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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心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作者简介： 郭心华（1981—），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新闻、粤语传播。
摘要： 现代世界物质经济的极大发展，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生态环境问题以各种形式凸显于世界各地，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新的灾难和危机，迫使人们开始从政治的高度寻找解决途径，环境政治学由此应运而生。环境政治基于西方生态环境危机的社会现实，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决策制定、环境价值、环境参与协商、环境正义、邻避运动等。本文从环境政治学的角度观察茂名PX事件，分析其中的利益关系，指出环境危机的实质是环境价值的冲突，并提出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和环境执政的三个着力点。
关键词： 环境政治学；环境价值；环境危机；生态文明
美国绿党政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丹尼尔·A．科尔曼认为：“环境危机的真正原因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政治之中，化解之道自然也存乎其中。”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国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政治学者倾向于透过民主协商、理性辩论、扩大基层参与、社区行动、司法行政等“顶层设计”手段，处理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保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关于PX项目引发的危机事件在我国屡屡发生，分别有厦门（2007年）、大连（2011年）、宁波（2012年）和昆明（2013年）等。在民众的压力面前，各地政府均作出了让步，或迁址、或停建。此外，一些非针对PX的环保群体性事件，如什邡反钼铜项目、启东反排污项目，也都获得了官方类似的回应。这样做也许是治标不治本的——可以平息一时的群情激愤，却无法稀释群众的恐慌，甚至导致“一闹就停”的恶性循环。“一概反对，成了群体过敏反应的本能姿态；一闹就停，成为一些地方应对抗议的自然选择。这种困局，不仅消损着政府的公信和权威，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
“环境政治的首要特征是它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特殊关注。”
从环境政治学的角度透视茂名PX事件，有助于加强政府的环境执政能力建设，有助于企业认识到资源、环境和社会心理的承受力，有助于民众反思公民权利与责任的边界、科学与理性的价值。
一、从环境政治学看环境危机
环境政治基于西方生态环境危机的社会现实，不同理论体系的环境政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迥异，有温和的“浅绿”，也有激进的“深绿”。它引入中国30年间，伴随着政治环境的松绑、民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和新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国内学界从译介入手，逐渐拓展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分析，主要议题包括：对生态政治概念内涵的研究；对环保部门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法规以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对西方生态运动及绿党的介绍性研究；对生态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包括对生态社会主义派别的研究，以及对生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对生态伦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如把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道教、儒教学说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对生态政治与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综合研究。
概括起来，其研究领域涉及五个方面。
（一）环境决策制定
西方的环境政治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街头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变的过程。1972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新西兰价值党成立。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效仿，许多绿党纷纷进入议会或政府，参与决策制定和讨论，其中，“德国绿党虽不是成立最早的生态政党，但却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生态政党。在绿色政治舞台上，它一直起着领导作用”
。美国绿党主要透过一些地区选举获得公职，也一度在2000年大选时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地位。因此有学者总结道：“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态政治运动以地方性的群众运动为主体，而九十年代以后生态政治运动则以政党政治为主体。”
此外，全球7 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自然之友、地球之友等，正显示出它们的力量，使环境问题不断从政府决策的边缘转向中心，生态问题政治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e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人与生物圈计划（MBA）等，纷纷在国际合作方面增加了环境保护内容，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国际环境行为原则与规范。
我国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3年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2005年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开展了环境执政能力建设课题研究。在环境决策管理中，政府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定国家的环保产业政策、行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强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知情机制、表达机制、监督机制、诉讼机制”
。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执行环保政策，区域竞争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中央积极、环保部门着急、地方消极”的局面。
（二）环境价值
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和人类社会同样具有内在价值。环境价值应当进入人类价值领域：第一，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当不计生态条件与成本而寻求效益和发展时，增长、福利价值最终不会实现。只要经济增长就会带来繁荣与幸福的观念，大量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值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念等，均应在生态、协调、平衡发展价值面前重新受到审视。第二，环境价值具有超国界性，任何不符合环境价值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会大打折扣。第三，环境价值具有超现实性、超时代性。未来绿色社会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当下环境冲突的本质是价值的冲突。
（三）环境参与、协商
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指出：环境法的最终课题是，通过居民的参加，提供民主地选择环境价值的实现与其他基本人权的调和的法律结构，创造出能够把环境价值也考虑进来的谋求公民最大福利的社会制度。
各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二是参与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三是组成环保团体。四是参与环境纠纷的调解。五是环境请求权。六是参与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等。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主要有咨询委员会、非正式小型聚会、一般公开说明会、社区组织说明会、公民审查委员会、听证会、发行手册简讯、邮寄名单、小组研究、民意调查、设立公共通讯站、记者会邀请意见、回答民众疑问等。我国的环境管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未能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当前，公众参与的领域主要限于环保宣传教育，未能参与到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当中，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行为的监督，停留在事后监督水平，且起不到影响和约束政府环境管理行为的作用。
（四）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主要指的是同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广义上，环境正义则包括了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它要求人们积极消除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提倡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自决权。在环境问题的产生中，存在一部分受益者，也存在一部分受害者，正是因为强势的团体手中的权力，使得弱者受到某种程度的环境迫害，成为环境决策的牺牲品。
环境参与是环境正义的前提。环境正义理念要求实现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制度也有效地反映了环境正义的要求。
（五）邻避运动
“邻避”源自英语“Not in my back yard”，原意是“别在我后院”，该短语缩写“NIMBY”被音、意兼而有之地翻译成“邻避”，指某一地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避免受到对居住地域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有学者指出，当下中国邻避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好的环境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稀缺一般来说会导致竞争或斗争。而在环境资源竞逐缺乏基本规则的中国，稀缺所导致的结果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无规则斗争。这种斗争的基础，是参与各方力量对比极度不平衡。由于利益集团化的程度不同，它们之间的力量差距极大。
环境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让公众的基本诉求无从表达，是邻避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二、危机实质：环境价值冲突
“要保持好自然生态，我们不仅需要伦理观点的支撑和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现在，生态活动已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着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
茂名PX事件中，蕴涵着价值冲突、利益冲突和群体认同等多种因子，它们决定了各方对PX项目的态度与立场。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是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欠发达地区，环保的压力还没充分显现。对茂名来说，依赖了50多年的石化工业是城市的经济命脉。此次拟上马的PX项目正是其“十二五”规划的项目之一，且被纳入茂名冲击“世界级石化基地”目标的重头筹码之一。该项目的建设方之一茂名石化，是中石化系统中的老大哥，坐拥茂名市内几乎所有的主要重化工项目。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了PX项目的立项、可研、公示等前期工作。
民众的主要诉求是以幸福感来衡量的生活质素。如果说PX项目的上马能给民众带来更多就业岗位、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民众更关心项目的安全性——就业只是获得生活来源的保障，安全才是生存底线。民众与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冲突，因此也形成了对立的利益格局。
政府一直试图弥合或者软化这种冲突。早在抗议爆发的一个多月前，《茂名日报》重点报道茂名石化的文章，开启了宣传工作。3月18日开始，PX项目开始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上，《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一篇名为《市委宣传部积极做好茂名石化重点项目宣传工作》的报道称，茂名“社会舆论虽对PX项目仍有疑虑，但目前舆情可控”。
茂名市委还在石油产业专题学习会上，邀请专家分析厦门、大连等地PX项目事件的起因和处理情况。专家建议学习国外的企业邀请群众参观生产车间，与群众交朋友。市政府也曾赴九江取经，举办科普座谈。
3月27日晚，茂名PX项目组召开推广会，与网友对话，然而，“场面失控，与会官员的强硬态度和不当应对，使得茂名丧失了一次与关心PX的市民绝佳的沟通、交流机会”
。最终，价值冲突还是转化为民众上街，集会游行示威。“市政府坚决反对这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同时，市政府热忱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对项目的关切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项目情况。”
引发冲突和混乱，是漠视公众利益、环境权益的结果。事后解释，不如事前说明；替民做主，不如与民协商。环境正义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在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达成平衡。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从“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走向“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焦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并建立起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邻避设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险。
在日本的环境管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三元”结构，使得日本的环境管理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政府控制型”和“社会制衡型”相结合，或者说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式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这也许能给我国的管理者带来一些启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企业与民众的交流互动，打破PX魔咒。
三、治理目标：向生态城市转型
有学者指出，政府在城市环境危机管理中的定位有四个方向：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危机管理体制；参与危机管理的社会动员；加强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加强对策性研究固然必要，但学界的讨论不能止步于行政层面，不能等到出现危机才想起亡羊补牢。也有学者认为，在信源多元化、人人皆为媒体的I-crowd时代，最起码出现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自媒体及其使用者建构的舆论场；一个是大众传媒及其受众建构的舆论场。在对传统大众传媒及政府信任缺失成为群体心理结构后，自媒体舆论场对I-crowd的影响超过大众传媒舆论场，甚至让大众传媒舆论场自说自话，形成“沉默的螺旋”的倒置。
这仅仅是传播学取向的理论建构，缺乏受众评估和舆情监测报告，也没有从根源上挖掘冲突的实质、找寻解决的路径。民众反PX系列事件说明，“在中国石化产业高速发展之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公众，都还没有做好和谐共生的准备，而PX只是公众化工恐惧的一个出口”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义，就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到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和谐状态，通过生态化的环境管理来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产业、城乡、上下游、地区间的生态关系，实现环境保护主流化、环境管理模式生态化和绿色政绩考评的制度化。因此，茂名等城市的出路，在于减少对石化行业的依赖，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系统中人与“住所”的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向生态城市（eco-city）
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可以考虑从如下几个着力点，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环境执政能力：
（一）重视环境教育
教育不是单纯的宣讲和灌输，而是适应碎片化、标签化、互动化、网络化传播的时代，加强民众的自我教育和反省，培养正确的生态意识、科学理性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民众对PX的脱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政府环境评估、建设方案审批的不信任，总担心权力与商业资本勾结，侵害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些集体焦虑的非理性表达，对政府政策、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所持的怀疑态度和排斥心理，破坏了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环境教育是深入社区、学校、家庭的，是潜移默化而非疾风暴雨的。针对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人群，设定不同的目标，由企业、NGO组织、社区共同参与。社交网络媒体既可以是公民抗争的组织工具，也可以成为“真理越辩越明”的意见自由市场，可以改变民众对PX项目的群体心理认知。
（二）重视决策参与、监督
落实公众的环境权利，包括知情权、监督权、索赔权和议事权，可以激励公众参与到生态城市建设中去，对企业形成压力。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应当搭建平台，明确公众参与的途径、程序，以保障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有效性，使公众参与切实起到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帮助作用以及对企业的监督作用。例如，建立由政府、公众、企业、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共同构成的综合决策机构，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运行规则和程序，形成完整有效的环境决策机制。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多方参与性。地区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需要协调好关系，理顺环保机制，特别是“加强对地方、部门履行环保职责的监督，建立各级政府的环保问责制”
。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道德价值，来衡量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重视企业自主环境管理
既然企业以利润为目标，政府就可运用财政杠杆，促进节能减排。比如扩大对企业的环保补贴的范围，形成外部压力，切实激励那些资金少、环保意识差的中小企业制定企业发展的环保战略；使大企业更有动力研发环保产品，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企业内部也必须将“绿色环保”作为价值导向，将国家环境标准纳入企业管理体系，通过定期培训、考核、讲座等方式，强化绿色幸福观、企业人格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有政府人士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各国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是生态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去建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建立企业内部的物料循环系统、构建生态工业园区及建立社会静脉产业。
这是追求更大经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
民众与企业之间的环境价值冲突有没有趋向认同的可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环保的天平上，政府偏向企业一方，则民意反弹，陷入政治学上的“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偏向民众一方，则让企业感受到压力，迫使企业加强与民众的对话与合作。理解是信任的基础，沟通和对话是理解的前提。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人类文明形态，它要求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进行多元考虑，合理分配不同利益团体对环境资源的价值需求。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民众协同努力，互惠共生，实现环境正义，实现民主与效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