事，某一日范氏到乡下串亲戚喝喜酒，在喝喜酒的亲朋中，看中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是来这家串亲戚的，是姜家窝堡的姜玉兰。范氏凭着眼缘感觉这个女孩子不错，娶回家做儿媳妇再好不过了，就自作主张找了媒人到姜家提亲，提亲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给姜家送去了裹脚布和装烟钱。
姜家和张家算是门当户对，姜玉兰家也是当地的土地主，和张廷举家一样，祖上都是跑马占荒的暴发户，姜家窝堡就是这样形成的村落。姜玉兰姐妹四个，她是老大，对每个女儿，父亲姜文选都估价而嫁，坚决不做赔本买卖。他最看好的是大女儿姜玉兰，这个女儿容貌俊秀，性格温柔，他一定要给她选个如意郎君，挑来挑去地就把女儿挑成了剩女，直到她二十二岁了，直到二妹都出嫁了，她还没嫁出去，姜文选心里就有些着急了。
对于张家的提亲，姜文选打听了一下，觉得这户人家还可以，家境说得过去，彼时张家正在盖新房子，就在呼兰小城二道街上，那工程在当地算是很宏大的，几十间房子一气呵成。男方张廷举还在省城读书，虽然没见到本人，但应当是个很有前途的后生。他就替女儿答应下了这门亲事，收下张家送过来的裹脚布和装烟钱，答应等房子落成装修完迁进新居就完婚。
张廷举对于这个比自己大两岁，从没谋过面的未婚妻，没有什么概念。眼界开阔了的他也曾幻想着找个学历高一些的美女做老婆。一是拗不过范氏的坚持，二是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就遵从家里的安排和那个名叫姜玉兰的女子结了婚。
好在姜玉兰长得身材模样还说得过去，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虽然文化不高，但做事还是有模有样的，张廷举便草草把婚事答应下来。
1908年，张家新房子落成后，八月，是呼兰一年中气候最舒适的季节，就定在了那个月成亲。
结婚的日子，偏偏赶上阴雨绵绵，接亲用的是大车，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了。天上下着雨，总不能让新娘子淋着雨来成亲吧，张家把两辆大车都搭上炕席，搭成奇特的篷车。这两辆特制的篷车一路泥泞把新娘子姜玉兰娶到家，陪在她身边的是浩浩荡荡二十多人的送亲亲友团。
贴在车棚上的大红的喜字在雨中被浇得流着红红的泪，后来连红颜色都淡去了，只剩下一页洗刷得发白的纸片。
结婚两三年后，姜玉兰才怀孕生子，在张家人的热盼中，产床上的姜玉兰生下一个女孩儿。
在得知生下的是个女宝贝的一刹那，第一个失落到极点的是张维祯，不过当他在确认自己延续香火的希望已经无可扭转地变成泡影之后，他并没有在失望中纠结，而是迅速调整心态，投入到做祖父的喜悦中。不管怎么说自己当爷爷了，儿媳第一胎生个孙女也没什么，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孙子了。从刚刚升级为父亲的张廷举的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失望，他的表情依然是让人猜不透的漠然。姜玉兰却是泪流满面，她一直盼望着生个儿子，母凭子贵迅速在张家站稳脚跟，自己却不争气地生了个小丫头片子，生个女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心愿。她虚弱地躺在产床上，满心的懊丧，好像所有的错都在那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上，所以看都不看一眼，接生婆把孩子包好，放在她怀里，她心生怨恨地用泪眼瞟了瞟这个看不出丑俊的孩子，心里在默默怨她：你为什么是个女孩子，如果生成个男孩该有多好。
爷爷张维祯给新出生的小孙女取了名字，乳名荣华，学名秀环。
荣华这个乳名有些俗，大意就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荣华富贵。后来姜玉兰又生了三个儿子，乳名一如既往的大俗，大弟叫富贵，二弟叫连贵，三弟叫连富，连贵就是长大后参加了革命的张秀珂，其余两个没长大成人就夭亡了。
秀环这个学名也一般般，既不美也不雅，后来的学名乃莹是她的外祖父姜文选改的，其实起名字这种事是轮不上姜文选这个外祖父的，只是因为秀环这个名字和姜玉兰的二妹姜玉环有一个重字，张家人可以不在乎这个，可姜家人在乎。姜家窝堡的这个土地主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大地方参加过科举考试，不知道是心理素质不行，还是学问不够高深，屡屡不中，只好回到老家姜家窝堡继续当他的土地主。为了给外孙女起个既和她姨妈不重名又好听的名字，姜文选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最后选定了张乃莹，他觉得这个名字更雅致一些，更文气一些。
后来，一直长到二十多岁，这个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叫张乃莹。
姜玉兰对这个新出生的小生命，刚开始有些怨，从她吸吮自己第一口乳汁的那一刻，才骤然间唤起她原始的母爱。轻轻抚摸着小女婴粉嘟嘟毛茸茸的小脸，姜玉兰一天天越来越喜爱自己的小女儿，孩子的每一点成长都让她无限欣喜。
只是，这个小女孩从小就不怎么乖。
人家的婴儿都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姜玉兰照例也学着别的妈妈那样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这个孩子似乎从小就不喜欢被襁褓捆绑着，每每妈妈要把她裹紧的时候，她就会使劲挣脱，这让初为人母本身就技术不熟练的姜玉兰无所适从，和这个小孩子战斗半天，最终总是以小女婴的胜利而告终。
那些邻居家的婶子大娘都不相信襁褓捆不住一个小孩子，见识过萧红婴儿时代的一些大婶曾经说：“这个小丫头从小就厉害，根本裹不住她的手脚，长大了注定是个渣子。”
萧红从刚出生开始，就不是人们眼里的乖乖女。
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孩子还是乖一些更可爱，她不乖，自然就不可爱，她不可爱，自然就会有人不喜欢。明确表示不喜欢她这个样子的，一个是她的父亲张廷举，还有一个就是奶奶范氏。
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子，本来就让张廷举觉得很没面子了，这个女孩子还这么不招人待见，如果你用不友好的目光看她一眼，她似乎能读懂，不像别的小孩子那样用示弱来讨好你，而是用挑衅的倔强的眼神回敬你，她的目光犀利尖锐，像受伤之后不服输的小兽的眼神，这眼神让张廷举心里很不快乐，有时候他都不敢和她对视。
至于奶奶范氏，则纯粹是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她盼望中的男丁，才对她不热络。另外，这个孩子生在端午节，在当地有一种说法，生在端午节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奶奶对这个不吉利的女孩子带着深深的成见。奶奶的柜子里总会有许多好吃的，但那些好吃的不是为萧红准备的，只有来了串亲戚的孩子，她才会拿出来给那些孩子们吃。那个时候如果萧红恰好在跟前，会跟着沾沾光，混上一块糖或者一小块点心，就连给她那一点点东西时，奶奶总是一脸的不情愿。
萧红知道奶奶不喜欢她，一两岁的时候就知道。她对抗这种不喜欢的手段是，用纤细的小手指不断戳破奶奶窗棂上糊的窗户纸。东北的传统建筑那年月都是窗户当中嵌着玻璃，四边糊纸，这层窗户纸是用来抵御冬季的严寒的。奶奶糊窗户的纸白得耀眼，两三岁的萧红站在炕上，这耀眼的洁白诱惑着她，她便尝试着用手指捅一下，砰的一下，她居然能把这洁白捅穿一个洞，这小小的成功激发了她的热情，趁着奶奶和妈妈唠嗑的当儿，她认真地用手指戳破她的身高够得到的那些窗户纸。每戳一个小洞，她就很有成就感地笑一笑，窗外寒冷的风透过那些小洞钻进屋子，寒冷趁机在空气中安营扎寨。等大人们感觉到了冷，萧红已经把最下面的窗户纸捅得千疮百孔。
妈妈急急伸手去把她从炕上扯过来，虚张声势要打她的小屁屁，趁着妈妈过来逮她的那个时间差，她又争分夺秒多捅了两个。
奶奶却不是虚张声势，她从自己的针线笸箩拿起一根缝衣针，站在门口对着萧红的手指比划着：“再敢捅窗户纸，当心用针扎你的手。”说着，还用针尖在她的手指上比划了一下。萧红哇哇大哭起来，她以为奶奶真的扎她了，她从此记住了这个用针扎她手指的老太婆。
若干年后，回忆起小时候的事，萧红曾经说：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萧红的哇哇大哭还是会引来救兵的，那个救兵就是爷爷张维祯。
在张家，最盼着抱孙子的是张维祯，但是既然这个孙女来到了自己家，就要像孙子一样善待她，所以一听到小孙女的哭声他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哄啊哄，直到哄得她破涕为笑。
爷爷的眼睛笑盈盈的，这笑，是萧红的安慰，也是她的靠山。
有了爷爷的笑撑腰，她不在乎爸爸的冷漠和奶奶的刁钻。
妈妈真的很争气，第一胎生育了一个女儿之后，她铆足了劲憋着生儿子，再生果然就生了个男孩，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地连着生了三个儿子。这样一来，在妈妈眼里，萧红反而成了稀有品种。自从有了第一个弟弟之后，妈妈对女儿更加疼爱了。姜玉兰短暂的生命中，留下的照片不多，她和女儿的合影更是少之又少，在萧红故居纪念馆，有一张萧红三岁的时候和妈妈的合影照。照片是在一个寒冷的季节拍摄的，背景是千篇一律的民国年代照相馆的特色布景，妈妈身着棉旗袍，但是身段依然苗条婀娜，身穿中式马甲的萧红一身富家小姐打扮，偎依在妈妈身边，小脸胖嘟嘟的，很萌很可爱。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幸福时光，有不算厚重的母爱，有爷爷的呵护，那时候，奶奶和爸爸的冷漠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张家是呼兰城不大不小的地主，萧红就成了这座城里不大不小的地主家大小姐，在当地也算是大家闺秀了，只是她从来也没有大家闺秀的范儿：
一出生，她就抗拒被襁褓捆绑；
刚到幼儿园小班年龄，就学会用手指捅奶奶的窗户纸，奶奶用针对着她手指比划了一下，她可以长时间不理那个老太太；
稍稍长大一些，她喜欢带着弟弟到东二道街的那个常常淹死牲畜的大泥坑看热闹；
还有，这个地主家的大小姐喜欢和家里的佣人们混在一起。
这哪像个大家闺秀啊，从小就是奔着野蛮女友发展的节奏。
这个小女孩从小就很个性，那个时代，个性的小孩子就是各色的另类。
各色的孩子只有妈妈能容忍。妈妈不断给这个家中增添新的生命，随着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她的忍耐力也不断增强，一份母爱分割成若干份，分到萧红那儿的那份母爱想细致都细致不起来。事实上，妈妈后来变得很粗心，粗心到萧红偷偷玩她的首饰盒，弄丢了里面的戒指、耳环，她都顾不上追究。
就这份不很细致的母爱很快也消失了。萧红八岁那年秋天，姜玉兰得了一场暴病，应当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家里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高大儒雅的大夫经不住高额出诊费的诱惑，带着一帮徒弟来诊治因为传染病病入膏肓的张家少奶奶，他用针灸刺了病人腿上一个穴位，针灸之后，大夫失望地摇摇头，这个病人已经没治了。
果然，没过三两天，姜玉兰就死去了。
萧红还不太懂得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前两年大弟弟富贵得病死去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落泪，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一会儿就能醒过来。奶奶去世的时候，那热热闹闹的出殡场面只是让她觉得好玩。现在妈妈也死了，她依然不知道发自内心的放声痛哭，只是被嗷嗷待哺的小弟弟撕心裂肺地寻找妈妈的哭声感染，陪着弟弟一起哭泣。
后来，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弟弟被爸爸送回阿城四叔的家。没了妈妈，没了幼弟，院落一下子冷寂下来。
爸爸整天沉郁着一张脸，那冷酷的表情常常让她不寒而栗，她才想起妈妈的温暖。看来妈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没妈的孩子就像深秋园子里的野草，在寒风中无依无靠地挣扎着。
失去母爱的萧红敏感而神经质，她凭着本能学会了自己去寻找温暖的庇护，四顾左右，她想到了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