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对话”：新媒体时代里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权博弈
——以“3·30”茂名抗议事件为例

许梦雅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作者简介： 许梦雅（1991—），女，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发展、新闻史，（E-mail）xumengya0515＠163．com。

摘要： 新媒体时代在满足了公众的信息求知欲的同时，也为公众话语的表达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平台，公众话语权日渐崛起。在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政府是话语权的主体。在当今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中，政府与公众的话语呈现出一种博弈的态势。本文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入手，以“3·30茂名PX抗议事件”为例，分析在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权博弈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原因，给出相关建议。政府与公众话语的和谐沟通和交流，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话语权；博弈；茂名PX抗议事件

前言

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中有着对“和”文化的独特钟爱。然而，在科技迅猛发展下的新媒体时代中，随着“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是发声者，不同声音充溢于每个社会话题的讨论，尤其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类矛盾，突发事件又频频发生。2014年3月30日爆发于广州茂名的关于PX的游行示威事件，政府和公众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经过，进行了线上线下的多方面表达。对于关于PX这类长期矛盾积累的问题，自2007年厦门市民抗议以来，矛盾不断升级，不同发声主体出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和社会需要，他们的话语表达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博弈和较量。

新媒体时代下，发声平台更加多元，发声主体更加多样，理顺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权力关系，处理好“和而不同”的话语关系成为保证社会和谐促进发展的关键。

一、新媒体时代里的公众话语权

（一）“话语”和“话语权”

对于话语的权威理论研究，当属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他强调话语的重要性，对于个人或是团体，话语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将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福柯在1970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首先提及。他认为权力是控制话语运动的关键因素，权力的实现离不开话语的表达。然而，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对话语权的内涵进行了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发展，他认为，在话语民主模式下，民众有较多的参与机会；将公共领域经过商谈取得的共识转化为法律或公共政策可以达到解决问题、化解冲突、提高法律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由此可见，他更倾向于将“话语”描述为一种公民享受的权力。

话语权的“权”既有“权力”之意，也有“权利”之意。虽然在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关于“话语权”字样的明确规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话语权早就已经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成为现在社会中不同主题表达意见的重要“软权力”。通俗地理解，话语权即为了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力。话语权的实现依赖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和现代化的全面完善，所以话语权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这些方面的重要标准。

（二）“公众话语权”

对于话语权这样一个概念，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着重根据主体类型不同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个体话语权、民族话语权、国家话语权等，本文论述的大众话语权就是按照主体不同的标准划分而来。从广义来理解“大众”的话，大众并不是特指某个群体，而是涵盖社会中不同层次的所有群体，当然也包含着政府组织或者媒介组织。新媒体环境中，人们在论坛灌水发帖，在微博评论转发或者写新闻，又或者是在微信圈中转发文章，都是大众话语权的表达方式。

新媒体时代公众话语权的表达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快速，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关注点用身边的新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不局限于传统媒体上收到时间和见报刊登的表达局限。二是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主题核心性，讨论不是单纯的情绪表达，也不是一味地吐槽起哄，而是有着一定的目的性和鲜明的主题意见。

在新媒体时代中，话语权已经成为公众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话语表达的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新媒体的传播快速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某些问题的解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众多话语表达的议题中，都与政府的某些政策相关。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博弈，也在这样的新时代环境呈现出新的状态。

二、茂名PX抗议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话语表达

2014年3月30日，广州茂名市民为表达对“PX”项目的抗议，进行了集体抗议活动，前期以漫步游行抗议为主，后期伴有毁坏公共设施的行为。PX只要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似乎就与公众大大规模抵抗和政府项目被迫下马相关。自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2013年5月昆明市民大规模抵制即将上马的PX项目，到近期“3·30”在茂名发生的集体抵制致使项目暂停。这当中每一次都伴随着政府和公众的冲突与互动，其中冲突更为常态，值得我们深思其原因。

（一）过度而低效率的宣传部署与危机处理：政府话语表达的失误

福柯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话语内容本身往往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讲述的方式。理顺此次事件中政府的前后做法，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1．操之过急的宣传动员

此次关于PX的抗议事件与以往不同的是，茂名政府在事前就已经意识到项目颇具争议，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避免争议，展开了密集的媒体宣传。

在2月初，茂名政府的主要领导曾经亲自前往九江学习关于推进PX项目的各种经验。自3月中旬开始，茂名政府开始了各种宣传动员，召开闭门会议、发放关于项目的介绍手册、播放《焦点访谈》中关于正确认识PX项目的节目并准备了大量关于PX项目的文章，想要在媒体上大规模宣传。3月18日，《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据参与抗议的民众表示，媒体密集的宣传让他们感觉PX项目“上马在即”，令他们产生“紧迫感”。抗议人群中对于这样的宣传并不买账，甚至表示：“报纸上的说法都是骗人的，PX要害死茂名人。”

2．既“防”又“堵”的危机预防措施

通过搜集资料查询到之前厦门之类的PX事件，引发市民对于这一项目是否会上马的巨大怀疑，对于官方的宣传资料自然也无法信任。由此，茂名的各大论坛和讨论区开始出现了大量关于PX项目的帖子，表达质疑。

此外，《市委宣传部积极做好茂名石化重点项目宣传工作》的文件提到，3月17日起，市委宣传部门等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处置引导，“对发表过激言论的网民进行身份核查，进行教育训诫和稳控”。这种训诫的口吻，对于现在自主性极强的广大网民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抗议爆发似乎已经是必然之势了。

3．与民沟通中的话语失当表达

3月27日晚上7点半，茂名官方召集当地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网友召开PX推广会。参会人数原计划是50人左右，但是抵达的人将近250人，而且参会者大多是熟知网络传播方式并在网络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主持者本想在进行关于PX的正确解读之后就离场，但是被迫留下回答与会者的提问，限定只回答三个问题。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无法令在场网友满意，而且现场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与网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推广会的失败和混乱，阻碍了茂名政府和市民沟通的机会，这样的做法也成为了抗议爆发的重要导火索。这次会议还给了前来参会的网友彼此认识和交流的机会，他们有知识、有共识，后来进行联合也不足为奇了。

如果政府在抗议爆发前的宣传动员井井有条，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矛盾初现时的处理态度能更亲民和真诚，那么此次的话语冲突也不会如此激烈。

（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公众话语表达的失范

从2003年“网络舆论年”发展至今的十余年时间中，网络科技提供多样话语平台，整个承载着公共舆论的话语空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大众传播的生态经历了一个从整齐划一到众声喧哗的嬗变。众声喧哗之中，广大民众通过网络实现了对热点社会议题的强化表达，但是表达方式和具体行为都并非完全理智。

1．“网络公民行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网络公民行动指的是“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展开的公民集体行动。新媒体的手段有多种，或通过互联网来组织和动员网下的行动，或以网络空间为主要阵地，在网上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和行动” 。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广大的公众早已不单满足于线上的活动，而是更多的以网络为媒介彼此联系，自“线上”而“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离线式”的具体行动。

在“3·30”茂名PX抗议事件中，据参加此次活动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是在3月28日，通过微信获知近期将有抗议活动；在3月29日，关于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便通过微信及其他网络途径开始大规模传播开来。除了拉条幅和喊口号抗议，当天下午出现了砸水瓶和扔鸡蛋、拦截车辆和对执法车辆的捣毁，还有纵火烧毁一些公共设施的行为。这些行为确实引起了部门的重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

2．“群体极化”带来的网络谣言蔓延

“群体极化”这一名词是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提出的。它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这一现象最大的特征就是情绪化和非理性，我们很难判定说这种情绪是对是错。有时，这种“群体极化”偏向下会引发大规模舆论声势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促使问题的解决，但是有时也会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信息漫布于网络，例如谣言。谣言的危害不在于其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当网络谣言迅速传播开之后，会使得网络环境被污染，也会给政府部门的危机处理带来负面影响，对于事件的解决毫无益处。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我们在微博上可以轻易搜到一些很夸张的照片，有坦克进城横扫街道，还有一些民众倒在血泊之中，同时还有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的说法。但是，最后这些微博很快被屏蔽，在新浪微博中也无法搜出“茂名”字眼。随后，政府也出来辟谣，表明照片是前几年某部队训练行进在公路上的图片，在处理现场混乱中也确实有人受伤，但并没有死亡情况发生。

新媒体不断发展给公众实现话语权提供了多元化平台，在公众话语权不断实现强化并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理智思考和理性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观念影响行动，在大众话语权全面崛起的时代进程中，多些合理的情绪表达，少些对谣言一哄而上的转发和传播，会更有益于事件的解决。

3．篡改词条，对科学原则的“违背”与“捍卫”

3月30日，茂名反PX游行事件发生当天的凌晨00:09，网友“＠幻想书生wjc”悄然将百度百科词条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当天20:33，网友“＠847872000”和“＠道牙子没事”多次修改词条，留言指责“＠幻想书生wjc”恶意篡改。随后，网友“＠溺水三千s”等又三次将PX词条解释为“剧毒”或“巨毒”，引起清华学子的参与。4月2日下午，清华大学化工系大二学生王润佳发现了词条被篡改的情况，随后在人人网上建立相册、发表说说，号召同学参与对词条的纠正捍卫。以清华化工系学子为主力，先后有近十人自发亮明清华学生身份，在知名网站上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清华化工学生最终取得了这场词条保卫战的胜利，词条所在网站对PX词条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清华学生此次行动被赞具有“当今中国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乃大丈夫也！”可见，在网络大环境中，广大网友具有不同的层次区别，其中有盲目跟风散布谣言的负面信息始作俑者，也有遵循科学原则理性对待的人们。话语权的争夺和较量不仅发生于政府和公众两个大主体之间，也发生于公众这个同一主体内部之间。

三、互动与博弈：理顺政府与公众间话语权关系

（一）理顺政府与公众话语权关系的意义

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认为，权力从来就不是单数的，权力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关系形态相互博弈的结果。 所谓博弈就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权博弈中，最理想的结果是合作共赢、平稳解决问题。但是，理想状态往往很难实现，所以政府与公众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借助各种新媒体展开线上和线下的话语权争夺。

简而言之，理顺政府和公众间话语权关系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平稳顺利地解决争议问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的社会生活场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类似“博弈社会”“断裂社会”“失衡社会”这样的名词被学者们相继提出，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指出：“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很多突发事件只要涉及官员、警察、城管、司法、央企、富人、下岗工人、小商贩、农民工、房价、物价等敏感因素，很容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 在众声喧哗，政府与公众之间没有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环境下，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二）对抗与冲突：政府与公众话语权矛盾的原因

1．政府缺乏有效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陷入“被”动境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话语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在历来的大多数公共事件中政府几乎一直是被苛责的，是陷入舆论旋涡中“被言说”境地，扮演着一种负面角色。由于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失当举动，没有办法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所以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政府只能成为“被言说”“被想象”的对象，“被报道”“被评论”“被建构”的客体。例如此次茂名事件前政府宣传的操之过急和“堵”“防”思维，只会催化抗议事件的发生。

其实，政府的官方表达在公众心目中具有的权威性远大于小道消息，但是因为政府表达不及时，使得政府在现在这样一种“间接传播”模式中，处于极为弱势、极为“被”动的话语关系中。

2．社会传统观念中的固有官民矛盾

政府和老百姓之间似乎一直都不在一条食物链上，官与民，就是弱与强的关系代名词。在一些维权的各类集体行为中，都与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有关。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来源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公共事件中，“弱势群体”的普通公众会在事件爆发之后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激发愤怒、埋怨的负面情绪，理性被抛之脑后，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过激行为。

3．公众的“习惯性”质疑

早在2010年的钱云会事件发生后，《京华时报》作出评论：“习惯性质疑，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但凡出现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公众总是本能地猜想其中的猫腻。” 这种“习惯性质疑”正是李普曼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中所谈到的“成见”。因此，在“成见”的作用下，“真相就是我们更容易相信的东西” 。其实这种“习惯性”质疑直接反映出的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时它们分别存在于两个相互隔绝的话语体系中。

在茂名抗议事件发生之前政府的科普和宣传、放的视频和登报的文章，并没有给广大的茂名市民以正确的认识和放心，而是引起了怀疑，造成一种项目“即将立刻”上马的认识。而这种不信任与PX项目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换成其他事件，公众依然会怀疑，这是长期以来民众对政府信任感、认同感的崩塌。怀疑政府已经成为人们在公共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一反应。

（三）互动交流：理顺政府与公众话语权的建议

1．利用网络建立“安全阀制度”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据科塞提出的“冲突理论”，他认为冲突是对有关价值和稀有地位的要求、是对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冲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有了冲突社会才有生命力，对冲突进行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中建立“安全阀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安全阀制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

在信息时代，网络是政府发布信息和公众话语表达的重要工具，自然也是充当这个“安全阀”角色的当仁不让的选择。网络给公众提供平台表达情绪、发出意见，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有利于在矛盾丛生的社会中化解冲突，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2．更“懂”媒体和受众：完善政府的话语类型

在每一次的公共事件发展中，政府的每次表态和发言都会是事件演变的重要节点。在政府的话语表达中，“通告”与“表态”是两种主要的话语类型。“通告”是否迅速及时、“表态”是否真诚有效，都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影响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在茂名的网络推广会中，负责官员对于网民问题的含糊回答，还限制回答数量，态度傲慢，引发了网友的极大不满。这场违背了初衷的推广会，恰恰成了推广危机的转折点。如果政府能选择好受众多、覆盖面广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采取机智幽默的话语对答方式，本着真诚沟通的心态与公众进行交流，那么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话语博弈会呈现更和睦的状态。

3．政府合理引导，增强调试性和灵活性

在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公众通过自己的话语表达有时会对事件的顺利解决和某些建议的落实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当今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线上的话语表达的双面性。公众拥有话语权，但绝不能滥用这来之不易的话语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合理舆论引导非常重要。

首先，政府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这是政府成功应对并解决公共事件的首要条件，也是处理好与公众话语博弈的重要举措。其次，要给公众反映意见的平台。政府的官方网站不能做成会议或官员行程的简单罗列，也不能做成简单的信息通知渠道，要给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及时听取意见和批评，也利于及时思考和制定应对措施。再次，是要对公众话语权予以充分的认可和重视。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公众话语权的崛起和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压制和忽视、“防”和“堵”的传统思维已经无法适应发展。关注民众呼声和关注点，考虑他们的诉求，才是正确之道。对于舆论，灵活适当的“疏”才是解决办法。

4．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净化网络环境

“民意在网络上的现身，不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 在网络这个大染缸中，“网络暴力”现象有很多，不理智的一味对话语权争夺，对事件的解决毫无作用。

此次茂名抗议事件中，网上的谣言和图片、现实抗议行动中后期的不理智行为，还有对百度词条的篡改，都体现了网民们在媒介素养上的欠缺。我们无法对所有的网民提出硬性要求，但是我们在对政府提出要求和希望的同时，也期待于公众的媒介素养的提高。在话语力量的较量中，最佳状态不是哪一方获胜，而是和谐互动中的互相促进。

四、结语

新媒体发展下“众声喧哗”的时代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发展中，“舆论一律”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发生。政府不再是一家独大的话语主体，公众话语权意识已经苏醒并且不断发展强化，公众话语表达也越来越广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较少“互动”，而更多偏移到非理性的“博弈”，这并不是我们期待的和谐状态。

虽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可能会长期处于“提出挑战—政府回应—调整—再挑战—再回应—再调整”的模式中，但是我们寄希望于政府话语表达和公众话语表达的共同完善。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是平台，提供的是机会，最理想的作用，仍然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DOGUh6t01ExWrmRV/iW7WURagv6E3tu3Bv0BtgGh6THM6J3Dj6ylXCRgOqVKDO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