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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萨冈如今住在一套属于她自己的、小巧而摩登的底楼公寓里。它位于格勒纳勒街。她在这里埋头创作如同新小说一样精彩的剧本和歌词。
然而，去年春天她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就是在她的《某种微笑》出版前，她还得穿越整个城市回到她父母亲位于玛尔塞布林荫大道的家里。那个优雅的街区集中了法国富裕的资产阶级。在那里，她将记者安排在舒适的客厅里，请他们坐在大理石砌的壁炉边那些细高的椅子上，并且从一个一品脱大小的瓶子里倒出苏格兰威士忌分给大家。那个瓶子，怎么说呢，毫无疑问应该是她食品柜里的私人用品。她模样羞涩，漫不经心，但相当友好。顽童似的脸上泛起皱纹，轻松地做出充满诱惑并且相当神秘的微笑。她穿了一件款式简单的黑毛衣和一件灰色衬衫。如果要说她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唯一的迹象也许是那双皮质细腻、做工精致的浅灰色高跟鞋。她讲话的声调细高却又安静。很明显，她不享受作为被采访对象这类角色，也不习惯被要求用正经的口吻来诠释她的作品——仿佛这种方式是对她作品天然的假设。她是诚恳而乐于助人的，然而那些夸夸其谈、精心设计、也许涉及个人隐私、甚至似乎对她的创作颇具挑衅的问题，很容易换来她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或者“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随后，一个逗趣又令人不安的微笑。
——布莱尔·费勒、罗伯特·B.希尔维，一九五六年
弗朗索瓦丝·萨冈小说《某种微笑》的手稿定稿中的一页
《巴黎评论》： 你是怎么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你好，忧愁》的写作？你希望它能出版吗？
弗朗索瓦丝·萨冈： 就是简单地动笔而已。当时我有强烈的写作欲望和自由的时间。我对自己说：“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打算投身这个事业的很罕见。我将永远不会完成它。我当时没考虑文学以及有关文学的问题，仅仅想到我自己以及我是否有足够的意志力。”
《巴黎评论》： 你是否曾经把它丢在一边，然后重新开始？
萨冈： 没有。我充满激情地想完成它——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渴望过一件事情。当我写的时候，我想过没准运气好的话它有机会出版。可当我最后写完的时候，我却为它感到绝望。我为这本书和我自己感到惊讶。
《巴黎评论》： 你从很久以前就有写作的念头了吗？
萨冈：
是的。我曾经读过许多故事。对我来说，不想同样也写一个才是不可思议的。与其跟着一群黑帮去智利，不如独自留在巴黎写一本小说。这在我眼中是一个更伟大的探险。
《巴黎评论》： 小说以怎样的速度进展？故事超出了预先的构思吗？
萨冈： 对于《你好，忧愁》来说，开始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人物——那个女孩。在我提笔之前，没有其他东西。我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灵感。我花了两三个月写《你好，忧愁》，每天写两三个小时。《某种微笑》却不一样。我做了不少小笔记，然后用两年时间来构思这本书。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仍然是一天两小时，写得非常快。当你打算严格地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写作，就会发现可以写得很快。最终，我做到了这一点。
《巴黎评论》： 你花很多时间在修改风格上吗？
萨冈： 非常少。
《巴黎评论》： 就是说，你这两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六个月？
萨冈： 是的，这是个不错的营生。
《巴黎评论》： 你说开始写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物？
萨冈： 一个或少许几个人物。有可能的话，再加上几个小说发展到中间的情节。不过这些随着写作都会改变。就我而言，写作就是发现某一种节奏。我将它与爵士乐相比。很多时候，生活就是三个角色的节奏递进。如果一个人能告诉自己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会感觉自己不再专横。
《巴黎评论》： 你是否在小说中描绘你熟悉的人？
萨冈： 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尝试，然而我从来没有在我塑造的人物与我认识的人之间发现任何相似之处。我不刻意去精确地描绘人物，我试着给虚构的人物以真实性。将熟悉的人写进小说，这会烦死我。在我看来有这样两种诡计：一类前卫人士自诩能先于他人预测到未来，另一类前卫人士则为自己罩上真实的面具。
《巴黎评论》： 那么，你认为直接来源于真实的小说是一种欺骗？
萨冈： 当然。艺术必须用惊奇获得真实。它摄取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瞬间的时刻，加上另一个瞬间，再加上另一个瞬间，最后用一个中心感受任意地将这些瞬间联合成一个独特的系列。对我而言，艺术不应该把真实当作需要特别操心的事。没有什么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更不真实的——它们简直是噩梦。在一部小说中达到某些情感的真实是可能的——一个角色真实的情感——没别的了。
毫无疑问，对艺术的误解让我们以为伟大的文学是非常接近生活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真实的生活是无法捉摸的，文学才是有形的。
《巴黎评论》： 在生活中有一些行为是具有高度形式感的。比如说，赛马，难道骑师因为这个就不够真实了吗？
萨冈：
骑师属于那些行为被强烈激情左右的人，不会给我非常真实的印象。他们常常看起来像是小说式人物，但又在小说之外。比如荷兰飞翔人
。
《巴黎评论》： 当小说出版后，其中的人物是否仍然在你的思想中存在？你又是如何评价他们呢？
萨冈： 小说一旦写就，我立即对里面的人物失去了兴趣。而且我从来不会对他们做道德判断。所有我想说的只是，曾经有一个人那么滑稽，快乐，或者令人讨厌。评价或者批评小说中的人物会非常地困扰我，我对这种做法毫无兴趣。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唯一的道德是美学道德。我着手写并写完了一本书，这就是这本小说与我全部的关联。
《巴黎评论》： 当你完成《你好，忧愁》的时候，它遭遇过某一位编辑的大量修改吗？
萨冈： 这本书曾经得到了大量友善的建议。比如说，曾经有好几个版本的结尾，在其中一个里面，安娜没有死。不过最后具有决定性的意见是，保留最初的版本是最佳选择。
《巴黎评论》： 从书评者那儿你学到了什么吗？
萨冈： 如果文章令人愉快，我会读完它们的。不过我从来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但我为书评家丰富的想象力和产量而惊叹不已。他们看出的是那些我从未有过的意图。
《巴黎评论》： 现在你对《你好，忧愁》有什么感觉？
萨冈： 我更喜欢《某种微笑》。因为写起来困难更多。但我觉得《你好，忧愁》很有趣，因为它让我回忆起过去生活中的某些阶段。我不愿再修改，哪怕一个字。写完的就写完了。
《巴黎评论》： 为什么你认为《某种微笑》是一本更难写的书？
萨冈： 在我写第二部小说的时候我不再拥有同样的王牌：没有海边阳光那种度假气氛，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天真烂漫地推进到高潮，没有西西里玩世不恭的欢乐。另外，简单的很，说它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二部小说。
《巴黎评论》： 你是否觉得从《你好，忧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转向《某种微笑》的第三人称叙述会有些困难？
萨冈： 是的，更难。有更多的局限和约束。但显然我不会比其他作家遇到的困难更多。
《巴黎评论》： 哪些法国作家是你喜欢并认为是重要的呢？
萨冈： 哦，我不知道。司汤达和普鲁斯特肯定是的。我喜欢他们精熟的叙述技巧，在某些方面我发现自己肯定需要他们。比如，普鲁斯特之后，有些东西就不能再写了。他在天才与你的才华之间画了界线。他向你展示了处理小说人物的各种可能性。
《巴黎评论》： 普鲁斯特塑造的人物特别触动你的是什么？
萨冈：
可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和未知的事情同样多。对我而言，这就是处于美妙意境中的文学：打个比方——本来也应该如此：一段漫长而缓慢的分析之后，我们远离有关斯万
的全部东西：他的思维，他的故事。我们没有任何欲望去打探谁是斯万，只需要知道普鲁斯特是谁就足够了。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清楚：我的意思是斯万完全属于普鲁斯特。也许我们可以充分想象一个普鲁斯特式的玛塞
，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斯万。
《巴黎评论》：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小说之所以能写成，是因为作者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家的角色？
萨冈： 不是。是读者先预设心目中的角色，然后寻找能写出他想要的故事的作家。
《巴黎评论》： 那么人们常常寻找同一个小说家？
萨冈： 本质上而言是这样的。更广义地说，我认为作家总是重复写着同样的书。我引导同样的人物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我还会继续保持着同样的念头写作。只有视角、方法、灯光在变化。如果比较粗暴地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小说——仅仅多一种选择而已。一种只是简单地讲故事并用大量篇幅讲述——像本杰明·康斯坦丁的书一样，《你好，忧愁》和《某种微笑》像这种结构。然后，另一类书试着争辩和探讨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一本让人们讨论的小说。两类书的陷阱都是显而易见的：单纯的故事叙述往往与重要的问题擦肩而过。而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离题的长篇大论会损害到小说的效果。
《巴黎评论》： 你是否会写一本让人们讨论的小说？
萨冈： 会的。我想要——事实上我正在计划——一个人物阵容强大的小说——将会有三个女主角——性格比多米尼克和西西里，以及那两本书中的其他角色都更散漫更有可塑性。
我喜欢写的小说，是那种让人物可以从情节需要中解放出来，从小说自身和作者中解放出来的小说。
《巴黎评论》： 在何种程度上，你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并保持对你的雄心的审视态度？
萨冈： 呃，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不是吗？我在阅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时会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我认为这是最佳回答。除此之外，我从不考虑限制自己。
《巴黎评论》： 你在短期内一下子挣到了很多钱。这改变了你的生活吗？你会像某些美国或法国的作家一样，在为钱写作和严肃写作间画出界限吗？
萨冈： 小说的成功肯定多少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突然有了很多只要我想就可以花的钱。但就我对自己的生活定位而言，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我有了汽车但我仍然吃牛排。你知道，一个人的口袋里有很多钱是美妙的，但仅此而已。挣得更多或者失去金钱，这些前景永远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方法——我写我的书，如果金钱能随后纷至沓来，那最好不过。
萨冈小姐因为不得不去电台工作而中断了采访。她向我们表示歉意并起身要走。这位带着些许轻蔑神情的迷人小姐，仅仅因为一本书，就赢得了大多数作家一生为之奋斗的众多读者。就这样结束了谈话，真有些难以置信。而且，当她站在客厅里对她母亲说：“再见，妈妈。我上班去了，我会准时回来的。”我们几乎将她想象成一个正匆匆忙忙赶去索邦大学上课的女大学生。
（原载《巴黎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