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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只是在家信中得意那么一下，在官场中，他比从前更低调、谨慎、隐忍。在工作中，他刻苦学习为政之术，渐渐变得敏捷干练。在闲暇之余，他也毫不放松，而是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成书，该书分“修身”“齐家”“治国”三章，共有三十二节，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曾氏家训长编》。
曾国藩家训的大部分内容是教育他几个弟弟的，家训很多时候不能外传，可曾国藩的家训却传得人尽皆知，连道光皇帝都知道了。
道光皇帝对穆彰阿说：“曾国藩这人为国为家，呕心沥血，真是忠孝人物。”
穆彰阿趁机说：“应该给他表现的机会。”道光皇帝就时常招曾国藩前来，探寻他的人生理想和为政之术，曾国藩每次都做好了充足准备，所以总能对准道光的心思。道光皇帝很满意，说：“应该升你官。”
1849年春节才过，曾国藩被升为礼部右侍郎。这是个赤裸裸的激励，曾国藩比从前更热爱工作、更勤奋，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这年八月，道光皇帝发现曾国藩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于是调他到工作更繁重的兵部担任右侍郎，曾国藩凭着刻苦精神，胜任有余。
在同僚的印象中，曾国藩和桌子是一体的。他永远都在桌子后面。就是当他站起来到资料库查资料时，有人也隐约看到他胸前有个桌子。
在好友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形象就会多姿起来。他说话很慢，下棋也慢，这是因为他脑子经常跟不上。虽然学识丰富，却鲜有汪洋恣睢之文，虽能把古代诗歌倒背如流，却少有灵动之作。但他们都佩服曾国藩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一件事，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板上钉钉不可。
每当同僚或是好友夸赞曾国藩的励志事迹时，曾国藩在椅子上就坐立不安。这是因为他受不了别人的夸奖，皇帝除外。
别人一夸他，他就热血沸腾，一热血沸腾，他浑身就起癣。这是他几年前因精神时刻紧张患的皮肤病。每当癣发作时，痛痒难耐，非用利爪狠狠抓挠不可。
抓挠时，曾国藩被笼罩在飞扬的皮屑中，情景异常魔幻。
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参与实际政治，曾国藩以四平八稳的作风赢得了稳健的道光皇帝好感。但1850年，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新皇帝咸丰的上台，曾国藩这种作风逐渐失去市场。
道光的皇帝生涯，窝囊透顶，政治腐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给他的心理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他临死前，恼恨羞愧，说对不起爱新觉罗列祖列宗。并且要后人别把他的尸体送进皇家陵园，这是他对自己最大的惩罚。
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并上疏新皇帝咸丰，请咸丰不准道光皇帝的遗嘱。咸丰如果遵守了老爹的遗嘱，那才是千古奇闻。
对于曾国藩这道上疏，咸丰皇帝印象深刻。
在上台一个月后，咸丰召见曾国藩，问了些废话，曾国藩对答如流。咸丰只是若有所思地点头，曾国藩离去后，咸丰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的话四平八稳，毫无独到见解，迂腐欠通。”
这个评语对曾国藩而言是个小打击，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咸丰皇帝剥夺了他老师穆彰阿的一切职务，穆彰阿倒台，穆彰阿的一群同党也被连累，唯独曾国藩安然无恙。
很多人都奇怪，曾国藩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虽和穆彰阿关系匪浅，却从未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穆彰阿任何谄媚。私底下的亲近，让他避过了这一劫。
穆彰阿倒台后，曾国藩竟不惧人言和咸丰的淫威，大大方方地去安慰穆彰阿。
穆彰阿流下感动的泪水说：“我真没有看错你。你重情重义，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也眼圈发红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穆彰阿叹息说：“一个皇帝一个思路，你以后要多加谨慎。”
曾国藩这回没有听老师的话，胆子变得异常大起来。1850年三月，咸丰下旨要众臣为朝廷提建议，大部分人都在观望，曾国藩一马当先，上了《应诏陈言书》。
他在书中说，前朝吏治腐败透顶，但仍有挽救之机，希望咸丰能力挽狂澜，刷新政治，祛除官员“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通病，让吏治走上光明大道。
如何走向光明大道？
曾国藩的方法是，用对人。怎样用对人，曾国藩说了一大堆，都是“为政在人”的老生常谈。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书后，眉毛几乎挤到一起，这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但咸丰刚上任，要做出鼓励进言的姿态，所以对曾国藩的这封上书表示认可，并说：“我要好好琢磨琢磨。”
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曾国藩没有看到咸丰要整顿吏治的任何迹象。他在兵部里直转圈，他隐约感觉到，咸丰皇帝对他很忌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与穆彰阿关系不错。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