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早晨,我紧张而又兴奋,因为我的赛教课就要开始了。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竞赛,有各学校的领导做评委,还有许多教育界的专家到场。年轻的我,渴望掌声,渴望奖杯,渴望一切有光环的东西,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一切。
好心的教研组长特地跑来告诫我,一定要把上课的时间安排好,万万不可拖堂。这次大赛规则里有一条,对拖堂者采取一票否决制,前面有几位参赛者已经“触电”,与奖杯无缘。
我感激地点点头,拿着书正准备去教室,美术老师却气呼呼地闯了进来。他告诉我,市里举行儿童绘画大赛,主题是“我最爱的人”,孩子们都很认真,可我班绘画天分颇高的安锐却故意捣乱,把妈妈画成了老巫婆,刚才去找他,他竟然拒绝修改。
看到安锐的画,我也很吃惊。画上的妈妈,真的没有任何美感可言,那一双眼睛尤其怪异,一只画成了一团浑浊的灰雾,另一只眼角有泪滴下来,手用了怪诞的紫黑色。哪里是画自己最爱的人呢,简直像孩子的恶作剧。这时,惊惶的班长跑来告诉我,安锐与同桌打架了,打得很凶。
看见我的一刹那,两人同时松了手。同学们纷纷告诉我,同桌嘲笑他不爱自己的妈妈,所以把她画成了老巫婆。谁也没想到,一向瘦弱安静的安锐,像个发怒的小豹子般扑了过去,谁也拉不开。
就要上课了,听课的老师坐满了教室,还不断地有人夹着听课笔记本进来。孩子们懂事地安静下来,安锐的胸脯一起一伏,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手上的那张画。我看着他,轻轻地将画递过去,他愣了一会儿,不敢相信似的,试探着伸出了小小的手。在握住画的一刹那,他的眼睛湿了,这时,铃声响起来。
我们上的是一节口语交际课,题目是“我爱四季”。面对众多陌生的老师,面对那些严肃的表情,孩子们紧张得成了小木头,课堂里的气氛像被冰镇过。我并不着急,像聊天一般,微笑着启发他们。
他们慢慢放松下来,小脑瓜里的记忆一下子复苏了:春天里高高飞起的风筝,夏天里一园一园的石榴花,秋天满地厚厚的落叶,冬天里玩疯了的打雪仗……他们争先恐后,唱歌似的说个不停。听课的老师们,脸上都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在这种气氛里,我发挥到了最佳状态,孩子们的表现也格外出色,课堂上时时有意想不到的精彩场面,连那些正襟危坐的评委,脸上也纷纷露出赞许的表情。马上就要下课了,坐在教室后排的教研组长眉开眼笑,给了我一个胜利的手势。我陶醉在这种氛围里,觉得连空气都清洌如酒。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小结,这节课就可以漂亮地结束了,而我,似乎能感受到那只奖杯的厚重。忽然,一直沉默的安锐举手了,他的声音很小,却很清晰:“老师,我不爱秋天和冬天,可以吗?”几乎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看着这个奇怪的孩子。
被诧异的目光包围着,安锐惶恐至极,一下子变得结结巴巴,他的脸都憋红了。教研组长皱着眉,对我指指墙上的时钟,又给我做了个手势——别理这个怪异的孩子!我有刹那的犹豫,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就为着我要上一节完美的课,就为着我要得奖,而不允许一个孩子把话说完。那么,从此以后,他还会以信赖的目光温暖我吗?
忽然,他的同桌气呼呼地站了起来:“他是个怪人,他不爱秋天,不爱冬天,他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爱。”
“我爱我妈妈!”安锐大声反驳。这时,铃声刺耳地响起来,我没有打断安锐。教研组长无奈地摇头,我似乎听到他懊恼的叹息声。
“我妈妈是清洁工,到了秋天,落叶扫也扫不尽,要是被人踩碎,被车碾碎,就更难扫了,妈妈累得气管炎都犯了。”他的声音仍在发抖,语言却变得流利起来。
“冬天一下雪,我和妈妈半夜就得起来扫雪。要是车碾过、人踏过,雪就成了冰石头,我们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地砸,妈妈的两只手都生了冻疮,整天流血。”
平日里的许多疑问,突然一下子被解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拉他的手时,他的掌心会有硬币似的茧;为什么在秋季里,他每天都会有最好看的落叶夹在作业本里送我;为什么在我们打雪仗时,他会一个人在那里奋力地滚雪球,然后推进树篱中去。
安锐举起那张引起非议的画说:“我爱妈妈的眼睛,她的右眼生了白内障,什么都看不见了,左眼老是流泪,晚上她就流着眼泪,给我织毛衣,给爸爸煎药。我爱妈妈的手,她的手是紫黑色的,可妈妈说,这双手养活了我们全家。”
“我爱我妈妈,可我不想爱秋天和冬天,老师,可以吗?”他看着我,那双清浅如水的眼睛里,有着不安的期待。
我微微哽咽着点点头,郑重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与此同时,安锐的同桌也勇敢地举起了手臂。在我渐渐模糊的眼睛里,看到许多举起的手臂,有孩子们的,有老师的,甚至还有评委和专家们的。
这些手臂林立着,教室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的安宁。安锐张开嘴笑,门牙那儿有个光光的豁口,这是世上最无邪的笑,这比任何一个奖杯都令人陶醉。
十多年后,在一个新年的早晨,大雪漫天飞扬,安锐给我的贺卡里写道:“谢谢你,曾经允许我不爱,这让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从容地去爱。现在,我热爱生命中的每一天,因为在八岁半那年,我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
我凝望着窗外纤尘不染的世界,其实,我遇见的,又何尝不是世上最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