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不顾一切的父母

父亲被派往非洲的消息，加快了父母的成婚计划。他们于1939年9月27日在小贝都教堂举行了婚礼。之后，父亲便乘船前往开普敦，再从那里乘火车前往马拉维。母亲于1940年5月追随父亲的脚步，乘“仙后座”号邮轮来到非洲。母亲的这次耗时一周的旅行并不算顺利，中途为了加油停泊数次。其中一次是在罗马，由于当时墨索里尼正处于发动战争的边缘，船上的乘客都颇为紧张。如果真的开战，那么“仙后座”号上面的所有旅客，就会在战时遭到扣押。

母亲刚刚抵达目的地，父亲就告诉她，他接到命令，要去肯尼亚的英皇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 es）服役。这对小夫妻在马拉维仅度过了一个月的甜蜜时光，就要匆匆离别（从我出生之日往前推算，母亲应该是在这段时间怀上我的）。马拉维驻军专门派遣了一支护送队，护送父亲等人由陆路前往肯尼亚进行训练。而父亲则想办法拿到了许可，不跟护送队走，独自开车前往。父亲拿到了独行的许可，却没有拿到带着妻子同行的许可。马拉维殖民地严格规定，士兵前往非洲北部投入战争时，夫人们要留守后方，或在英格兰，或在南非。据母亲所知，她是唯一一位不遵守规定的妻子。为爱不顾一切的父母，就这样非法双双进入肯尼亚。后面我会讲到他们为此而遇到的麻烦。

1940年7月6日，父亲和母亲，还有忠实陪伴他们左右的仆人阿里（Ali），开着名为“幸运的洛基特”的破旧福特旅行车出发了。阿里在我的童年时代，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父母共同记录了一本游记，后面我会做部分摘录。父母刻意早于护送队出发，担心路上会抛锚，需要救助。这是个谨慎的决定，游记的第一页就写到，他们的车子需要一群男孩的帮助才能启动。第四天的行程，夫妻俩成功收获了一些野葫芦，并在游记中记录道：

这个小插曲令我们非常开心，特别是经过一番努力砍下了葫芦。约翰满心欢喜，在阿里还没跳上车时，就发动了车子，然后在一棵树上撞掉了车门。实在是乐极生悲！

但就算是丢掉一扇车门的事故，也未能打击他们年轻而蓬勃的精气神。三人开开心心地一路向北，身边是美丽的鸵鸟和优雅的长颈鹿，乞力马扎罗山那高大的身影就矗立在遥远的地平线。困了，就睡在车子后座上。再燃起一拢篝火，吓走狮子，烧上一锅美味的炖肉，用自创烤炉烤几张香喷喷的饼。自创烤炉是父亲的天才发明，每次提及，他总会笑吟吟地引以为傲。有时，他们会遇到护送队。

护送队的指挥官，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军官……戴着红色帽子，上面饰有金色的精致穗带。他一头扎进一家印度店铺，命令我们在外等候，然后举着一大块巧克力出来，送到我面前说：“给一位踏上漫漫旅途的小姑娘的礼物！”结果，还是约翰把巧克力吃掉了。

我想，这块巧克力，是不是和蔼的指挥官对母亲非法加入旅行睁一眼闭一眼的表示呢？

在他们接近肯尼亚边境时，又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接近肯尼亚国境时，将我藏在卷起的被褥下面，然后让阿里坐在上面。但国境计划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一路的新奇与感叹之后，我们竟不知不觉地开进了内罗毕。约翰将我安顿在诺福克酒店，然后开着车带着阿里去军队报到。阿里很快搞来一身非洲民兵的行头，自封为民兵一名 。后来，他在民兵驾驶员课程考试中名列前茅，吸引到众人的目光，这让约翰感到颇难为情。

虽然有了这次让人难为情的好成绩，但阿里却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他跟随父亲，担任他的非官方勤务兵，父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一个训练营接着一个训练营。有一次，他们来到涅里营地，正巧赶上童子军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Lord Baden-Powell）的军事葬礼。父亲小时候也是童子军，于是被选为护柩者之一，与炮车一同行进。我保存了一张他在这次葬礼中的照片，不得不说，父亲身着军装，下穿卡其短裤和长袜的样子真是风度翩翩，劲头十足。照片中他头戴的那顶帽子，一直被父亲保存着，虽然越来越破旧不堪，但他总会时不时拿出来戴一下。碰巧的是，走在他旁边的高个子军官，正是“跑马地”的埃罗尔勋爵（Lord Errol）。这次葬礼后不久，埃罗尔勋爵就在一直没能破案的“白祸”谜案中惨遭谋杀。

对于母亲来说，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她一直跟随着父亲。由于父亲在乌干达和肯尼亚不断更换驻地，母亲也要不断迁徙。就像她后来专为家人写下的私人回忆录中所记载的那样：

约翰在军队接受训练时，总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在不同的驻地附近为我找到临时的家园。我也能做一些临时工作，替人照看孩子，在预备学校里教书，或是寄宿在别人家里。只要约翰的指挥官说他们什么时候会接到出发的命令，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就最好立刻行动起来，否则珍妮·道金斯就会赶在他们前面第一个到达！

这段时间，许多好心人家招待过母亲，其中就包括乌干达的迈克林医生和其夫人（Dr.and Mrs.McClean）。迈克林一家收留了母亲，让她做蹒跚学步的女儿“小片片”的育儿保姆。

金贾的迈克林一家对我很好。我的工作是跟着四处乱走乱爬的小片片，看着她做这做那。迈克林家的宅子坐落在湖畔的高尔夫球场边。晚上，河马会到草地上玩耍，不时打个嗝，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有时还会跑到花园中袭击一番。水中闲散地卧着许多鳄鱼，在瀑布下的浅水处晒太阳，我以前还曾无知地到那里去戏水。鳄鱼很有意思，总是张大了嘴，让它们的朋友兼宠物小鸟心安理得地替它们剔牙！

如今，通过对珊瑚鱼的了解，共生的清洁习惯研究已经有了丰硕成果。我在《自私的基因》中，对这种行为背后有趣的进化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但直到我最近读到母亲的回忆录才知道，鳄鱼和小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我推测，其基本的进化理论应该与珊瑚鱼相同，可以很好地通过博弈论的数学语言进行阐释。

母亲住在迈克林家时，头一次患上了疟疾。在非洲的九年中，母亲多次罹患疟疾，这也是父母最终决定重返英格兰的原因之一。其中一次患病，是在战后父母生活在马拉维时。母亲清晰地记得，在高烧的恍惚中，听到利隆圭医院资深的医生说道：“如果不赶快把约翰·道金斯叫来，可能就太晚了。”后来，母亲将病情的康复归因于听到医生对她垂死的宣判，她决定凭借不屈不挠的斗志，来证明医生的判断是错的。

但是，母亲在迈克林家第一次患上疟疾时，却得到了医生的另一种诊断：

医生总是一副快乐活泼的样子。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对吧？”我答道：“疟疾？”他说：“你怀孕了，亲爱的！”这真是个意外之喜。当然，现在回头看看，我们在对未来一无所知又居无定所的日子里，真的不应该要孩子。但当时，如果我们选择谨慎安全的做法，就不会有理查德了！那么就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我开始缝制婴儿服装。我们真的十分走运。幸运女神一路都在保佑着我们。但现在我才意识到，理查德跟着我们奔波于世界各地，他的童年时代真是很艰辛，充满各种惊恐。我们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标注了他小时候提上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的次数。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火车上，小理查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遇到全新的面孔。他可怜的幼年时代一定十分缺乏安全感。

我找到了母亲的那张清单，上面也列出了我从1941年到1942年的游历。她将那张清单记录在一个蓝色笔记本中。如今，那个笔记本已经破旧不堪。本子中还记录了我儿时咿呀学语时说过的幼稚话，后来还有关于妹妹莎拉的一些记录。关于我的记载中，我唯一记得的地方，就是内罗毕附近位于姆巴加地的格雷兹布鲁克农舍。之所以记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曾去过那里两次。在格雷兹布鲁克农舍，我们是沃尔特夫人、她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儿媳鲁比以及小孙子的座上宾。

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充满了回忆，许多回忆是幸福而美好的。但约翰不在身边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不到关于他的音讯，每天都在伤感、恐惧、焦虑和孤独中度过。往来信件相隔时间很长，总是一次送来好几封，日期也是很久以前的。我总是处于害怕、孤独和担忧的情绪中，所幸有许多好心的朋友陪伴。尤其是姆巴加地的沃尔特一家，他们完全接纳了理查德和我。这家人是婆婆和儿媳的关系。

当电报传来，说刚刚回过家探亲的约翰（鲁比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我正好也和沃尔特一家人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约翰还是个孩子时，沃尔特夫人就经历过丧夫之痛。如今晚年丧子，实在令人伤感不已。

于是，我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年幼的威廉·沃尔特身上，后来，约翰的遗腹子约翰尼也出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理查德将他们视为亲兄弟，将沃尔特夫人当成奶奶。沃尔特夫人是一位能干的杰出女性，她一直保持着忙碌而乐观的心态，将许多精力用在招待放假回乡的将士上，还曾派我开着一辆名叫“朱丽安娜”的车去内罗毕，接送一批批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朱丽安娜工作起来状态不是很稳定，有两个油箱，一开始使用汽油，后来很幸运地换成了煤油。有一次，我险些未能完成30多公里的旅程。我从新斯坦利酒店接到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海军厨师，他喝醉了酒，在路上睡着了，沉沉地靠在我身上。由于他实在太重，我几乎无法正常把握方向盘，而且我还挪不动他，实在是非常难办。

在我看来，这些将士们非常享受在沃尔特家度过的假期生活。他们与孩子们一起玩耍，为沃尔特夫人做一些男人擅长的居家小杂活。沃尔特夫人对待他们就像照顾孩子一样，还总能做出美味的饭菜。对于我们所有这些客人来说，沃尔特家与真正的家园无异。

理查德和我还在姆巴加地一起建造了一处泥土小屋，由彼此相连的两间圆形茅屋组成，非常可爱。

母亲利用当地土著的建房技术，仅一周时间，便盖好了同一个房檐下的两间小屋。就是在这幢小屋里，留下了我最早的记忆。

那时，沃尔特夫人已经买下了一小块土地。一天，她和一位非洲当地人一起清理灌木丛时，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一颗战时留下的地雷，将这位可怜的非洲人一条小腿后面的肌肉全部炸没了。沃尔特夫人有着高大强壮的体格，果断将他抱进她那辆老旧的厢式车中，带回了家。我们赶忙为他清洗包扎，然后由沃尔特夫人带他去了内罗毕。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与我们聊天。真不敢相信竟有如此勇敢的人！

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深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那个年代，坦噶尼喀（加上卢旺达和布隆迪）还是德属东非，当地时常战火纷飞，甚至在坦噶尼喀湖上，德国舰艇和英国与比利时的舰艇还曾各据一方，展开水上战役（湖西岸当时属于比属刚果）。艾丝佩斯·赫胥黎（Elspeth Huxley）在她描写基库尤生活的伟大小说作品《红色陌生人》（ Red Strangers ）中，通过基库尤人的眼睛看世界，将战争形容为白人的越轨行为，而非洲本地人则惊恐万状地被迫卷入其中。战争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完全无意义的，因为获胜的一方并没有将失败一方的牛群和羊群赶回自家。

那个时代令人震惊的事情，并不都与当时或过去的战争有关。

有时，沃尔特家会请我骑着鲁比那匹名叫邦妮的马儿，去伦诺克斯·布朗斯（Lennox Browns）的邻家农场送信。第一次去，管家带我来到宽敞的会客厅稍作休息，他去叫夫人过来。房间里有些阴暗，厚厚的棉布窗帘挡住了外面明亮的阳光。我在等候时，突然发现房间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人。一只巨大的母狮正伸直四肢卧在沙发上，对着我打着哈欠！我当时彻底吓呆了。当伦诺克斯夫人走进来时，她用手拍了一下狮子，将它推下沙发。我留下信件，便匆匆离开了。

最近，母亲凭记忆将这次事件以画作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后来，理查德和威廉·沃尔特常常在另一处农场与两只宠物小狮子玩耍。小狮子的个头和体重，与成年的大拉布拉多犬不相上下，非常粗野强悍。但理查德和威廉两个孩子似乎乐在其中。那时，我们常常开着车，压过山间的矮草（没有路），到恩贡山去野餐。那里空气凉爽，孩子们兴致盎然，周围景色宜人。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没想到周围的山区里生活着大群的野牛。

两次针刺事件

我接下来的记忆，有两桩事都与针刺有关。第一桩，是关于肯尼亚的“剪医生”（Dr.Trim），第二桩更痛苦，发生在马拉维，与蝎子有关。“剪医生”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因为就是他给我做了割礼。显然，当时没人征求我的意见，但似乎也没人征求过我父母的意见！父亲当时在战场上，对此事一无所知。而母亲则得到护士的例行通知，说要抱我去做割礼。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很可能剪医生的疗养院遵循了当年大多数英格兰医院的规矩，默认将所有小男孩的包皮都切除。在我就读过的各家寄宿学校的男同学中，切过包皮和没切包皮的人数基本是持平的，与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或任何我能发现的其他特征都无明显关联。如今的英格兰，情况已发生变化。美国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最近，德国法庭上发生了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子，法庭宣判，就算是因宗教原因而为婴儿实施割礼，也是侵犯了那些因年龄太小而无法表态的婴儿的权利。德国法庭的判决，到了我们这里，很可能会遭到否决，因为有些人一直在高声抗议，认为阻止家长为孩子切包皮，就是侵犯了家长信仰宗教的权利。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没有人提及孩子的权利。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享有无上的特权，这种特权超越了任何其他利益集团，当然也超越了个人。

下面讲到蝎子。作为一名众望所归的小博物学家，蝎子事件无疑沉痛地揭露了我在这方面的缺陷。我看着一只蝎子在地板上爬，以为是一只小蜥蜴。我当时怎么会那么想呢？现在回头看看，突然觉得蜥蜴和蝎子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时，我想着，让“小蜥蜴”从我光溜溜的脚上爬过去，一定很好玩。于是便一脚挡住了蝎子的去路。接下来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我大声惨叫，之后好像昏了过去。后来母亲告诉我，有三个非洲当地人听到我的叫声，急忙跑了进来。当他们搞清楚这场事故的元凶后，就开始轮流试着用嘴将我脚上的毒液吸出来。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是对付毒蛇咬伤的紧急处理措施。我不知道吸毒液的方法是否对蝎子蜇伤同样奏效，但他们能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令我十分感动。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畏惧蝎子这种动物。就算是摘掉蝎子的毒刺，我也不会用手去碰它。生活在古生代的广翅鲎，是一种巨大的海生蝎子，有的能长到2米长……

常常有人问我，在非洲度过的童年时光，是否奠定了我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基础，答案是否定的，而蝎子事件并不是唯一的证据。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问题，每每想起，总会令我汗颜。我们住在沃尔特夫人家时，有一次，一群狮子在附近捕获了一只猎物，有邻居提议，带上全家人去观看狮子进食。我们开着一辆狩猎车，来到距离猎物不到10米的地方，看到狮子们或是撕扯食物，或是吃饱了躺在周围晒太阳。车里的大人们都因激动和惊奇而呆住了。但母亲后来告诉我，威廉·沃尔特和我二人却稳坐车中，一边全神贯注地摆弄着玩具汽车，一边嘴里还模仿着“滴滴”的喇叭声。我们对狮子毫无兴趣，就算大人们再怎么试着唤起我们的兴趣，都无济于事。

我对动物学领域好奇心的缺失，似乎在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上弥补了回来。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对人非常友好，从不怕陌生人，而且很早就会说话了，特别喜欢运用各种词汇。虽然我做不成博物学家，但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怀疑论者的特质。1942年圣诞节，一位名叫山姆的人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到沃尔特夫人的家来参加儿童聚会。所有孩子都以为他真的是圣诞老人，在他离开时，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地对他挥舞着小手。而他前脚刚刚走出房门，我就抬起头来，松了一口气，说出一句让其他孩子错愕不已的话：“山姆终于走了！”

毫发无伤地凯旋

父亲终于毫发无伤地从战场凯旋了。我想，他真是走运，没有在战场上遇到德国人或日本人，而是赶上了意大利人。当时，意大利人可能早就看透了他们那虚荣心极强的荒谬领袖，对获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战役中，担任陆军中尉的父亲负责驾驶装甲车。打败意大利人之后，父亲与东非装甲车团一同被派往马达加斯加接受训练，准备随后进驻缅甸。在那里，父亲与比尔叔叔相遇。比尔叔叔当时是塞拉利昂军团的一名陆军少校，与凶恶的日本人作战，后来又被派往其他驻地。但是，到了1943年，政府对父亲在农业领域的工作给予了更高的重视，于是他便和马拉维农业部的其他同事一起，离开了军队，回归到平民生活。

母亲收到父亲即将复员的消息时，激动万分，抱着我跑到了街上，以示庆祝。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从内罗毕的留局候领信箱中取回邮件。父亲在信中花了大量笔墨讲述了一场板球比赛。父亲深知，母亲对板球毫无兴趣，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长篇大论地唠叨一个她不感兴趣的话题。信里一定另有深意。这对小夫妻之前曾设计并使用过一套暗号，因为战时军事人员的信件常常要经过审查官之手。这套暗号很简单：只看每一行的第一个词，忽略余下的内容。这封关于板球比赛的信里，其中三行的第一个词连在一起是“投球手……帽子……很快”。可惜这封信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但现在也很容易进行推测。从字面上看，“投球手”是指板球的投球手，父亲一定是顺着什么接下来写出了“帽子”这个词（也许是裁判员的巴拿马草帽，母亲记不得了），“很快”则是对比赛的某种似是而非的评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投球手的帽子代表着平民的服饰，象征着复员后的普通生活。“投球手－帽子－很快”，只意味着一件事，母亲不需要成为字谜高手也能想到。父亲就要复员了，母亲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激动得无以言表，一把抱起我，快乐地跑了出去。

而真正回到马拉维，并非易事。母亲当初非法进入肯尼亚，后来也因此惹上了麻烦。殖民地政府的“恶吏” 拒绝给母亲颁发离开肯尼亚的签证，因为他们的记录显示，母亲根本从未来过肯尼亚。而且父母又无法沿原路开车返回，因为这一次父亲接到了严格指示，要和军队一起出发：直到父亲到达马拉维军团位于本国的总部，才能正式复员。于是，夫妻俩只得分开旅行，母亲又无法离开，因为她根本不应该身在肯尼亚。沃尔特夫人坐着轮椅出面证明母亲的存在，“剪医生”出面证明我的存在——因为他是我的接生大夫，所以有资格作证。最终，我的合法出生证明起了作用，一脸不情愿的恶吏只得磨磨蹭蹭地在母亲的离境手续上盖了章。母亲和我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出发了。如今，这种小型飞机是专为水上跳伞运动服务的。如果从我们这架飞机上跳下去，那可是一件刺激的事，因为脚下的池塘中，满是鳄鱼和河马，还有火烈鸟和正在洗澡的大象。在罗得西亚北部（如今的赞比亚）换乘飞机时，我们所有的行李都找不到了，但很快，行李就不再是问题了。父母欣喜地发现，战争开始之时从英格兰通过海路运过来的行李箱，终于在此时出现在了马拉维，经过了海上的大风大浪依然完好无损。母亲在回忆录中快乐地记录了箱子里面的物件：

我们几乎忘却了所有的结婚礼物，还有我的新衣服。这真是重返家园的一份意外之喜，理查德还能在身边帮我一起整理箱子中的每一件惊喜之物。 gRtlevCQHTAHrS2YI77tsGxEhhm1myycU2RAySadG/Tgbivn+w3rzzVQVH0th2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