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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窗的第二个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衣服皱巴巴的，谁会想到他是一个美国人呢？别告诉我他是美国人！美国人肯定不会乘慢车去旅行，即使距离不远，他们也会选择乘快车，美国人认为乘火车更快，而且有更大的车厢，穿白大褂的服务员还会提供冰水和冰激凌，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还大吃大喊道：“嘿，小伙计，给我拿些啤酒来，给车厢里每个人都准备一个玻璃杯。”即使要花5美元，那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哎，告诉你了也没用。
这个男人，张着嘴打着盹儿，全身湿透了，看起来很累，毫无生气，垂着头。上帝啊，上帝啊，这已经是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天了，我已经十五个日日夜夜，要么坐在我的箱子上，要么睡在地板上或长椅上了，浑身充满汗臭味，浑浑噩噩，机器声震耳欲聋，这是第十五天了，要是我能伸展一下我的腿，枕着柔软的甘草睡觉该多好啊！
窗边微胖的那位犹太女人小心翼翼地挤进了角落。就这样，旁边的那位最后睡着了，像一个麻布袋一样压在我身上；地上的那位谁知道怎么了，卷在衣服或是什么东西里，你似乎有点奇怪，我想说。我应该立马离开，天哪，如果火车能停止就好了！第二个座上的男人本来还在打着盹儿，突然身子前倾，他醒了过来。
“天好热。”那个瘦小的老男人说道。他看起来像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谨慎地开始了一段对话，“你去哪儿？”
“去克……里……瓦”男人勉勉强强地说出了这个地方。
“去克里瓦？”老男人一副亲切的样子，很熟悉地把这个地名重复了一遍，“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靠窗第二个座上的男人没有回答，他只是用拳头擦了擦他汗湿的额头，看上去身体虚弱、头晕眼花。老男人有点反感，哼了一声，转身看向窗外。而那个男人没有心思看窗外的风景，他注视着地板上的脏东西，等着别人再问他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会告诉他们，是的，从很远的地方，是从美国来的。从美国吗？所以是不远千里来旅游的吗？不，我是要回家的，我的家在克里瓦，我的妻子在那儿，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她叫哈菲雅。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所以，你在美国待了多久？八年。现在是第八年。我一直都在一个地方工作，我是一名矿工。在约翰斯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工作，我有一个同事，他叫迈克·巴布克，从塔拉马斯来，五年前，他死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我问你，怎么才能让别人理解自己呢？哦，和巴布克交流的时候，他和我之间有一套行话。你知道，当一个小伙子有了妻子，他会告诉妻子一件又一件事，还得说得通俗易懂。我的那位她叫作波拉娜。
如果你不能被别人理解，你怎么能继续在那儿工作？他们只是说：“你好，霍杜布先生”，然后布置了我的工作。我每天赚7美元，是的，7美元，但在美国生活是很昂贵的。每天至少要花2美元，一个星期的房租是5美元，对面的绅士问道：“但是，霍杜布先生，你一定有一些小的存款吧？”是的，可以存一点，但是我寄给家里的老婆了，我有告诉过你，她叫波拉娜吗？每个月，50，60，有时90美元。我能做的，就是假装巴布克还活着，因为他知道如何写信。巴布克是一个聪明的人，可惜他五年前被一些木梁砸死了。我不能再寄更多的钱回家了，我把它存在银行。超过3000美元，但是银行把我的钱偷走了。“这不可能的，霍杜布先生！你刚才说什么？超过3000美元？你不起诉他们吗？”我问你，我能怎么起诉他们？我们的领班带我去见了一位律师，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但是您必须先预付，领班骂他是一个浑蛋，随后推着我下了楼。这就是美国，说话根本没用。天哪，霍杜布先生，3000美元！这是多么大一笔钱，这是你全部的财产，多么不走运啊！三千美元，那是多少钱啊？
霍杜布感到极大的满足：你们都会转身来看我，如果我一开始告诉你们，人们就会冲过来看看我这个在美国的被盗3000美元的人。是的，就是我。尤拉伊·霍杜布抬起眼睛，看了看周围的人：肥胖的犹太女人正挤在角落里，小贩老男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托着下巴，朝窗外望去，膝上放着篮子的老妇人盯着霍杜布，感觉有些东西她不大赞同。
尤拉伊·霍杜布先生再次闭上了眼睛，好吧，我们经历相同，我不必担心你。我五年了，没有跟一个精神伴侣讲过话。虽然我曾尝试过。所以，霍杜布先生，你没带一分钱就从美国回来了？不，我有一个好工作，但我没再把我的钱放在银行，我放在了一个盒子里，钥匙在我的衬衫里。我带了700美元回家。其实，先生，我宁愿待在那儿，但我失去了工作。600个工人被送走，人们纷纷被解雇，丢了工作，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回家，你知道的，克里瓦。那儿有我的妻子和一些土地。哈菲雅，她三岁。在我的衬衫里有700美元，我要重新开始做农活，或是去工厂工作，要么去伐树。
霍杜布先生，你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你不会孤单吗？孤单？天哪！我问你，我给她们寄钱，我一直在想，这可以买一头牛，一英亩的土地，这对波拉娜来说，她可以买些东西。每一美元都意味着一些东西。银行里的钱，足以买一群牛。哎，但是他们从我那儿抢走了这些钱。你妻子，她有没有给你写信？她没有，她不会写。你给她写信吗？没有，我不能写。自从巴布克去世后，我没有给寄她任何东西。我只把钱存了起来。就算她有了电报，她也找不到我。霍杜布先生，你不觉得如果她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她会认为你已经死了吗？像我这样的人，死了？波拉娜很聪明，她知道我会回来的。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那如果波拉娜没有活着呢？闭嘴，我走的时候，她才23岁，健壮如牛。你不了解波拉娜，有了那些钱，还有我寄给她的钱，她怎么会活不下去？不了，谢谢。
靠窗的小贩皱起了眉头，拿起一块蓝色的手帕擦着他额头的汗。也许他又会说：太热了。热？先生！这叫热吗？先生，您应该去下层，或是井下。他们安排黑人在那儿，但我能忍受，为了7美元。你好，霍杜布！你好，黑鬼！是的，先生，一个男人可以忍受很多。那儿也没有马，他们不能提供更多的马到井下去拖卡车。天气也太热。一个人能忍受很多，如果他能被别人理解。他们想要从你这获得些什么，但你并不知道，他们发脾气，耸耸肩。现在我问你，我怎么能在汉堡知道克里瓦怎么走？他们可以喊，但我不能。去美国什么；有人把你放在船上，有人在等你，但是先生，回家路上，没有人会帮你。想回家是一件艰难的事。
这时，尤拉伊·霍杜布点了点头，之后又不自主地点了起来，重重的，无力的，最后霍杜布进入了梦乡，窗边那个肥胖的犹太女人正摆弄她的鼻子，膝上放着篮子的女人和小贩似的男人互相打量着。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像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