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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
为了祛除这个臭毛病，曾国藩去实践中考验自己。他跑到同事家，见到同事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行起永恒注目礼。人家移动，他的眼珠就移动，搞得同事连连咳嗽提醒，险些把肺咳出来。事后，曾国藩跑回家，在札记中写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臭骂自己：“真不是人，廉耻丧尽，禽兽不如！”
其实中国古人向来谈“色”色变，至少人前是这样。理学家们说，沉浸于“色”里不但和畜牲一样，而且会伤身。曾国藩在这点上就特别极端，不但发誓不看别人的老婆，对自己的老婆也是能不看就不看，甚至能不碰就不碰。
有一天，他在书房静坐克己，突然浑身燥热，不由自主地跑进卧室和老婆颠鸾倒凤了一回。穿上衣服，走出卧室，一道闪电射进他的脑海：哎哟，畜牲！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青天白日做这种事，真是个畜牲！
在全心全意克己修身了一个月后，他去找倭仁，把厚厚的札记呈上。倭仁看着札记，惊骇道：“你的毛病这么多啊！”随即欣喜道，“看来真是用功了。”
说完，一页一页翻起来，表情很复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翻完曾国藩的札记，两个时辰过去了。倭仁伸了个懒腰，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不符修身之道，马上坐正，对曾国藩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检身就是要拎把大斧，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看着身心上的私欲，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
曾国藩微微点了头，倭仁马上发现曾国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急转直下道：“其实写札记，写日记，还有个好处。”
“哦？”
倭仁想了一下：“当然这种话不该咱们修身克己的人说，不过它也是事实。将来你成名了，肯定会有见利就钻的人出版《曾国藩日记》啊、《曾国藩札记》啊，对了，你把家书也留着。留着呢？这很好，以后还会有人出版《曾国藩家书》，你真就名垂千古了。”
曾国藩还是毫无生气地点了点头，倭仁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看了看曾国藩，不禁叫起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曾国藩实话实说：“前辈啊，我每天都拎着大斧捉那些私欲妄念，搞得我神经紧张，每天都失眠。静坐时还做噩梦，吓醒了好几次。前几天，我正在心中拎着大斧搜索臭毛病，突然感到胃部痉挛，喉咙发痒，接着是口中发咸，我只好张口，‘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啊。”
倭仁不动声色地说：“此时正是你用功之时，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世上多少聪明人，就因为半途而废，所以一事无成，你要谨记！”
曾国藩有气无力地点头，告辞而回。虽然倭仁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曾国藩已发现理学家的那一套修身办法根本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于是改弦更张，放弃了静坐，当然还写日记和札记，只是没有从前那样浑身绷紧，时刻拎着大斧搜索人欲了。
虽然不再遵循理学的修身办法，可曾国藩还是按理学家的思路，严格“克己”，祛除那些臭毛病，随时准备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翰林院做了三年检讨，他把大部分臭毛病克掉了。从傲慢无礼、毫无修养的农家子弟到谦虚谨慎、待人彬彬有礼的翰林院学士，曾国藩完成了蜕变。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平台没有见到，一道难关却扑面而来。这道难关比他当初进翰林院还难，是为大考翰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