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在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初探
——以“启东事件”为例

周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000）

摘要： 本研究以“启东事件”为例，探讨当下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中将事件划分为环境运动和民权运动两个阶段，采用戈夫曼的“框架理论”，通过对两个阶段中新媒体平台中新闻报道和网民意见的分析，再现该事件中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

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形成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的三个环节中都有体现。

关键词： 集体认同；新媒体；环境运动；转型；民权运动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地理空间的限制、沟通方式的有限性和共同话语体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互联网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的共和性，为打破地理空间、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近年来，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时有发生，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联系的“断裂” 正在进一步加深。而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新媒体所提供的可能性在为事件提供发酵和组织平台上也功不可没。一方面，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认同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而要研究新媒体之于社会运动的意义，首先就要研究新媒体对于社会运动过程中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当然，对新媒体在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的研究也有助于揭示新媒体在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实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认同、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通常对认同的定义有两个视角，一是文化视角，二是集体视角 。以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集体视角的概念。

集体视角强调其微观的一面，认为认同是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具有互动性，社会运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来维持的。查尔斯·泰勒认为，集体认同是由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经验和团结所作的定义，通过互动而建构、激活和维持“我们”共同的感觉 。简单来说，即集体认同是人们对集体成员/团体边界和集体活动所达成的一致的定义。由此引申出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泰勒提出“三步走”的理论：首先，是将自己与其他群体隔离和区分开来的边界的形成；其次，是用来判断团体地位标准的意识的发展；最后，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方式稳定某个团体的本质性差异。

对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其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尼斯关于“传播的偏向”的探讨。他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偏向，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麦克卢汉、波兹曼等在内的媒介环境学派的成员 都由此探讨媒介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与媒介的关系自然也可以从中得以窥见。

更为直接的研究也有很多。曼纽尔认为新媒体生产出了新的以信息系统为边界的虚拟社区，人们在这个社区中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形成对社会运动的认同感，新媒体起到了提供边界的作用。 Laura Stein通过对社会运动网站的使用和社会运动集体认同的关系的研究指出，利用好“社会运动专页”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或发起人能够更快捷有效、更持久地吸引共识，社会运动的效果也更明显 ；Melissa Wall以反全球化活动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电子邮件在社会运动组织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不同的邮件内容和诉求重点对社会运动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这些研究多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或为宏观理论建构，或就事论事，从中观层面针对具体特定的事件进行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本研究就是试图对此作出一定的努力，在丰富相关知识的同时，也为现实中社会运动各方面参与者提供一个理解社会运动的模型。

三、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参与认同建构过程的再现

本研究主要依托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法进行文本分析，对认同过程进行再现，定量描述并定性分析事件每一阶段的认同建构。

（一）环境运动阶段认同的建构

环境运动指的是旨在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的社会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Alain Touraine曾提出社会运动分类的标准：运动的认同、运动的敌人和运动的图景/社会模式 。Manuel Castells据此将环境运动分为五类，主要认同类型分别为“大自然的爱护者”“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反文化深度生态主义的绿色自我”“拯救地球的国际生态卫士”和“倡导绿色政治的相关公民” 。这里的“倡导绿色政治的相关公民”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治架构，主要关切在于国家政策对环境的关注和环境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抽取这一阶段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坛抽取各种帖子和少量微博共150条，逐一按照Goffman的框架分析法进行分析归类后，笔者得出表1。

根据表格，对照Manuel Castell提出的环境运动的五种认同类型，和新媒体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笔者归纳出启东事件在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主要认同类型：“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和“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1．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在扬子晚报网2009年对江苏省发改委批复改工程建设的报道中，“南通”和“启东”作为事件的发生地多次被提及，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刻意强调地域的概念，也没有提及环境污染问题。而在随后的报道中，对环境问题关注的声量远远超出其他。2011年《经济观察报》一篇针对该工程预算的调查性报道首先提出并分析了该工程可能导致的环境问题，当中引用了许多专家的观点，报道总体对该工程的建设提出了质疑，并对南通这个“江海明珠”“扬子第一窗口”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报道一出，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在各大论坛，尤其是南通当地的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南通论坛、南通社区网等当地主流论坛中，这篇报道都曾被全文转载并置顶，网民参与回复的数量也有数千之多。政府决策可能导致的污染和“江海明珠”“扬子第一窗口”的称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符号性的称谓唤起了市民对南通的担心和忧虑，南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由此被突出。

除了当下的环境外，在有“中国长寿之乡”美誉的南通，人们另外的一个诉求点是该工程建设对子孙后代的影响。2012年初南通社区网有网友发帖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忧虑，得到了近百名网友的支持。随后，这一观点流行开来，在南通论坛等其他当地论坛，甚至是《南通日报》上，都出现了相似观点的报道。

以上两个诉求点构成了环境运动阶段网民反对工程实施的主要依据，“南通”，无论是在媒介的报道中，还是在网友的评论和发帖中，都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南通的利益遭到破坏时，网友们便被唤醒，发起抗议。

2．大自然的爱护者

同样是在《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中，作者沿用了此类报道通常的写作思路，将爱护环境定义为“正确、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将环保主义者定义为“现代公民”；而《南都周刊》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则将环保问题定义为“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有利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些报道一方面通过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问题的详细解释和后果评估，引用专家的科学话语并加以日常化，引征相关法律法规质疑该工程建设的真实性以及引用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探讨公民享有生活在良好环境中的权力等话语，暗示读者环保是现代文明对每个人的要求，而现代文明是积极的，是好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其他国家对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剖析，把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三者的关系厘清并展现给读者。这种“两面理”的叙事策略 对共识方面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3．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对于43条认为问题在于政府的帖子和微博，Manuel Castell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把“政府贪腐”和“政府违逆民意”两个框架的含义和中国国情作一个对照，不难理解这两个框架产生的原因。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似乎并没有动摇政府进行工程建设的决心，用一些网民的话来讲，“政府肯定收了王子造纸厂很多钱”，能够不顾民意执意推行如此浩大的工程的只有“强政府，弱社会”的语境下才会成为可能。而Manuel Castell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书中所有的例证恰恰来自“弱政府，强社会”的语境下，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也是现实语境所决定的。但在本研究中，这一认同类型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政府贪腐”框架，还是“政府违逆民意”框架，整个事件的归因都指向政府。在这两个框架下，典型的言论有“为了点钱不顾老百姓死活啊，迟早有一天被抓”“开什么座谈会根本就是走过场，完了我们老百姓还是什么都不懂”等，网民事实上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错误决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对媒体报道的分析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2012年7月29日，经历了28日矛盾的集中爆发，启东事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有全国影响力。在8月《南都周刊》对该事件的报道中 ，“攻击者还是受害者”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该报道经新浪微博发布后，转发过10万次，被“赞”近万次，大多数网民都觉得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也问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二）启东事件的民权运动转型及其认同的建构

如果2010年10月环保人士“私自闯入”王子制纸厂时，启东事件还可以算是环境运动，那么当几次座谈会后启动人民的声音都没有体现在政府决策中时，它已经悄然向民权运动转型。

民权运动即维护公民权利的运动，其目标就是损害公民权利的人或机构 。笔者在前文提到的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认同类型中也曾提及“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一说，但是前一阶段中，“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仍然是占据主流的集体认同类型。而且到了第二阶段，虽然认同类型同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但是抗议的对象已经由“污染源”“无拘无束地开发”转向了以政府及其决策人员为主体了。至此，启东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运动了，转型已然发生。

转型之后的微博和论坛言论的分析结果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如表2所示。

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6日，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市政府官网贴出的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视频中，延续启东市政府一贯的口径，突出强调排海工程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淡化工程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这时，又有好事者翻出了年初网友对子孙后代表达的忧虑和《经济观察报》的分析文章，并在南通社区网和南通论坛等重复发帖，以引起大家的注意。Hogg认为，“当某一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重要的、显著的、密切相关的、关乎个人价值的时候，增强效应（群聚）会明显增加” 。相比副市长空泛的“演讲”，网友的发帖在行为主体的社会距离和传播内容的接近性上，都对民众更重要，更关乎他们的个人利益。加上环境运动阶段人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市长的讲话反而促进了民众“错误决策的受害者”这一共识的达成，也因此，在笔者随机抽取的150个分析样本中，有111份是对政府的抱怨和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的声音中，还有许多声音与启东事件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跳出具体的事件，矛头直指政府的一贯作风。而且此次事件无论就其影响力来讲，还是事情本身的当事双方、事件的性质，都足以成为支撑政府负面形象的证据，故事件一经曝光，这个一贯的报道思路不可避免地被媒体采用。

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曾指出：“在公共话语中，论点是在对反论点、新的信息和新的事件作出回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媒介话语已经成为这一渐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民权运动阶段的认同建构实际上是基于环境运动阶段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回顾整个认同建构过程，无论是以官方的种种文书和官媒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还是以《经济观察报》《南都周刊》以及南通社区网、南通论坛和新浪微博中网友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都对集体认同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上述两者在以新媒体为平台的对立互动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并在对以往事件的回顾中不断强化“排海工程是害人工程”“政府问题很大”的观点，网民“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和“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三种认同类型也先后被强化。这在赋予参与运动网民一种“抗议是正义的”的符号资本的同时，也赋予了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抗议活动由此得到开展。

四、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至此，本研究已经分两个阶段、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对启东事件的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可以初步窥见。以泰勒提出的“三步走”的认同形成过程为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认同建构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

所谓“范畴化”指的是认同群体的聚集 。社会认同路径主张，社会是由社会范畴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力和地位上彼此相关。反观启东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新媒体发挥范畴化作用的三层意涵。首先是新媒体天然的范畴化属性，启东事件认同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人关注它，并且关注它的人能够聚集到一起，扬子晚报网等媒体最初的报道即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次是聚集与议题相关的人。最后是聚集于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对后两点的理解需要作一些说明。环境运动阶段，新媒体聚集的人群主要包括渔民和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南通当地市民，这一阶段中新媒体中的发声者主要来自江苏省内的媒体、南通当地的论坛，其诉求框架也主要集中在“政府贪腐”“政府违逆民意”和“害人工程”，这也与上述两类人群相呼应。而民权运动阶段，诉求框架发生了变化，多了15.3％的“其他”框架，而其他的内涵则是“将此次运动中个别的媒体兴奋点作为中心进行评论的言论”，这其中就包含一些与事件并非直接相关的人。他们通过新媒体被聚集，从自己的视角发出声音，或反对或支持，声援着这场看似与他们无关的运动。

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较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形态，新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具有整合性和全面性，通过链接、专题等各种内容形式和技术手段，新媒体将相互联系的各种因素综合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与受众既有的认知结构相重合，由此唤醒与运动相关的集体记忆。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对“长寿之乡”“江海明珠”的提及和使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新媒体还会参与到集体记忆的生产中。历时地看，民权运动阶段的诉求框架与环境运动阶段的诉求框架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而新出现的“其他”框架事实上也是基于之前报道的素材的整合和内化，与长期以来的社会基调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次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先前关于政府不公的集体记忆在新媒体的动员下整合到了当下运动的话语体系中。

相比前两者，新媒体生产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则显得更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两者综合并升华的产物。如果将这一过程简化为具体事物生产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中的“原料”是既有的集体记忆、新媒体报道的事实，加工的容器是由新媒体聚集而来的人，而制作工序则是由新媒体本身。

事实上，在本文第四部分描述的整个过程都是新媒体在不断生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主要方法包括通过重复或寻找联系的方式，或赋予特定观念的正当性，或借由已具正当性的观念使人产生对特定观念的同情。这从启东事件开始之后，“南通”“抵制污染是文明的”“长寿之乡”“江海明珠”等符号先后成为抵抗的资本，获得运动参与者的同情，从而在最后成为整个运动服务的意识形态中可见一斑。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反集体记忆”，或者说“反观念” ii ，也是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原材料。这些材料在新媒体的加工过程中并不如正集体记忆或正观念一样那么顺利，而是通过相应的报道角度、报道惯性和个中特定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考量，由此生产出一个综合的、关于这一观念的、有利于推动运动发展的意识形态。在启东事件中，对政府既不满又依赖的反意识形态经由各方力量的角力，最终成为运动的推动性意识形态之一，这似乎有违中国环境运动“一直在争取政府同情”的共识，因而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这一共识也显得尤为必要。

除了前述的三个作用以外，新媒体还为社会运动中不同类型话语提供充分竞争的可能性。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还是唤醒并再生产集体记忆，甚至是吸引聚集相关人员，这些都无一不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各自的话语方式和体系。这些话语如果想占据上风进而主导运动的发生发展，就一定要在一定的场域内与其他话语进行竞争。

之所以说新媒体提供了各种话语充分竞争的可能性，首先在于技术。如果没有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交互性，很难想象仅仅依靠政府宣教，启东事件的参与者们能及时与政府产生互动，迫使其多次修改提案。最终运动发生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基于这种交互性的斗争民意的一边倒，政府成为弱势，社会运动成为可能。其次，启东事件发展过程中，官方话语曾经一度占据媒体话语的主流，传统媒体对政府只要言听计从，政府说什么就报道什么，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但是作为一个有基本判断的人，对于政府帮助企业建立管道将污水直接派入大海中的事实，恐怕都会有执意。而当《经济观察报》捅破这层窗户纸，经由新媒体迅速而广泛的扩散，加上新媒体本身的匿名性，人们在新媒体空间内进行的意见表达并不会被识别出来，民间话语出现井喷，事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厘清。没有了复杂关系网络的束缚和对利益的担忧，人们的表达也更加真实可信，新媒体由此成为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竞争的平台。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不仅仅是官方可以发声，受众也可以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发声，而不必接受传统传播方式中普遍存在的审查，话语竞争由此成为可能，这在前文的讨论中也同样被认为是集体认同建构的一个关键环节。

五、研究讨论

至此，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本研究进行过程中新闻报道的选取仍值得关注。尽管本文关注的是新媒体，但是文中引用的《经济观察报》和《南都周刊》都是传统媒体，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的考量。

首先，在中国，新媒体，甚至包括新闻类网站，大多数都没有采访权，而网络新闻是网民使用最多的第四大网络应用（73％），并以近7％的速度在增长。网民的需求与新闻网站缺乏采访权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称，新闻网站只能选择转载传统媒体的信息，造成了现在新媒体中大多数的新闻信息都来自传统媒体的局面。

其次，虽然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使用率也极高，但是在当下中国，没有采访权不仅导致新媒体自主新闻生产的缺乏，也使得其信息来源更加杂乱，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加上微博等碎片化媒体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记者发布信息，新媒体的把关变得更加困难，情绪化的表达在新媒体世界中横行，这也为传统媒体的报道在新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便利。

最后，回到本研究的个案上来，传统媒体的报道在新媒体的报道内容中也占到了极大的比例。在第三部分的论述中，无论是《经济观察报》，还是《南都周刊》的报道，无一不是通过网络新媒体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网络新媒体的普及，这两份相对定位高端、内容严肃的报纸期刊是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在复旦大学的舆情报告中，如图1所示，至少在启东事件中，无论是在事件发生的哪一个阶段，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报道的转载都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赵鼎新．民主的限制［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PX项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J］．新闻大学，2007（3）：140-148．

［4］董天策，王君玲．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8）：23-28．

［5］托德，吉特林，张锐．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7］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i 本研究采用的是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区分的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是有许多个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而新社会运动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则具有运动目的的非物质性、凝聚基础的认同化、以公民社会本身为运动目标和参与人群的非等级化等特性。

ii 这一提法事实上受启发于《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中关于反行为的阐述，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认为，所谓反行为是处于压力下弱势的一方，以表面顺从的姿态，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行为。依此，“反意识形态”或“反观念”在这里指的不仅是与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观念，这其中还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意涵。 v5crbP2kEwNxYS93zuVG8xoYaURHM/Du8msNsUCFYKhZLdxZda6IJbNIg8qbrL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