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梦雨 吕梦露
（李梦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吕梦露，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作者简介： 李梦雨（1989—），女，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学（E-mail）limengyu09＠126．com。吕梦露（1989—），女，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E-mail）bambi0052＠gmail．com。
摘要： 随着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新媒体不断涌现，冲击着原有的媒体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习惯，“手机人”现象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而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转型：由“熟人社会”进入“半熟社会”，甚至趋向“陌生人社会”。半熟社会与手机之间碰撞出新的火花——“手机人”。本文以全媒体时代为背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手机人”，通过文献梳理与逻辑思辨的方法，总结出“手机人”的研究缘起、相关概念、表现特征、形成原因以及对半熟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手机人；半熟社会；陌生人社会
引言
我们在地铁站、咖啡馆、马路上，随处可见有人不断地翻动着手机，甚至坐在对面的两个人，也要用手机交流。全媒体时代的受众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因为新的工具——手机出现了。手机已经开始“入侵”我们的生活，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媒介格局，也让我们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手机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手机呢？手机是否真的控制了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呢？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在传播层面被新的传播技术肢解，我们进入了媒介营造的“半熟社会”。而手机功能的更新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让我们进入以手机为主导的“陌生人社会”？
一、“手机人”研究的缘起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手机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工信部《2014年1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统计：2014年1月，移动电话用户净增615.7万户，达到12.35亿户，3G用户总数达4.19亿。
此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较2012年底增加8 00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手机继续保持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手机传入中国，经历20多年的发展，在国内迅速普及，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伴随而来的还有“手机控”“拇指族”“低头族”“屏奴”等现象。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如火如荼，不断冲击着原有的媒介格局，并由此进入了“全媒体时代”。
对于“手机人”现象的研究，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
（一）“电视人”→“容器人”→“网络人”→“手机人”
研究媒介对人类的影响，一直都有前沿和具有远见的理论和著作。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电视人”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注重感觉的“感觉人”。
另一位日本学者中野牧也用“容器人”描述媒介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后来有学者根据互联网对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的影响提出了“网络人”的说法。如今，手机普及的程度如此之高，而且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手机人”的概念也备受学者的关注。
（二）媒介依赖理论
大众传播社会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提出媒介依赖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其影响也越大。
手机像是百宝箱，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社会行为划分为传统型、情感型、价值合理型以及目的工具的合理性。
研究“手机人”，从行为动机来说，手机依赖出于情感型以及目的工具的合理性。
（三）媒介——人的延伸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无论它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
手机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和效果重新定义了媒介格局：从大众传播为中心走向全媒体时代，手机成为分众的重要力量。同时，他还提出“媒介——人的延伸”。
媒介承载了视觉、听觉、触觉等功能的延伸，电视、网络、手机等成为我们身体的器官。手机放在口袋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不可或缺，手机逐渐塑造了另一个自己。
（四）拟态社会的真实互动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传播依然在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戈夫曼曾经提出“前台—后台”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就像演员表演活动有前台和幕后之分一样，虚拟身份也带来了角色扮演的前台、后台之分。
手机传播是典型的虚拟人际传播，在手机虚拟的社会里，持有手机的人进行着真实的互动，而且虚拟互动与现实交往相关联，意义丰富而独特。
二、概念的界定和厘清
（一）“熟人社会”→“半熟社会”→“陌生人社会”
社会学家费孝通解释了中国为何称为“熟人社会”：血缘、亲缘、邻里、同党、宗派等关系是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都由“礼俗”控制。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礼俗”逐渐被肢解。学者们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我们被“困在”电视机前，被“锁在”电脑里，被手机“牵引”着。刘德寰说，原来人们在构建关系中以血缘为主导，但在实际生活交往中真正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往往是周边的人。在半熟社会产生之后，你会发现“周边”这个范围在急剧扩大，甚至到无限。
如果加以深究，正是媒介协助我们拓展了这个圈子。手机作为最贴身的媒介，把圈子一点点地交叠、归拢、再延展。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提出了“陌生人社会”的说法：“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等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
也有人这样定义“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和交往方式的变革，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地缘甚至业缘的限制，人们可以在时空脱域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和互动。”
信息社会是一张网，每个持手机的人从中捕捞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换言之，利益驱动我们使用手机，我们是被需要者，而不是我们需要手机。社会日新月异地变化，在这里，我们并不能用“前进”来形容。因为手机是否成为“半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仍需继续探讨。
贺雪峰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理论视角研究中国的乡村变迁，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由此中国的社会学、伦理学等开始研究“半熟”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
也有人这样定义：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主要以“半熟人”或“陌生人”为交往关系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超出血缘关系辐射范围之外，强调的是个体与他人特别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应该如何“对待”的问题。
刘德寰教授从媒介传播的角度，认为媒介促使人类进入了“半熟社会”，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的诞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建立在熟人之间。由此看来，媒介所营造的社会真实是经过加工的社会事实，而受众在此环境中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功利”。尤其是信任、交流、情感付出等方面，“半熟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
（二）“手机人”概念的提出
当前，国内外对“手机人”现象的研究者众多。日本学者Mizuko Ito等人所著的《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是通过对若干日本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访谈，总结出他们使用手机的社会性因素，并提出“亲密的陌生人”的观点。澳大利亚的Bianchi亲自设计了“手机问题使用量表”对国民进行测试，试图发现手机依赖症产生的因素。英国的文森特从情感的角度研究人类对手机的使用目的和情绪波动：人和手机之间由一定的情感联结。
国内许多研究者使用心理学解释人对手机的依赖，也有学者从虚拟社会互动的观点分析人和手机的关系。当然也有学者从手机影响人类生活的程度出发试图解释人类使用手机得到了何种满足。“手机人”是不断进化的，和人类进化的过程类似。匡文波觉得“手机人”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有三层含义：使用手机的人；在以手机为核心的“大互联网时代”；手机让人们真正进入信息智能社会，未来人人都是“手机人”。
无论从心理依赖的“行为成瘾”还是“媒介依赖”“媒介——人的延伸”等理论对“手机人”进行描述和解释，都存在其合理性。
（三）“手机人”的概念界定
既然称为“手机人”，那么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手机和人。人不能脱离社会，手机不能和人分离。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转型，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们正处于“半熟社会”，也许即将步入“陌生人社会”。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不再固定，而是碎片的，甚至是撕裂的、混乱的。而手机的诞生正迎合了这样的社会需要。刘德寰认为手机是天生带着“体温”的媒体，可以成为各类媒体的整合终端；它也是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的媒体，“手机人”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赋予了“移动”能力的人群。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几乎是一直依靠大众传媒勾勒出来的世界，所以当手机出现之后，我们爱不释手。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取了一定的自由，我们的身体发生了进化，我们成了“手机人”。拥有手机之后，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用它雕刻我们的生活：联络彼此、购物经商、新闻速递、表达自我……我们不再单纯地“精神依赖”手机或者“行为依赖”手机，而是综合了这两个层次的依赖之后更加超越。人类可以控制手机，而不是手机控制人类，这才是当前进化阶段的“手机人”。这是一群运用手机自媒体传播社会内容，培养自我认知又影响社会的人。也许十年之后，“手机人”又有了新的功用和特征，会吸引新的研究者深度剖析。
三、“手机人”的特征
（一）“手机人”的一般特征
“手机人”的特征与手机传播的特征息息相关。曾有学者把手机界定为“第五媒体”，由此我们进入了全媒体时代。现实社会中，手机成为普及率最高的“媒体”，而且相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手机又是典型的“自媒体”。综合这些说法，传递了相同的思想——手机是媒体，而且在传播格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不得不提及“微型传播”，包括微博、微信、米聊、易信等在内的社交平台是相对电视、广播等来说的微时代新产物。手机作为这些微传播的最私密、最贴合的载体，成为微时代不可缺少的工具。
《手机，个人性化的大众媒体》总结出手机媒体的特点：移动性；个性化；互动性；多媒体融合；速度快、范围广、效率高而导致传播效果强大。
《手机媒体商业模式研究》认为手机媒体的显著特点：移动性；自媒体化；伴随性和个性化；互动性。
总体来说，手机的传播特点可概括为：首先手机是移动性互联网络；其次手机是个人的私密的传播；再次手机整合了多样的传播终端；最后手机传播的效果强大不可测。
由此，我们描述“手机人”的一般特征也较为简单而清晰。
第一，必须具备手机和人这两个要素，而且使用手机的频次高、技术娴熟和掌控能力强。能够运用手机进行情感互动、信息发布、商务理财等。第二，“手机人”使用手机的目的多样化而且私人化订制特征明显，比如商务人士偏向于财经，旅游爱好者偏向于地图、订票等。第三，手机对个人的影响大，同时也影响了被手机联系的对方，手机累积的关系像水波一样不断扩散。我们不得不承认，手机媒体对社会、文化、经济、企业和个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手机人”是微时代传播最基本的单位，像一颗颗闪烁的点，组成了新的传播图景，与大众传播媒介相重叠但又不重合。
（二）“半熟社会”中“手机人”的特征
“手机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不断得到进化，在六度分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三度分隔理论，用于描述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强弱关系。就“半熟社会”的特征而言，“手机人”身处其中也带有半熟关系的特质。
1．生活的时空不受限制，私密性增加，公共性降低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交往方式、获取资讯的途径等更加多元。时间、空间无限延展，不再受控。“手机人”是穿梭自如的群体，没有固定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即使培养了相对稳定的使用媒介的个人习性，也会很快因为技术的革新而更换。同时，手机是私人的媒体，让公共空间变得狭小，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人际交往是出于自愿接触或被动接触，手机让人际的交流和沟通形成一条类似曲线的地图，二者并不相熟，但却因手机而“绑在”一起。
2．人际交往方式复杂，手机等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社交逐渐成为主流
中国一直是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我们秉承着“关系多了路好走”的观念去搭建社会网络。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为我们营造了新的交往方式，拟人际的交流也被我们接受甚至追捧。“手机人”在“半熟社会”里如鱼得水，用最简洁的方式获得需求，营建自我的社交圈。
手机并不是陌生人社会的加速器，“手机人”只是生活在我们社会中普通的人。心理学家认为“瘾君子”是有害于自身和社会的，但现阶段的“手机人”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媒介依赖的层次，已经进化到“人机合一”的程度。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手机，为自己获益。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不是患有依赖症的人。手机是一种工具，连通了网络之后，更多的APP功能供我们使用，我们正确使用手机进行交流沟通，发布自我看法等，是正常的社会行为。而且，还能扩展我们传播圈子，并没有让我们之间变得陌生。
3．“手机人”凸显个性化，集体意识淡然，思维理性而富有情感
“手机人”自身是有意识、有思想而不被手机控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手机人”是由于被动需求而一直使用手机的人。半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相互需要，被需要超过了自我需要。所以，“手机人”是半熟社会最为明显的标志之一。此外，“半熟社会”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大，所有占有媒介资源的人们能够较快地获取社会资本。“手机人”的自我满足意识增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却逐渐远离集体。
“手机人”在“半熟社会”中，另外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思维理性化与盲从化并存，理性占据上风。注重自我的利益，追求个人的满足，人与人的交往偏向于获得利益，而非真情实感。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中国的传统伦理观点和道德约束的力量并没有完全丧失，手机与人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情感，不是单纯地利用工具，“手机人”与“手机人”之间也是如此。
四、“手机人”与“半熟社会”的关系
（一）“手机人”现象产生的原因
1．时代使然：媒介格局的重新组合
手机多方位的强大功能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渗透到人的器官之中。时代赋予了手机新的使命，传统的媒介格局已经被互联网打破。手机的出现，是媒介传播的一大亮点。个人与个人散点式的传播模式与互联网的海量传播相结合，让我们进入到了无法筛选的“信息社会”。微时代传播显得游刃有余，精准而且贴合了人际交往的特性，所以手机才会受到更多人的追捧。与此同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权利概念的增强，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媒介传播和公共事务。新媒体赋权的今天，“手机人”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机会，他们成为“无证上岗”的记者，拍摄他们的所见所闻、阐述所思所求。手机成为他们权利争取和表达的重要工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手机人”。
福柯提出“全景敞视”的观点，
新媒体的发展让“全景敞视”的世界提前到来，手机就是监视我们所处生活的“摄像头”，让更多的细节公之于众，微型的传播内容也能被对方接收，我们现在被逐渐透明化。手机传播会带来信息，同时也会带走我们的信息，不管我们是否自愿地表达。反过来说，时代发展如斯，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全媒体格局之中，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手机去观察世界，探索自我，发现社会的细节。在这样手机如星星般散落的传播云图中，我们每一个个人运用手机都希望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2．手机传播：满足了现代人的时空需求
布尔迪厄强调“个人性即社会性”，
手机的主要特性之一——它是私人化的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我们每一个使用手机的个体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然而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和控制，我们的时间被割裂，我们的空间被打乱，快节奏、高效率的压力向我们袭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人选择用手机去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手机人”具有一系列的社会内涵：是进行传播的人，是接收信息的人，是商家争夺的对象，是政府征税的对象，是人际交往的对象。“手机人”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变换自如。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去拓展自我，完善自我。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所信仰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被西方所“仇视”。如何去面对这些压力和困难，经济和利益把原有的社会关系搅乱了，“熟人社会”逐渐瓦解。而运用智能手机能缓解我们的压力，这些丰富的数字终端填充了我们零碎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活瞬间充满了色彩和希望。
3．人际交往：真实与虚拟的情感沟通
人类的传播历史一直不停地更新和完善，但是人际传播一直没有被时代“抛弃”，手机的出现符合人际交往的规则和要求。有学者称“最适合人类的信息交流方式是边走边谈，手机这种媒体具备人类最初的行为特征”
。手机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虚拟的社交，我们打电话，发短信，运用微博、微信联系彼此的时候，知道对方存在着，而且会有回应，让我们拥有真实社交的温暖和激情。随时随地可以自由地讨论，不受时空限制，而且迎合了中国人压抑已久的主动交往的欲望。试想一下，我们需要找到一起旅行的玩伴，用手机发一条信息，很快就会收到回复，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而不是囿于原有的社交圈。
手机能够给我们带来社交上短暂的满足感，扩展我们的圈子，让我们有交流的渠道。但是这样的交往都停留在浅层次甚至是一次性的交流。手机是“中介”，介绍我们彼此认识。如果没有手机，也许在现实中，我们永远不会相识。而真实的社会中，我们都是忙碌的人，即使是朋友也没有时间陪伴我们左右。手机却是我们24小时待命的朋友，在满足我们生活、工作的需求之外，还能让我们倾诉和发泄情绪。同时，相对于真实的人际交往，手机所构建的虚拟社交成本很低，但能获得相同的情感满足。不是我们主动成为“手机人”，而是被持有手机的对方需要着，渐渐地我们都成了“手机人”。
（二）“手机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半熟社会”的未来
布尔迪厄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组成的，生活在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
个人在现实社会中建构自己的圈子，与他人发生关联。手机会把圈子进一步扩展，关联的内容也会更加丰盈。“半熟社会”的社会交往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因此角色变换是适应这一变化的最佳工具，手机让我们的角色调适如虎添翼。手机所营造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手机两端的人进行对接，不断地组建新的社会关系，增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黏度，确定了其对应的社会层次和角色。手机是机器，但是经过人的使用却可以推进社会结构的更迭、人际关系的强化等。媒体对社会的演进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手机的另外一种属性就是自媒体，是个人私密的窥探世界、建构自我认知的渠道。
哈贝马斯强调好的传播需要是互动的，意味着使对方理解并接受自己传播的意图。
“半熟社会”中，我们都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跟自己的“受众”详细沟通，手机是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通过手机缩短了我们认知彼此观念的时间，也加快了双方或者多方精神诉求上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手机是掌控人类的机器，钝化了人的思想。其实不然，尽管智能手机可以替代人的一些行为，却不能取代人的思想。这也是手机并不能让我们迅速进入“陌生人社会”的关键所在，任何一种高科技都是人类发明的并受人类的操控。当然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存在，认为手机破坏了原有的交往方式，让人际关系变得不再直接和具象，甚至手机开始入侵个人的思想，钝化了人的思维能力。
媒介在社会中扮演着动员、协调的作用，手机把这个角色诠释得更加出神入化。“半熟社会”中，人际交往需要运用介质才能获得相应的效果，手机无疑是最贴合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工具。“半熟社会”的社会交往趋于非安全型，特别是建立在“手机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手机所营造的媒介环境，让我们更想隐藏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从而对手机以及用手机与我们交往的人产生依赖。我们自动或者被动成为“手机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机人”的圈子在不断扩张，我们可能在现实中并不熟悉，但是在朋友圈点过赞，在微博上彼此关注。反之，我们在现实中熟悉的人，在手机构建的虚拟社会中却展现了另外一种性格，让我们觉得陌生。
2．我们不是陌生人
齐美尔提出了“陌生人”的概念，
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接近，但是在社会空间上却是疏远的。一直提倡我们是存活在社会中的人，这样我们才有意义，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动力。人类的社会性是历史和空间的结合体，我们不能割裂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去看“手机人”现象。手机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但是也是为了适应社会而诞生的。手机所营造的媒介传播环境具有虚拟性和封闭性，它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空间，人的社会身份是虚幻的甚至是模糊的。与原来的传统模式不同，它短暂而肤浅。此外，手机让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带有功利性的目的。有人曾宣称传统媒体会因为手机的出现而穷途末路，但是这只是预测，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社会，毕竟手机传递的是未经权威认定的信息和内容，无法辨别其真伪和价值。
目前没有研究能够证明手机或者互联网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我们所见到的“手机人”专注于手机而忽略身边的交流，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其实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陌生人”。手机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更容易加速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这是思想与情感的双层享受。同时，能够重塑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也能强化或者弱化手机人本体所持有的世界观。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手机信号磁场中，“手机人”会被多样的信号所辐射，很快就会找到归属。当然也会弥补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时间、空间上的缺憾。“手机人”在时间上是非线性的，手机能帮助我们记录属于自我的历史，也能有效地协助我们规划未来，此外还能让我们在各处领略到手机带给我们的实质性的生活享受。
分享，是“手机人”对社会的又一贡献。手机的移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对固定的解除等特征处处表明自己的自由个性。而正是这种行而无疆的传播方式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协调”的观念。在这里，协调意味着沟通、博弈、妥协、共识。而分享是缩短这个过程的秘诀。陌生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半熟社会”中，我们在形式上是陌生人，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环境，甚至我们的社会身份不尽相同。但是，手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域，我们可以在这里共享属于自己的经历、精神财富以及价值观。从此，我们变得并不陌生，实际上我们在真实中却很少接触甚至素昧平生。同时，分享也有可能造成另外一种结果，那就是社交群体的微化和极化。虽然人与人之间通过手机连接并相互关联，但这种交往具有隐蔽性和瞬间变化的可能性，对真实的社会交往与社会秩序产生负面的影响。尽管如此，“半熟社会”与“手机人”仍是较为完美的结合，但也有许多尚未发现的问题和矛盾，手机与人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转型，让我们拭目以待。
结语
“手机人”现象研究是一个庞大而持久的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手机技术在革新，人的情感在变化，社会也在经历转型，目前所做的研究也许只能窥视“手机人”的一个方面，不能涉及所有的内容。关于“半熟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理论尚未完善，姑且拿来作为研究当前“手机人”现象显得有点生硬，但是我们去尝试用新的角度分析社会，解读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要我们有所发现，哪怕若干年后，这个发现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应该大胆假设。人际传播延续了几千年，手机的出现让大众传播受到了威胁，人际传播再次回归，人际交往也变得相对“简便”。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各界也在尝试将负面的危害降到最低，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出台了一项措施：行人过马路时低头玩手机将会被罚款；内地的交通法规也规定开车打电话将被扣分并处罚；国外的一些餐馆直接断网，让人们能够回归原始的面对面交往的方式；还有许多组织呼吁关闭WiFi, 从手机中释放自我。
社会给每一个经历其中的人太多的压力和困惑，可能我们在物质上获得了一定的满足，但是精神和思想是匮乏的，我们需要通过手机去与世界连接，同时外界的人、事、物也可以通过手机与我们连接，我们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手机人”。这是社会演变和生物进化的结果，我们不能抵抗这样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如何更加快捷和理性地运用手机，是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手机人”不再是虚拟信号两端的人，我们的利益在趋同，我们的生活目标接近一致，我们不再陌生，而是能够运用手机共同争取获得美好生活的一个群体。我们彼此熟悉、相互鼓励，但是信号切断之后，我们又能正常地回归真实的生活。这是对“半熟社会”“手机人”的大胆假设吧。但是，未来的未来，我们都会成为“手机人”，操控我们自己所组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