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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埃及、印度、美索卜达米亚等地，很早就已开始驯养猪，中国在8000～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埃及大约在3500年前，欧洲则在罗马时代以后。其后，养猪生产逐渐发展，有关养猪的科学技术逐渐发明进步，诸如育种、繁殖、饲料、饲养、栏舍建筑、兽医防治等技术日益发达，猪文化的内涵就变得比较丰富充实。
在汗牛充栋的古籍和形形色色的古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猪文化发展的轨迹。《易经》《周礼》有阉割术的记载，商丘子有《养猪法》，可惜已失传；秦朝有《相六畜》的记载；汉代的《史记》载：“留长孺以相彘立名。”《孔洞子》载：“豕主食，故一豕十七八。”卜式有《养猪羊法》，也可惜佚失；魏国的《齐民要术》记载养猪技术较为详尽；元朝的《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有猪选育技术的记载；明代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包含有治猪病的药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沈某的《农书》、邝墦的《便民图纂》，都列举养猪一项，对前代选种、育肥、治病都有所发展；清朝时的张宗法有《三农纪》、杨山山有《幽风广义》，各府（包括台湾府）、州、县的地方志，“物产”一项，大多有猪的记载。由于猪肉是人类的主要副食品之一，因此肉食加工的技术也得到重视和发展，并且介入到饮食文化中，互相渗透，珠联璧合，创造了不少肉食文化的瑰宝。
猪是我国十二生肖之一，是我国古代农耕文化的一个典型符号。猪从原始丛林走进人类家庭生活，经历了由神祇到俗物的转变，猪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我国尚猪的习俗源远流长：早在距今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猪纹的器物，这说明在早期的人类生活中，猪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我国早期的龙形象中更是融合了猪头的外貌，可见猪是神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足见其地位之神圣。汉代丧葬习俗中的握玉习俗主要就是死者手中紧握玉猪，民间器物装饰、一些风俗人情更是体现了对猪这种家畜的特殊关注，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猪骨的化石占到1/3左右，比其他动物的化石都多。诸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猪很早就被人类驯化并大量圈养，而成为“六畜”之首。有考古资料印证，人类最早在12000年前就开始家养猪了。直至现在，猪的全身，包括内脏，无不成为一个巨大的“聚宝盆”，食猪肉已经成为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内容。
猪（豬），按照许慎的“六书”造字理论来看，是个形声字，“豕”是其形旁，表义，是个后起字。在上古时期，表示猪的字为“豕”，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豕”这个字，豕是个象形字，主要突出了猪硕大的肚子，不同的文字形态反映了不同的观测重心，有的显现出还未完全驯化的猪嘴，有的显现出简短的猪尾，有的显现出长长的猪毛。在古代，猪也称之为彘，彘和猪是方言的差异，《方言》第八：“关东西或谓之彘。”如此多的关于猪的汉字，说明猪在古代社会人们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和作用，人们才会对它观察得特别细致，因而在语言符号中才会反映出来。几千年来，中国人已经离不开猪了，在与猪的共同生存中，中国人创造了独特的猪文化。
与猪相关的汉字有“彘”字，反映的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捕猎野猪为食，又如“逐”字，描绘的是古人类正在奔跑追逐野猪的场景，是很古老的猎猪方法。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把野猪驯养为家猪，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家”字。关于“家”字的解释，一般认为它是个会意字，表示房屋下面有猪，以房屋和猪两个事物构成“家”的意义内涵，而唯独没有人的要素在这个汉字里，这不正说明猪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当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野猪已经完全被人们驯化为家猪，成为了人们生活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可以说，“家”是上古社会人们分食猪肉的公共场所。随着人类狩猎技术的提高，狩猎产品的丰富以及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公房”逐渐转化为少数人食猪肉的地方，“家”也逐渐演化为以人为主的私人化场所。又如“冢”，许慎解释为“高坟也”，是人死的居住地，与猪同穴生死，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习俗，猪也同在穴中。可见，古代先民的生和死都有猪的陪伴，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猪已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相关的字还有：溷：厕所，是污秽之地；豕豕：甲骨文是两头或三头猪，表示群猪；豳：两头猪陷于陷阱之中，也是原始猎猪的一种方法；燹（xiǎn）：表示以火烧猪。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是否能与猪搏击也成为衡量人胆量和勇猛的主要坐标。因为在上古时期，野猪被视为与熊等猛兽一样的危险动物，能与之格斗的自然就是勇士了。有些学者认为，“事”字的甲骨文形体表示的意思就是双手举长柄网捕捉野猪的情形，“敢”也有以徒手搏击野猪的意思。《汉书》记载广陵王刘胥能“空手搏熊彘猛兽”。在历史典籍中，很多人的名字也与猪有关，如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汉武帝时期的大将苟彘，又如刘邦手下一名大将刘豨，东汉末，犹有东海豪强名昌豨的说法，这些著名人物以猪名来取名字，可见搏击野猪被视为勇猛的观念当时已深入人心了。
与猪有关的主要成语包括：“牧豕听经”“杀彘教子”“信及豚鱼”“豚蹄穰田”“敝鼓丧豚”“狗彘不若”“狼奔豕突”“人怕出名猪怕壮”“狗彘不食其余”；主要歇后语有：猪八戒翻跟头——倒打一耙、猪八戒掀门帘——净想出头露面、猪八戒看唱本——假斯文、猪八戒下凡——不像人样、猪八戒不成仙——坏在嘴上、猪八戒擦粉——遮不了丑、猪八戒背媳妇——出力不讨好、猪八戒耍耙子——就会一手、猪八戒掏耳朵——里面有货、猪八戒调戏嫦娥——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等。这些成语和歇后语反映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猪文化的历史走向，猪从祭坛上的主角逐步走下神坛成为世俗下贱龌龊的代表，猪的神灵地位逐步丧失，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嫌恶的对象。
2.4.1 崇拜的偶像
动物崇拜是中国古代先民常见的崇拜形式。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猪图腾崇拜，徐显之在《山海经探源》一书中认为：“在《北次山经》中所述共46个山，其中有20个山的山民崇拜马，另有26个山崇拜猪。”由此可见，猪在史前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据一些专家的考证，古老的豕韦氏（也就是后来的满族）就是猪图腾民族，古哈尼族、傈僳族以及珞巴族都以猪为氏族图腾崇拜物。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郭，同彘之国，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从这些原型神话中，可以看到人头猪嘴的形象，在洛阳的汉墓中也发现了猪头怪人的绘画。尤其是在上古时期，猪崇拜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内容。我们知道，崇拜源于恐惧，在上古人兽杂居的自然条件下，来自动物的威胁很多，野猪以力大闻名，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驱猪行》道：“长牙短喙食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这是描绘野猪糟蹋农作物的特写镜头，可见它对于农业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奉猪为神物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随着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兴起，原先的狩猎巫术转化为丰产巫术，其中一个主导观念就是大地母亲生养人与万物的观念。地母观念是上古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宗教理念。
在原始蒙昧而混沌的观念中，猪被奉为养育人和万物的“神圣”之物加以崇拜，尤其是在秦汉以前，猪的神圣地位尤其重要。猪肚子肥大、繁殖力强、蓄养快、肉多脂多的特点很容易与“母”丰乳肥臀、善生养的特质找到共通之处，比如希腊青铜文化的“母神”就是一头大母猪的形象。由此可见，早期的猪崇拜其实是农业文明兴起之后，人们对丰收、多产、繁殖等渴望的一种物化体现。即使是在现在东北的满族、鄂温克族等民族中，猪的形象仍然是作为崇拜物画在其一些装饰物上。早期的猪崇拜还体现在猪龙崇拜上。在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的“玉猪龙”。据考古学家考证，早期龙首的形象取自猪头，后世的“龙马精神”是取代了早期的“猪龙精神”而来的。早期猪与龙的合体体现了当时人们尚猪崇猪的社会习俗，在其他相关的兽型玉器中，也可以看到吻长鼻突、双鼻孔、大头肥体等猪形特质，上古文献中也有猪与龙存在联系，如明代张英等编写的《渊鉴类函》引宋代《东坡志林》提到“猪龙”二字，将猪与龙并提。汉族民间传说“猪婆龙”也是把猪与龙同女性神灵及水的母题联系进来。至于猪纹钵、玉猪等猪器物，在上古时期的考古中也有大量的发现。
2.4.2 祭祀的工具
“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和民族的祭祀中使用广泛，猪与牛羊合称 ‘ 三牲’，一说 ‘ 三牲 ’ 齐备，谓之 ‘ 太牢’，又称 ‘ 大牢’，然而就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俗风情来看，以猪祭祀最为普遍”。猪骨化石比较普遍的见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之中，可见猪是供奉神灵的最好祭品。《礼记·礼器》：“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礼记·杂记下》：“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狠豚。”《左传》：“郑伯使卒出狼，行出犬、鸡，诅射颍考叔者。”《八旗通志》：“春秋立杆祭神后，祭马神二日，各用猪二；王公祭马神一日，用猪一。”祭社稷、祭祖先、祭马神、祭神诅人、祭神器，都要用猪，猪在作祭品时还有特殊的名称，“凡祭、豕日刚鬣，豚曰月昏肥”，这些都说明猪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祭祀物品。从考古发掘来看，在商代占卜用的兽骨中，除了牛骨之外，还发现了猪骨、羊骨和鹿骨。《墨子·迎敌祠》记载了上古一种祭祀方法，以鸡、犬、羊、猪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这里，猪在祭祀中代表的方位是北方，代表的颜色是黑色，是重要的祭祀牲畜。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握玉猪的丧葬习俗，汉代重视厚葬，现在出土的汉代墓葬中，比如著名的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就有玉猪。由于玉猪价格昂贵，东汉以后出现了石猪、陶猪等随葬猪品。“握”是不希望死者空手而去，而“猪”是财富和富贵的象征，因此“握猪”就是在死后也要带走“财富”。考察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直至现在，很多传统民俗尽管退去了猪神圣的外衣，但是仍然保留了跟猪有关的内容，如汉族过年仍然要“杀年猪”，广东潮阳迎亲的花轿前要悬挂一块肥猪肉，摩梭人用鲜红的猪血染红树枝表示祖先灵魂回来的路，山东沿海的渔民杀猪祭海，希望能给自己带来财运，他们称“杀发财猪”，四川凉山州彝族逢年过节流行送猪头，畲族还有抢猪节，张家界土族祭祀祖先还要吃一种“猪血饭”。在中国一些民族的大小祭祀事件中，猪几乎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无论是神坛上猪的高高在上，还是民间有趣的猪文化习俗，都反映了早期社会，猪尤其是野猪作为崇拜物的地位和拥有猪肉是财富象征的文化现象。
在上古社会，猪之所以成为人们圈养的首要家畜，自然有其优越性。“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猪吃每100磅（1磅≈0．453592 37 kg）饲料，就大约能长20磅肉，而牛吃同样多的饲料只大约长7磅肉，以每卡饲料热量所产出的热量看，效率是牛的3倍多，是鸡的2倍多。”猪肉这种多产的天然优越性自然很快就使其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肉类食物，于百姓而言，能食猪肉也是生活美好的体现。难怪孟子在向齐宣王描述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木兰诗》：“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是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后，其弟杀猪宰羊慰劳姐姐，并庆贺姐姐建功立业的喜悦情景。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是一位食猪肉的典型文人，他不光是伟大的诗人、词人，还是一位美食家，他在黄州时作的《食猪肉》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奠管。”此诗诙谐生动，通俗易懂，既刻画了诗人爱吃美味的猪肉的情状，又介绍了烧煮猪肉的诀窍——“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这就是驰誉古今中外的名菜肴“东坡肉”的由来。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肉类供应的多样化，猪肉由于其较低的蛋白质含量和较高的脂肪含量逐渐退出“大肉”地位，但是，猪肉仍然是当前中国人常见的食肉内容。
猪浑身都是宝，猪被人类宰杀之后，不光肉类能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而且它还有其他很多的功用，自古以来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很多，《肃慎国记》说：“猪放谷中，食其肉，衣其皮，绩猪毛为布。”猪的皮毛可做人类衣物、甲胄等的材料。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列举了猪的几十种药用价值，猪被列为二十六畜之首。清代《三统纪》：“猪肠截分寸余悬（柑橘）枝上亦不生蠢。”南宋《鸡肋编》记：“用猪脬（膀胧）盛脂其中，张口置黄柑蚁旁，俟蚁入，则持之而去，用以防柑橘虫害。”猪肠、猪脬可以用来防治柑橘虫害。此外，猪的排泄物猪尿、猪粪以及猪骨汁等都是农家肥料的主要来源，它为农业的增收提供了保证。
《符子》载：“朔人有献燕昭王大豚者，车夫膳之。豕既死，乃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今仗君之灵而化，始得为鲁津之伯也。’”文献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了猪的自惭形秽和其地位的滑落。猪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向世俗生活，是有一些原因的，仔细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上古时期以猪为图腾物，是由于野猪曾是人类生存的威胁物，人类惧怕野猪，是因为野猪凶悍、健壮、勇猛，崇拜源于无法企及。然而随着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增强，猪在经过了人类长期的驯化之后，丧失了野猪在野外生活的一些特点，已经不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威胁，实实在在地跟人类生活在一起，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上的祭物和崇拜物，而成为人类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成员了。已经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物，而是一个要人类掌管其生活起居的俗物了。走入人类生活成为猪变为世俗之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家庭生活中的一员，由于接触频繁，对其习性就越发的了解，猪的神光逐渐褪尽，人类注意到驯化后的家猪已经完全褪掉了野猪那种速度、力量和凶猛的特性，而变得腿短、吻粗、肚大、耳阔、体肥，本来就不怎么俊俏的外貌越发丑陋，猪头的变形使得它很难成为吉祥龙的形象来源，玉猪龙的形象就此也改变了。加之自从被人类圈养之后，猪成为饭来张口的动物，它不需要为食物而奔波，不需要剧烈的活动，它只需要躺在那里，吃着人类供给的充足食物，准备好被宰杀的肉体即可。吃了拉、拉了睡，给人一种慵懒、腌臜的感觉，由此猪被彻底剔除出神性的圈子，成为了实在的世俗之物。最后，随着人类圈养家畜品种的增多，猪与其他家畜的类比中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与牛相比，它不能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和好助手；与马相比，它不能在战场上帮助人类战斗；与狗相比，它不能看家护院；与猫相比，它不能匍匐人前与人为伴……原始社会形成的猪崇拜文化在世俗社会的挑战和检验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也是猪崇拜文化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从文化品性来看，在一些古老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猪的这种双重文化特质。一方面，它扮演着与人杂居乃至解救人类于危难之中的文化英雄，如“在洪水神话里，猪是神兽，作为天神的助手，向人类发出洪水的预告；在洪水中，以猪皮做鼓，充当人的避水工具，在洪水过后，协助人走出避水容器，在重整天地之时，又咬掉多余的太阳和月亮，使人类过上正常的生活；又在“弃子神话”母题中，猪也往往充当解救和呵护弃子的英雄。另一方面，猪又往往成为贪吃、贪色、懒惰、愚笨的形象代表，如我国经典的猪八戒形象，历来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在天上，它因为调戏嫦娥被逐下凡间；在人间，它又因为贪恋高小姐美貌而被剃度随唐僧西游取经，历经磨难，在西游途中也一直好吃懒做。这种文化的双重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相关联，也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以及中国人对猪的观察和态度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纵观历史发现，猪尽管从庄严肃穆的神坛落入低俗，成为懒惰、贪婪、低俗、肮脏、龌龊的代名词，但是有关猪与人共处、猪母救人等原型神化仍然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跟猪有关的风俗习惯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原始的猪情节仍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深处；横看当今，猪肉仍然是中国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猪仍然以一种全身而用的作为默默奉献着，尽管人们还在用“笨猪、猪头”等词语贬斥它，但是以猪为字基的语义场正在随着人们对猪认识的集体深入而悄然变化着，它开始拥有了憨态可掬、傻得可爱、肥得逗人喜欢等意义，并且随着对猪的科学认知，人们发现猪还可以发挥其他的功用。如利用猪比狗还灵敏的嗅觉用于刑事侦查等，猪也许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继续为人类服务。从丛林中的大力士到人类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猪的文化意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