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船上

1949年，也就是在上次离开非洲之后的第三年，父母又休了长假，我们再次从开普敦返回英格兰。这次乘坐了一只名叫“乌姆塔利”的船，船体不大，十分舒适。现在已想不起多少关于这次旅行的事情了，只记得船上装饰了光亮的木质镶板和漂亮的灯具。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算是一种装饰艺术。船员的数量不多，没有配备专职娱乐官，于是其中一位名叫金铂先生的乘客，因其欢快活泼、热爱张罗的性格，被选为船上的娱乐负责人。有一次，在我们穿越赤道时，他组织了一场“跨线”庆祝派对，其中有一位穿着戏装的“海神”，用海草做成胡子，手中还举着三叉戟。

金铂先生还举办了一场华丽的化妆晚宴。我扮成海盗。当晚，我十分嫉妒另一位扮成牛仔的男孩，但父母告诉我，我装扮得更好。他的服饰虽然看起来很光鲜，但都是直接从商店买回来的，而我的装束则是手工制作的，因此要比那个男孩的更好。现在我明白了父母的意思，但当时并不理解。还有一个小男孩扮成了爱神丘比特，身上一丝不挂，手中拿着弓箭，在宴会上朝人乱扔。母亲扮成了一位（男性）非洲侍者，用高锰酸钾涂黑了皮肤（后来好几天都洗不干净），还从侍者那里借来了服装，戴上饰带和头巾。其他侍者很配合母亲的表演，没有一位宴会宾客看穿她的本来面貌，就连我都没认出来。而当母亲故意在该上汤时端上冰激凌，包括船长在内都没认出来。

8岁生日那天，在“乌姆塔利”上小小的游泳池中，我学会了游泳。这个甲板上的游泳池，是用帆布在立柱之间支起来的。我对自己的新技能非常满意，想要到大海中去一展身手。船只停泊在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准备装载上一批西红柿时，允许船上的乘客当天下船游览。于是，我们来到沙滩。我非常自豪地在海水中游开了，而母亲则站在岸边紧张得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突然间，她看到一波巨浪袭来，觉得浪头会打在那个正在游泳的小小的我身上。于是，她来不及换衣服，便勇猛地跳进水中去救我。没想到，大浪将我温柔地举起，却狠狠地拍在了母亲身上，令她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旅客要在晚间才能回到船上，结果母亲只能穿着盐水浸湿的衣服度过一整天。我这个没良心的孩子，对这次伟大的母爱行动完全没有印象。这段轶事，还是后来母亲讲给我的。

这批货物的装载水平实在不怎么样。起航之后，船身倾斜，我们所在的客舱舷窗永远地沉入水下，让妹妹莎拉以为我们“真的沉船了”。到了比斯开湾之后，我们又遇上了一场大风。风力强得让人无法在甲板上站立。我倒是很兴奋，跑回客舱，从我的床上扯下床单，想要将床单当作一张帆，因为我想像小船一样，让风将我从甲板的一头吹向另一头。母亲很生气，对我说，大风可能会把我从船上刮到海里。莎拉有一张最心爱的小抱毯，就被风吹到海里了。心爱的抱毯丢了，本来会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幸亏母亲有先见之明，将抱毯提前剪成两半，将带有同样味道的另一半存放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虽然自己没有抱毯，但对抱毯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似乎抱毯的作用，就是在幼儿嘬手指时用来闻气味的。我猜想，这会不会与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关于恒河猴与用布做的母亲替代品“猴妈妈”之间的研究有些关联。

都铎式庄园“布谷鸟”

终于，我们抵达了伦敦港，之后住进了祖父母宅邸对面一处叫作“布谷鸟”的都铎式庄园。这处庄园是祖父母为保护土地免于开发商侵占而买下的。和我们同住的，还有母亲的妹妹黛安娜姨妈、她的女儿佩妮以及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父亲的弟弟比尔叔叔。比尔叔叔此时也从赛拉利昂回乡休假。佩妮是个遗腹子，她生父是鲍勃·凯迪（Bob Keddie）。她的父亲鲍勃以及鲍勃两位英勇的兄弟，都牺牲于战火之中，对于老凯迪夫妇来说，这是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可以想见，佩妮的爷爷奶奶将全部的关注和爱都倾注给了他们唯一的后代——佩妮。老凯迪夫妇对莎拉和我也很好，我们虽是佩妮的表亲，但也被他们视同自己亲生的孙儿孙女来招待。他们送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是所有礼物中价格最昂贵的，还每年带我们去伦敦欣赏话剧或舞剧。凯迪家族十分富有，是索森德的凯迪百货商店的大老板。他们拥有一处大宅子，室外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室内还有一架精美的布洛德伍德小型三角钢琴和当时非常罕见的电视机。我们这些孩子以前从来没见过电视机，每次看着那装在精美木质柜子中的小屏幕，上演模糊的黑白版《小驴玛芬》时，都无比痴迷。

两家人同住在庄园的那几个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可爱的比尔叔叔总是逗我们笑，管我们叫“甜蜜的小裤子”（我用Google搜索这个说法，查到的结果是“长不及踝的裤子”的澳大利亚俚语），还会在我们频繁的要求下，为我们唱他那两首歌。一首是：

为什么牛儿有四条腿？我必须找出原因。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就连牛儿也不知道。

还有一首按水手号角的旋律唱出的曲子：

酒馆里的小老头，请拿个水壶来，

如果没有水壶，就拿个又脏又旧的盘子来。

我们住在庄园的时候，佩妮同母异父的弟弟托马斯出生了。托马斯·道金斯既是我的堂弟，又是我的表弟，与我之间有着十分不寻常的亲属关系。我们有着相同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因此，除了各自的父母不同以外，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祖辈。我们共享的基因比例，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一样的，但我们二人之间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托马斯出生之后，家里聘用了一位育儿嫂，但当她看到比尔叔叔为两家人做早饭的一幕时，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不干了。比尔叔叔当时站在石板铺就的厨房当中，身边围了一圈盘子。他像发扑克一样将鸡蛋和培根扔到每个盘子里。那个时代，还没有关于“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宣传，但那位挑剔的育儿嫂却无法容忍这样的做法，于是走出了家门，再也没有回来。

圣安妮学校

莎拉、佩妮和我每天都去切姆斯福德的圣安妮学校（St Anne’s School）上学。母亲和黛安娜姨妈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上了同一所学校，而且校长是同一位马丁女士。我不大记得在那里上学时发生的事情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学校晚餐时的肉酱香气，有一个叫贾尔斯的男生说他爸爸躺在铁轨上被火车轧了，还有一位名叫哈普先生的音乐老师。哈普先生教我们学唱《里土满希尔的美丽姑娘》，其中有一句是“为了拥有她，我将皇冠褪下”。年少的我将“皇冠褪下”理解成了一个动词，从上下文中判断，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是“非常愿意”。对一首赞美诗，我也产生过同样的误解。“每天清晨，爱都如新，以我们的觉醒和起身为证”。我不知道“要证明的是什么”，但肯定是所有人都要拥有并为之感恩的。圣安妮学校的校训十分令人钦敬：“我能够、我应该、我必须、我愿意”（不一定是这个顺序，但基本差不多）。庄园里的各位长辈，总会因为这个校训而想起吉卜林的《运粮骆驼之歌》，然后用我至今依然记得的调子吟唱着：

不能够！不应该！

不可以！不愿意！

将这句话传下去！

在圣安妮学校，一些大女孩总是欺负我。虽然没有被欺负得很惨，但我还是为此十分烦闷，幻想着如果我祈祷得足够多，就能召唤来超自然力量，让那些欺负人的女生遭报应。我脑海中总会出现一幅场景：天上一片紫黑色的乌云形成一张满面愁容的人脸，疾驰到操场上方的天空来拯救我。我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而之所以没有梦想成真，是因为我祈祷得不够真诚不够频繁，就像我在金鹰学校时祈祷科普斯通小姐变身成我母亲一样。这就是孩子眼中对祈祷的天真理解。而有些成年人，一辈子都没能从这种理解中走出来，总会向上帝祈祷，帮助他们留下一个停车位，或保佑他们在网球比赛中取胜，等等。

本来计划在圣安妮只读一个学期，就回到金鹰学校。但我们在英格兰的时候，家里突然改变计划，我再也没有回到金鹰学校，没能再见科普斯和“坦克”一面。三年前，我父亲接到一份从英格兰发来的电报，说他继承了道金斯家族一位远亲在牛津郡的一处地产，其中包括欧文诺顿的宅子、公园，还有欧文诺顿村中的几处农舍。这处地产是1726年由詹姆斯·道金斯买下的，当时的面积比现在大出许多。后来，他将地产留给了侄子，也就是我的曾曾曾曾祖父亨利·道金斯。这位名叫亨利的先祖，就是那位带着将军女儿私奔，又布下多辆马车做障眼法的亨利的父亲。从此之后，这处地产就在道金斯家族内世代传承，其中还包括悲剧性人物，威廉·格雷戈里·道金斯上校（William Gregory Dawkins）。他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性格暴躁易怒。据说他曾威胁佃户，如果不按他的主张投票，就会驱逐他们。而古怪的是，他的主张竟是倡导自由主义。威廉上校脾气火爆，很喜欢与人争论，将大部分继承下来的遗产都浪费在了状告一位据说曾侮辱过他的高级军官上：这场官司持续了很久，忙活了半天竟是徒劳，除了律师从中获利之外，谁也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似乎有狂躁的妄想倾向，曾公开侮辱女王，在伦敦街头攻击他的司令官洛克比勋爵，还状告了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剑桥公爵。更加不幸的是，他觉得欧文诺顿一处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宅子闹鬼，于是把房子拆除，又于1874年修建了一座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取而代之。他的多场诉讼积累下了重重债务，迫使他不得不将欧文诺顿地产抵押出去进行借贷。后来，威廉在贫困潦倒中死于布莱顿一处公寓，临死前，靠债权人施舍给他的每周两英镑过活。所有的贷款，终于在20世纪初被他身后那些不幸的继承人还清，但还是将大部分土地卖了出去，仅留下小小的核心部分。而这部分地产，现在就传承到了父亲这里。

意外的遗产

1945年，地产的所有人是威廉上校的侄孙——赫里沃德·道金斯少校（Hereward Dawkins）。他一直生活在伦敦，很少到欧文诺顿来。赫里沃德和威廉一样，都是单身汉，与道金斯家族的其他人没什么来往。于是在立遗嘱时，他翻开家谱，认为我祖父是道金斯家族中在世的长者。也许他的律师建议他跳过一代，就这样，他选定我父亲——他的远房堂亲，作为他的继承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虽然当时他不可能知道，我父亲是保护这片土地并对其加以充分利用的理想人选。他们从未谋面，我想，父亲在非洲收到遗产继承的电报之前，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赫里沃德这样一个亲戚。这笔遗产纯属意外。

1899年，欧文诺顿宅邸作为结婚礼物，长期租给了戴利夫人（Mrs Daly）。而这份租约，后来也消失在了威廉上校那深不见底的债务之中。戴利夫人和她的一家在欧文诺顿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是当地上流社会的支柱，酷爱狩猎。我父母不希望因自己继承了赫里沃德的遗产，而去改变戴利夫人一家的生活。父亲当时的想法是在马拉维农业部勤恳工作，步步升迁，一直到退休（或如后来历史的发展一样，直到这个国家宣布独立，成为马拉维）。

但是，当我们回乡的船只于1949年在英格兰靠岸时，父母却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年事已高的戴利夫人去世了。他们旋即想到去寻找另一位租户。但后来，他们又想到了离开非洲，回到英格兰务农的可能性，并慢慢开始倾向于这个想法。原因之一是母亲在非洲时常罹患疟疾，而且我想，他们也认为莎拉和我应该在英格兰的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不建议他们离开非洲，我们的家庭律师也一样。道金斯家的祖父母认为，父亲有责任坚持家族传统，在英属马拉维的政府中任职；而外祖母则总是心存担忧，怕他们像许多人那样“务农不成”。最终，父母不顾各方的反对，决定放弃非洲，搬到欧文诺顿生活，接管这片地产，将其改造成为农场（200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一直是当地上流社会人士的公用休闲风景区）。父亲辞去了殖民地公职，放弃了丰厚的养老金，卷起袖管来到农户家中，学习务农技能。父母决定不住在欧文诺顿宅邸，而是将这处大房子分隔成一间间公寓租赁出去，以租金养房子（律师的建议是将这处房产拆除，以减少财务损失）。我们自己则住在大门旁边的小屋中。但小屋需要重新装修，因此在装修期间，我们的确在欧文诺顿宅邸的一个角落里住过一段时间（也许安营扎寨是个更恰当的说法）。

我那时依然对《怪医杜立德》十分着迷，住在欧文诺顿宅邸的那段时间，最迫切的幻想就是像杜立德医生那样，学会和动物讲话。但我做得比杜立德医生还要好。我用的是心灵感应。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所有动物都到欧文诺顿公园集合，我也要去，这样我就能为这些动物做些好事。我时常满怀这样的愿望做祈祷。可能是受了牧师的影响，因为牧师总会对我说，如果你非常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只要你的愿望足够强烈，就一定能梦想成真；你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就是你的意志力和祈祷力。我当时甚至相信，如果你的信念足够坚定，甚至能拥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定是哪位牧师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而牧师们通常都不会在轻信的孩子面前将比喻和现实区分开来。有时我甚至会想，牧师们是不是根本没意识到比喻和现实是不同的。许多牧师也不认为比喻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有多重要。

这个时期，我的童年游戏总是带有科幻小说般的想象力。我的朋友基尔·杰克逊和我常常在欧文诺顿的大宅子中玩宇宙飞船的游戏。我们的每张床都是一艘宇宙飞船，我们会在上面做夸张的表演，驾驶着飞船进行太空旅行。两个孩子就这样怀着各自的幻想，拼凑出一部完整的故事，根本不用坐下来事先商量故事情节。一个孩子突然说：“小心，船长，特伦火箭正在攻击左翼！”另一个孩子就会立刻采取逃离措施，然后再讲出他幻想的下一个故事情节。

此时，父母已为我在金鹰学校正式办理了退学手续，准备在英格兰帮我找到一所学校。他们本想送我去龙校。龙校也在牛津，离我家不远，而我也可以在龙校继续金鹰学校的“冒险”体验。但龙校极其抢手，一出生就要在那里做登记，否则根本进不去。于是，父母只好将我送到索尔兹伯里（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而非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的茶芬园。父亲三兄弟都曾在那里就读。茶芬园确实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学校。

对不了解英格兰学校体制的读者，我要在此稍作解释。茶芬园和金鹰学校，都是“预备学校”。那么，预备学校是要我们预备什么呢？答案是更加令人迷惑的“公学”，而公学并非公立，实属私立，只对那些有钱付学费的家长开放。在牛津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威奇伍德学校（Wychwood School），多年以来，学校大门外面一直贴着令人愉悦的告示：

威奇伍德学校对女生开放（男生的预备校）。

言归正传，我从8岁到13岁，一直在茶芬园这所预备学校读书，预备等我到13岁之后，去公学继续深造，直到18岁。我想，道金斯家族子弟多年以来一直就读的这类寄宿学校，是我童年无法绕开的必经之路，父母也从来没考虑过将我送到其他类型的学校去。他们的想法是，虽然学费昂贵，但为了接受正统教育，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 VAK7IHDKU3u7Ub3eFjhGV/8O5raeD4+P6M9IamPTd4q2i1F/87DP0OpsKyqLTh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