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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克先生上午10点半离开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个家庭、这间店铺，他向西而去。他很少起这么早，不过，他看上去精神焕发，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新鲜。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大衣，敞着怀，靴子闪着光泽，刚刮过胡子的面颊有一种特殊的光泽。甚至那双肿眼泡眼睛，在一夜的安稳睡眠之后，也四射出相当机警的目光。他透过公园的栅栏，看到了一幅和谐的景象：在罗登马道上，有许多正在骑马的男男女女；一对对夫妇在和谐地慢跑，另一些人在安详地散步；闲逛的人四五成群；孤独的骑手看上去不愿与他人交往；在孤独女人的背后，远远地跟着马夫，马夫的帽子上有徽章，紧身的外套束着皮带。不断有马车稳稳当当地从他身边驶过，马车流中偶然会出现一辆维多利亚式四轮折篷马车，车内铺着野兽皮，在折篷放下的车厢里露出女性的脸庞和高耸的女帽。伦敦的太阳非常特别，红得如同鲜血，在其照耀下，一切都变得辉煌无比。此时，这轮太阳正好悬挂在海德公园角的上空，不高也不低，不仅准时，还不断地把仁慈洒向人间。在阳光的普照下，维罗克先生脚下的人行道被染成了古金色，地面上，既看不见墙的阴影，也看不到树、马、行人的阴影。维罗克先生向伦敦的西部走去，他的脚下看不到阴影，只有古金色的金粉。屋顶上闪着红铜色的微光，这微光，墙角有，马车顶篷上有，马匹身上有；这微光，维罗克先生宽大后背的大衣上也有，但透露出一种阴暗的锈色。但维罗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后背上有锈色。他透过公园的栏杆，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伦敦的富裕和奢华。这些人要受到保护，富裕和奢华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保护。不仅这些人需要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产、仆人也都需要保护；无论是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这个国家里，他们财富的源泉也需要受到保护。整个社会秩序对他们健康安逸的生活是有利的，但不健康的工人会出于浅薄的嫉妒心理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这就需要对社会秩序也加以保护。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事——如果维罗克先生不是那种天生就不喜欢行动的人，他肯定会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他的懒惰是不健康的，却很适合他。可以说他沉迷于懒惰，或者是拥有一份对懒惰的热情。他的父母都是靠辛苦劳作而生活的人，但他却渴望懒惰，这种渴望的动机具有深刻的含义，但又很难解释，就如同一个男人专横地在数千个女人中仅能挑选出一个意中人一样。他太懒了，不仅做不了政治煽动家，也做不了工人演说家或工人领袖。这些工作实在是太麻烦了。他需要更加优雅的闲逸，或许他是自己那个不劳哲学信仰的牺牲品。人能懒惰到了这种程度，肯定需要有一定的智慧。维罗克先生并非没有智慧——当他想到可恨的社会秩序时，他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因为用眨眼表达反抗也是需要费力气的。此外，他那对肿眼泡也不适于眨眼，肿眼泡只有在睡眠时那种严肃的关闭状态，才能产生庄严的效果。
维罗克先生向前走去，就像一头大肥猪那样含蓄和沉重，既没有摩拳擦掌，也没有用眨眼表达怀疑的想法。他那双有光泽的靴子，沉重地踏着人行道的地面，从装饰看，他就像一名独自做生意的手艺人。在别人眼里，他很像一个相框制作工或锁匠，也许还雇用了几个帮手。但维罗克先生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精神状态是任何技工无法拥有的，无论技工有多么不老实，绝对修炼不出来：这种精神状态只能从歹徒、坏蛋等人类的败类身上找到。维罗克先生对道德的虚无信念，只有在赌场老板或妓院老板身上发现；在私人侦探或私人调查人员身上也很常见；我还要说，在酒保、电动理疗带销售员、秘方药品发明者身上也很常见。但我不敢过于肯定最后这一组人是否真的像维罗克先生，因为我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就我知道的而言，最后这一组人说话都狠毒。这点我不感到吃惊。我想指出的是，维罗克先生说话一点都不狠毒。
维罗克先生走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街上的马车流很喧嚣，在默默地疾驶着的二轮马车流中，不仅有摇摇晃晃的公共马车，还有小跑着的大篷货车。不过，他在走到骑士桥前，就向左拐了。在他微微上扬的帽子的下面，露出了精心梳理的光滑头发，因为他要去一家大使馆办事。此时的维罗克先生，看上去就像磐石一般坚定——当然是那种柔软的磐石——他走入了一条相当幽僻的街道。这条街道非常宽阔、空旷、深远，体现出自然永恒不灭的伟大。唯一能提醒人间有生死的证据，是一辆遗弃在路边的医务车。放眼看过去，门上的门环被打磨得锃亮，窗户干净得闪着暗淡的光泽。一切都很安静，但这安静被远处一辆送奶车给打破了。那送奶车有一对红色的轮子，高高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商贩，他驾车时展示出一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鲁莽，傲慢地驱赶着马车冲了过来。一只惊恐的猫从石头下面蹦出来，在维罗克先生面前跑了一小会儿，接着又钻入了另一处地下室；一名胖巡官正在全力监视陌生人，就好像融入了周围永恒的环境中似的，他站在灯柱上，几乎没有注意到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向左拐，走入一条很窄的街道，街边有一堵黄色的墙，不知道为什么，这堵墙上用黑色的字母写着“切舍姆广场一号”。切舍姆广场至少还有60码远，维罗克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会被伦敦的神秘地名所迷惑，继续向前走去，丝毫没有诧异或气愤的迹象。最后，依靠做生意的耐性，他走到了广场，沿着广场的对角线直奔第十号。第十号的大车门很威严，但门牌却被伦敦的高效管理机构挂在地下室窗户的上方，这可能是为了人们找门牌的方便。有一堵既高大又干净的围墙把第十号与相邻两栋房子连接在一起。其中有一栋是第九号，这个门牌号相当合理。另一个是第三十七号，但实际上是波特希尔街上的门牌号，这条街在周边很有名气。为什么议会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一个很短的法案就行）迫使这类建筑回到原地，这是城市管理的秘密。维罗克先生对此一点都不愿费心，他的使命是保护社会制度，不是使之尽善尽美或进行批评。
维罗克先生来得太早了，使馆的守门人匆忙地跑出门房，制服的左袖子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守门人穿着红色的马甲和长到膝盖的短裤，样子显得惊慌失措。维罗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于是拿出一封印有大使馆徽章的信件，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这才镇定下来，放他过去了。维罗克先生又把这个护身符给男仆看，男仆打开了大门，并后退了一步，让维罗克先生进入大厅。
大厅里，高大的壁炉燃着火焰，一位老者背靠着壁炉站着，他穿着晚礼服，脖子上挂着一副项链，双手拿着报纸在看。他抬起头来瞥了一眼来访者，面色凝重。老者没有移动，又有一名男仆出现了，他穿着棕色的裤子和镶着金丝边的燕尾服，走近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低声通报了姓名，那名男仆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走了，连头也不回一下。维罗克先生跟着这名男仆走过第一层楼的走廊，他俩走过一段铺着精美地毯的楼梯之后向左转。那男仆突然打手势，让维罗克先生走进一间比较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男仆把门关上了，房间里只留下了维罗克先生。他没有坐下来，但开始四下张望，用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杖，用另一只胖手梳理起脱去帽子后裸露出的光滑头发。
另一扇门静静地被打开了，维罗克先生赶紧向那扇门的方向看，先看见了黑色的衣服。接着出现的是秃头，再是下垂的暗灰色胡须，然后是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进来的这个人，把一叠文件捧在眼前，踏着小碎步，边走边翻阅着手中的文件。这位使馆参事枢密顾问乌尔姆的近视眼看来很严重。这位对政府极有价值的官员把那叠文件放在桌子上，露出了真实的面容。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那张忧郁的丑脸被长长的暗灰色头发包围着，眉毛又黑又粗。他把黑框夹鼻眼镜架在塌鼻梁上，眼镜里维罗克先生似乎吓了他一大跳。在浓厚的眉毛下，他那双视力极差的眼睛透过眼镜可怜地眨着。
他没有要问候的意思，维罗克先生觉得自己是客人，所以也没有问候。但维罗克先生稍微调整了一下肩部和背部的姿态，脊椎微微前倾，这应该是表示客气的顺从。
“我这儿有几份你写的报告，”这位大使馆的幕僚以出乎意料的柔和和谨慎的声音说道，边说边使劲地用食指尖指着桌上的那一叠纸。他停顿了一下，维罗克先生认出了自己的字迹，屏住呼吸等着下文，“我们对这里警察的态度很不满意。”使馆幕僚又继续说话了，听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了。
维罗克先生的肩膀虽说没有真动，但仍让人感到他在耸肩。他开口说话了，这是他自早晨离开家后的第一句话。
“每个国家都有警察，”维罗克先生说话富有哲学内涵。但那位大使馆幕僚不断眨眼，维罗克先生感到有些紧张，于是补充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这里的警察也毫无办法。”
“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位手指着桌上那叠文件的人说，“是做一件能刺激他们神经的事。这是你能办到的——难道不是吗？”
维罗克先生没有回答，仅是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他在无意识地叹的，因为他脸色马上就堆出了笑脸。那位幕僚怀疑地眨着眼，就好像是屋里暗淡的光线刺激了他的眼睛似的。这位幕僚又开口了，他的话暧昧难懂：
“在这个国家里，警察的警惕性很高，地方官员很严厉，法律很宽宏，没有镇压手段。这些是欧洲的耻辱。如今，我们最期待的就是骚乱——毫无疑问，骚乱正在酝酿之中——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维罗克先生用一种低沉的、献媚的、只有演说家才有的语气打断了对方的谈话，他此番话的语气与从前截然不同，这让对方惊骇不已。“骚乱的可能性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我过去12个月提交的报告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你过去12个月的报告，”枢密顾问乌尔姆又开始说话了，态度文雅、冷静，“我都看过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报告。”
双方陷入了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维罗克先生哑口无言，而对方则盯着桌上的报告看。看了一会儿后，他轻轻地推了文件堆一下。
“你在报告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我们雇用你的原因。我们现在不需要文字报告，而是要创造具有独特重大意义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说具有震惊效果的事件。”
“无须多言，那是我全部努力的方向。”维罗克先生嘶哑的谈话声音里带着自信的腔调。但那种正在被桌子对面闪闪发光令人目眩的眼镜片后的目光监视的感觉让维罗克先生感到惊慌失措，于是他用一个表示坚决忠诚的手势结束了说话。这位辛勤工作但地位卑微的大使馆成员，此时好像是被一个新想法触动的。
“你很胖。”他说道。
这句评语，确实具有心理学冲击力。此外，由于说话的人是个谦虚谨慎的文职官员，平时只知道舞文弄墨，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这句话从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力量就更强了。维罗克先生好像是被这句话蜇了一下，倒退了一步。
“什么？你想说什么？”他惊呼道，沙哑的声音里带着怨恨。
这位枢密顾问本来是奉命来进行这次谈话，谈话进行到这时，感到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
他说道：“我认为你最好去见一下弗拉基米尔先生。对，你必须去见一下弗拉基米尔先生。你在这里等着。”他说完便小步跑出了房间。
维罗克先生再次梳理起自己的头发，额头也冒出细小的汗珠。他噘着嘴吐出一口气，就好像是在吹汤勺里的热汤一样。当那个穿棕色裤子的男仆悄悄地来到门口的时候，维罗克先生仍然待在他刚才进行谈话的位置上，一步都没有敢动。他一直都维持着一种姿势，仿佛他感觉周围全是危险。
他走过一段楼道，楼道里孤零零地只有一盏煤气灯亮着，接着他上了一层旋转楼梯，走到了第二层让人心情舒畅的光滑走廊里。那男仆打开了门，闪在一旁。维罗克先生感到踩在了厚实的地毯上了。房间很大，有三个窗户。一个刚刮过胡子、脸盘特别大的年轻人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桃花木书桌。这时，那位使馆参事拿着文件正要离开，这位年轻人用法语说：
“亲爱的，你说得很对。他是头很胖的......动物。”
弗拉基米尔先生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在社交界很有随和、有趣的名声。他是社交圈里的宠儿。他很聪明，能从相互矛盾的思想中找到怪异的共同点。当他讲到关键点的时候，他会把身体向前倾，举起左手，仿佛那个关键点就被抓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而在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圆脸上，则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欢乐和困惑的表情。
此时此刻，他正看维罗克先生，但脸庞上既没有欢乐，也没有困惑。他背靠着椅子，双肘自然伸展开，跷着二郎腿，面色异常鲜嫩，鲜嫩得就如婴孩，一副不许任何人瞎说的样子。
“我猜你应该懂法语？”他问道。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他懂。他的庞大身躯向前倾斜着。此刻，他正好站在房间的中央，一只手紧抓着帽子和手杖，另一只手僵硬地下垂着。他低声谦卑地从喉咙里咕哝说自己曾经在法国炮兵中服役。听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脸上马上露出鄙视的面容，他改变了语言，开始用地道的英语说话，丝毫听不出有任何外国口音。
“哈！对。当然。你拿到他们新型野战炮的炮尾栓设计图纸，你为此拿走了多少钱？”
“我在一座堡垒里被严密地拘禁了5年。”维罗克先生出乎意料地回答道，丝毫没有任何表情。
“这算短的，”弗拉基米尔先生评论道，“你被他们抓住了，这是自然的结果。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谈起了过去，从青年谈起，谈到了他怎样迷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
“啊哈！是女人的缘故啊。”弗拉基米尔先生放下架子插嘴了，虽说气氛不拘束了，但仍然不算和蔼；相反，他的语气中仍然带着一种冷漠。“你被我们大使馆雇用了多长时间了？”他问道。
“从已故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当大使时就开始了。”维罗克先生压低了声音说，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为了表达对那位已故外交官的悲哀，还把嘴唇噘起来。大使馆一等秘书仔细地观察这戏剧化的一幕。
“啊！从那个时候......很好！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做辩解吗？”他尖锐地问。
这个问题让维罗克先生感到吃惊，他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做辩解的。他是在收到一封要求他来大使馆的信之后才来大使馆的——他慌忙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摸索，但这时他看到了弗拉基米尔先生嘲讽和怀疑的目光，只好作罢。
“呸！”弗拉基米尔先生说道，“你说你想摆脱目前的状况，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目前甚至还没有在体格上满足这个职业的要求。你说你是个无产阶级——你绝对不是！你是个顽固的社会主义分子或无政府主义分子——你说你是哪一种？”
“无政府主义分子。”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
“胡说！”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说，但没有提高声调，“你把老乌尔姆吓坏了。你连白痴都骗不了。你们都是一样的货色，而你就更加不可理喻。这么说你从偷法国人的大炮设计开始与我们合作的。那次经历肯定让我们的政府感到难堪。你做事似乎不太灵巧。”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为自己开脱。
“我曾经说过，我迷恋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
弗拉基米尔先生举起了他的那只白胖的大手。
“哈，对。年轻时代不幸的插曲。她拿走了你的钱，然后到警察局告发了你——对不对？”
维罗克先生的面色大变，整个人就像瘫痪了一样，这表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手紧抓着架在膝盖上的那条腿的踝关节。他脚上穿着一双深蓝色的丝绸袜。
“你看，这说明你不太聪明。或许你太容易受人影响。”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含混的声音辩解说现在他已经不是个毛头小伙了。
“哎哟！年纪大了也治不好这种毛病。”弗拉基米尔先生评判道，他说这话时的口气虽说像个老熟人，但用意阴险。“不！你太胖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你犯过这么多过错，你无法再做这份工作。让我告诉你，我认为什么是你的致命弱点：你懒惰。你拿我们大使馆的钱有多长时间了？”
“11年，”维罗克先生阴郁地迟疑了一会儿后做了回答，“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阁下还做法国大使期间，我几次去伦敦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后来，按照他的指示，我在伦敦安顿下来。我是个英国人。”
“你是英国人？真的？”
“天生的大不列颠臣民，”维罗克先生麻木地说，“但我父亲是法国人......
“不用解释了。”对方打断了维罗克先生的话，“我敢说你可以合法地成为法国元帅或英格兰议员——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你就对我们大使馆有用了。”
这个奇思妙想使维罗克先生脸上露出了微笑，但弗拉基米尔先生却仍然一脸的严肃。
“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你是个懒人，你没有充分利用机会。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做大使期间，我们大使馆里有许多蠢笨的人。他们让你们这类人对特工经费产生了错误的理解。我的任务就是纠正你们的错误观念，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特工应该干什么。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些。”
弗拉基米尔先生看到自己那番话使维罗克先生陷入了困惑，便大笑起来。
“我知道你能很好地理解我。我敢说你的聪明劲儿足够干好这份工作了。我们要你采取行动——听好了，是行动。”
弗拉基米尔先生在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把自己的又白又长的食指戳在书桌的边缘。维罗克先生的声音顿时失去了活力，他露在天鹅绒领子外的脖子变成了深红色。他的嘴唇颤着，嘴张得大大的。
“你只需查查我的档案，”维罗克先生用他那低沉的、清晰的好嗓音辩驳道，“你会发现我3个月前就通报罗穆亚尔德大公将访问巴黎，这个情报是从这里发给法国警察局的......
“啧，啧！”弗拉基米尔先生皱着眉打断了维罗克先生的说话，“这份情报对法国警察局没用。不要吼叫。你想干吗？”
维罗克先对自己刚才的失态表示歉意，但他的语气不仅包含了歉意的成分，还包含了某种骄傲的成分。他介绍说，自己曾经多年在露天大会和工会大厅里做讲演，他的声音为他赢得了值得信赖的好同志的名声。所以，他的声音是有价值的。他的声音能鼓励人们去信任他提出的主张。“领导人总是在关键时刻让我上台讲话。”维罗克先生自夸道。他补充说，他的声音能压过任何多的喧闹声。突然间，他进行了一次现场表演。
“看我的。”维罗克先生说。他低着头，踏着沉重的步伐，直奔房间另一边的落地窗前。他好像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弗拉基米尔先生吃了一惊，猛地从扶手椅子里站起来，转身观看；顺着视线，在大使馆的楼下，越过大使馆的院子，在大使馆大门的外面，有一名虎背熊腰的巡官正背朝着他们，这名巡官正懒洋洋地看着一辆载着富家孩子的华丽婴儿车正被推进广场。
“巡官！”维罗克先生说道，他用的力气并不大，就好像是在与熟人私下里说话。这时，弗拉基米尔先生大笑起来，因为他看到那名警察突然转身，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戳了一下似的。维罗克先生轻轻地关上窗户，回到了屋子中间。
“因为我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能被别人信任，而且我还知道该说什么。”维罗克先生又恢复了原来嘶哑的谈话声调。
弗拉基米尔先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结，从壁炉上方的大镜子里仔细观察他起来。
“我猜你已经能熟记革命口号了，但按照拉丁语的说法，你仅是会说话的夜莺而已。你没有学会拉丁语吧。你学过吗？”弗拉基米尔先生用轻蔑的口吻说道。
“没有，”维罗克先生低吼道，“你知道我不懂拉丁语。我属于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谁懂拉丁语？世上只有几百个不能自食其力的白痴才懂拉丁语。”
在差不多30秒的时间里，弗拉基米尔先生从镜子里仔细观察着自己身后站着的那个大胖子。同时，他也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目：刮得光溜溜的圆脸，满面红光，能让他变成上流社会骄子的那两片善于说俏皮话的薄嘴唇。他转过身，猛地走到屋子的中央，由于动作过于猛烈，他的那个古雅别致的老式蝴蝶结都耸了起来，似乎在表达着无言的恶意。他的动作既快又猛，维罗克先生只敢斜眼看着他，害怕得不敢言语。
“啊哈！大胆放肆。”弗拉基米尔先生开始用异常古怪的腔调说话了，那腔调根本不是英语的，也绝对不是任何欧洲语言的，就连像维罗克先生这种去过世界各地偏僻角落的人都感到惊骇。“你好大的胆子！好吧，让我跟你用英语讲话。你的声音没有用。你的声音对我们没有用。我们不要声音。我们要事件——惊人的事件——你这该死的家伙。”他冲着维罗克先生的脸说道，他说话的神气充满凶猛的决断力。
“别用北方人的方式对待我。”维罗克先生看着地毯，并用沙哑的声音做抗议。听到这句话，那张伫立在蝴蝶结上方的脸堆起了嘲弄人的微笑，弗拉基米尔先生又改用法语说话了。
“你视自己为内奸。内奸的作用是煽动暴乱。我根据你的档案判断，你在最近3年里只拿钱但没做事。”
“我不是没做事！”维罗克先生惊呼道。他说这话的时候，身体不敢动一动，甚至都没敢抬一抬眼，但他的语调中充满了真诚。“我有几次预防了......
“这个国家有句格言，预防比治疗好。”弗拉基米尔先生打断了对方的说话，再次倒在扶手椅子里。“这是句很愚蠢的格言。预防是没有穷尽的。但这句格言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特点。这个国家不喜欢结局。你不能太英国化。就目前的情况看，你不要再做傻事。如今这个国家已经病了，我们不要预防，我们要治病。”
他停顿了一下，转向书桌，翻开摆在书桌上的几页纸，接着改用从容镇定的腔调谈话，看都不看维罗克先生一眼。
“你知道在米兰召开的国际会议吗？”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严肃地说，他有每天读报的习惯。他还进一步澄清说，他能理解自己所读的。听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微笑了，他此时仍然在一页接着一页地浏览文件，并低声说道：“我看，只要不是拉丁文的，你都懂。”
“中文，我也不懂。”维罗克先生固执地反驳说。
“哼！你的那些革命朋友写的东西简直就跟中文一样难懂......弗拉基米尔先生轻蔑地把一张灰色的印刷品丢在地上，“这些传单上印着‘F．P．’这几个字母，还画着有锤子、钢笔、十字火炬，这些代表什么？‘F．P．’代表什么？”维罗克先生走近那张巨大的书桌。
“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未来。这是个社会组织，”他笨拙地站在扶手椅子的侧面解释道，“它在本质上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但欢迎各种派别的革命者参加。”
“你是成员吗？”
“副主席之一。”维罗克先生喘着粗气说。这时，那位大使馆一等秘书抬起了头看着他。
“你该感到羞愧才对，”弗拉基米尔先生发狠地说，“你们的组织不就是会在脏纸上印刷胡言乱语吗？你为什么不做点实事？喂，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必须去挣钱。斯托特－瓦腾海姆时代的舒服日子结束了。不干实事，拿不到钱。”
维罗克先生奇怪地感到自己粗壮的大腿一阵虚弱。他退后了一步，大声地擤鼻涕。
他确实感到了震惊和恐惧。伦敦的太阳已经变成铁锈的颜色，正努力地驱赶着伦敦的大雾，这轮太阳给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私人办公室带来温暖的明亮：屋里很寂静，维罗克先生听到一只苍蝇撞击窗户玻璃发出的微弱的嗡嗡声——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听到——比燕子还要早地预言春天就要来了。这个微小生物充满活力的捣乱使得面前这个身躯庞大的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的懒散生活受到了威胁。
利用谈话的间歇，弗拉基米尔先生想出了好几种侮辱维罗克先生的容貌和体形的说法。这家伙异常粗俗，身体太胖，既厚颜无耻又愚蠢。他的样子就像来送账单的管道工。这位大使馆一等秘书还知道一点美国式的幽默，他对技工形成一种特殊印象，觉得他们不仅欺诈懒惰成性，还极度无能。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著名的、受信任的间谍，其秘密级别之高在已故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的官方、半官方的秘密通信中只能用符号“Δ”指代。他提出的警告，可以改变皇族、皇帝、大公级别人物的行程，有时还能迫使他们彻底地取消行程！就是这家伙！弗拉基米尔先生心里觉得一阵阵的好笑，他嘲笑自己太幼稚，才轻信了他，但他把大部分嘲笑都送给了普遍受人尊重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男爵大人在世时，很受皇帝的喜欢，虽然有好几任外交大臣都反对，但他仍然被任命为大使。他一生都享有阴郁、悲观、轻信的名声。男爵大人坚信社会革命。他幻想外交将会在一次民主变革中灭亡，而整个世界也几乎在这次变革中灭亡，而他自己就是被选派来目击外交灭亡的那位外交家。他曾经几次写公文，对未来做出阴暗的预言，这几份公文多年来成为外交部的笑谈。据说，他在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皇家友人和皇帝）说道:“不幸的欧洲啊！你的后代将会陷入道德错乱中，而你也会因此而灭亡。”只要有个骗子流氓来找他，他肯定会受骗。想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对着维罗克先生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
“你应该很想念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弗拉基米尔先生突然大声说道。
维罗克先生把头低下了，阴沉和疲惫的面部表情中透露出一股恼怒。
“请允许我说说心里话，”维罗克先生说，“我受命来到此地。在过去11年里，我只来过两次，而且从来不是早晨11点。这样找我来很不明智，有可能会被别人看见。对我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弗拉基米尔先生耸了耸肩。
“我会变得没有用途。”维罗克先生情绪激动地继续说道。
“那是你的事，”弗拉基米尔先生咕哝道，他的音调虽柔和却隐藏着残忍。“如果你没有用途了，我们就不雇用你了。对，切断。你就......弗拉基米尔先生皱着眉，想不出用什么惯用法比较合适，不一会儿，他乐了，咧嘴露出了一口漂亮的牙齿。“你就会被我们抛弃。”他残忍地说出这一句话。
维罗克先生再次感到两条腿自上而下有一股虚气往下流，曾经有人恰当地描述这种现象为“我的心顺着大腿流进我的皮靴里”。无奈他只能用尽全部意志力加以抵抗，并勇敢地抬起了头。
弗拉基米尔先生看上去在安静地沉思着什么。
“我们要给米兰的国际会议增加点滋补品，”弗拉基米尔先生轻松地说，“这次大会要讨论如何镇压政治犯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会有结果的。英格兰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在对待个人自由方面，英格兰总是感情用事，实在荒谬。我无法容忍你的朋友都去捣乱......
“如果你担心，我能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行动。”维罗克先生突然打断了对方的说话。
“要是能把他们都关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了。英格兰必须与其他国家步调一致。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笨蛋，他们竟然做想把他们都丢进阴沟饿死的人的帮凶。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就会失去手中的权力。我觉得你会同意那种认为中产阶级愚蠢的观点。我说得对吗？”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表示同意。
“他们是愚蠢的。”
“他们缺乏想象力。愚蠢的虚荣使他们盲目。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次大恐慌。现在是你的朋友们起来行动的大好时机。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让你详细地听一听我的想法。”
接着，弗拉基米尔先生开始讲解他的想法。他说的话高高在上，充满了蔑视，就好像别人必须要领情似的。然而，他实际上不真正了解社会革命的目标、理念、方法，这使得维罗克先生不但不敢插话，而且内心里还充满了恐惧。他错把因果关系颠倒，这简直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把杰出的宣传家与冲动的爆破手混为一谈，他所说的组织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一会儿说革命党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其首领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过了一会儿，他却改口说革命党像是最松散的群体，因为是由亡命之徒占据山坳而成。当维罗克先生一想提出反对意见时，一只大白手就会举起来加以阻止。维罗克先生很快便吓得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于是只能安静地听着，而内心却充满了恐惧，样子就像是在耐心听取意见似的一动不动。
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平静地说：“要在这个国家进行一系列暴力活动，就要在伦敦进行，因为这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你的朋友们可以把半个欧洲大陆搞乱，而又不影响公众支持普遍的镇压法。他们是不会关注别人家的后院的。”
维罗克先生清了清喉咙，但马上又失去了勇气，没有说任何话。
“这些暴力活动不一定搞得特别残暴，”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说，就好像在宣讲科学论文似的，“但必须足够地吓人——要有吓人的效果。例如，可以针对建筑物策划暴力行动。如今资产阶级的偶像是什么？维罗克先生？”
维罗克先生伸出手，微微地耸了耸肩。
“你懒惰得都不愿思考，”弗拉基米尔先生对维罗克先生的态度加以了评论，“注意我说的。如今的偶像既不是皇室，也不是宗教。所以，这就排除了宫殿和教堂。维罗克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沮丧和蔑视导致维罗克先生产生了一个发泄不满的轻浮念头。
“太好了。针对大使馆如何？对几个大使馆发动一系列攻击。”他开始说自己的建议，但他无法忍耐大使馆一等秘书那冰冷的凝视。
“原来你也会开玩笑，”弗拉基米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评论道，“开玩笑好。可以使你们的社会主义分子大会开得有趣，但不许在我这间屋里开玩笑。对你来说，仔细听我说要安全一些。我叫你来，是想让你提供情报，没有让你来说笑话。我不辞辛苦给你解释，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才能有结果。科学是现今的神圣偶像。为什么不让你的朋友去攻击那个大官僚机构？难道科学机构不就是你们这些未来无产者要清除的机构之一吗？”
维罗克先生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不敢，他怕一张嘴，自己的呻吟声就会一涌而出。
“这应该是你们要去做的。刺杀国王或总统足够耸人听闻，但其轰动效果大不如从前了。如今大家已经都知道国家领导人有被刺杀的可能性。这几乎变成了惯例——因为已经有许多总统被刺杀了。假如我们对教堂采取暴力行动，毫无疑问，最初可能是很可怕的事件，但普通人也许不觉得有多么可怕。无论暴力行动的缘起是多么的革命、多么的反政府，到后来总是有很多笨蛋认为暴力行动是宗教示威活动。这就会削弱我们希望产生的震撼效果。同样，在餐馆或戏院进行谋杀，会让人感到没有政治激情，更像是饿鬼因恼怒而进行的社会报复。所有这些手段都被使用过了，要想革政府的命，这些手段不再具有教育意义。每家报纸都想好敷衍这类事件的报道方式。我要讲一讲我对投掷炸弹的哲学观点，同时也要讲一讲你在过去11年里一直坚持的观点。我不想让你犯糊涂。人们对你所攻击的目标很快就会变得不敏感了。财产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不能期待他们会因为财产而长时间处于遗憾或恐惧中。如果希望投掷炸弹对公众有任何影响，必须超越以复仇为目的和以恐怖为目的，必须单纯是为了毁灭。必须如此，只有如此，不能让人产生任何微弱的其他联想。你们这些反政府分子，应该明确表示要下决心清除整个社会。但你们如何把这个异常荒谬的理念准确无误地植入中产阶级的头脑中去呢？这是个问题。答案是去打击普通人文成就之外的目标，可以是艺术。炸掉国家博物馆能引发骚乱，但其严重程度还不够大。艺术不是他们的偶像，这就如同打碎几块男厕所后窗户上的玻璃。如果你真想哪个家伙提着裤子站起来，你至少要掀翻那厕所的屋顶才行。炸艺术目标，谁会哭喊呢？艺术家会，艺术评论家也会，可是这些人都不重要。没有人会理睬他们说什么。然而，科学就不一样了。任何领工资的笨蛋都相信科学。这些人不知道科学为什么重要，仅是相信而已。科学是神圣的偶像。该死的大学教授在内心里都是激进分子。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伟大领袖要走了，因为未来的无产阶级要来了。如果能让这些白痴一样的知识分子号叫，肯定会对米兰会议的努力方向有所帮助。他们会在报纸上写文章。人们不会怀疑他们的愤慨，因为人们知道这里没有公开的物质利益，这应该能引起资产阶级的注意，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将会被震动。他们相信科学是他们物质繁荣的秘密源泉，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由于这样的示威活动具有荒谬的残暴性，将会对资产阶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要大于杀光整条街或整个戏院里的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总是可以说：‘哎哟！这仅是阶级仇恨。’然而，如果毁灭暴行是如此的荒谬、难以理解、难以解释、不可想象，结果将会如何？如果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结果又将如何？疯狂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恐怖，因为疯狂不能安抚、不受胁迫、不听劝阻、不接受贿赂。此外，我是个文明人。我不希望指挥你去组织一次大屠杀，虽说我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我不希望我期待的结果来自大屠杀。谋杀永远是我们的手段，它几乎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示威必须针对科学，但不是任何科学都行。攻击必须是对科学毫无理由的亵渎，这样才能把他们震撼得失去知觉。由于炸弹是你的行动手段，如果你能把一枚炸弹丢到抽象的数学里面去，那肯定会是极有效果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试着培养你，我已经向你解释了实现你价值的最高哲学，并向你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实际应用我的学说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我开始与你谈话开始，我就在考虑如何实现的问题。你认为对天文学发动进攻如何？”
维罗克先生在扶手椅旁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整个人像是陷入了昏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没有了知觉，但伴随着微微的痉挛，夜晚家狗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睡觉时常见这种状态。就像狗处于不舒服状态要吠一样，他也像狗一样咆哮着重复说出一个词：“天文学。”
他一直在努力听懂弗拉基米尔先生的快速的、深刻的讲话，但他不仅没有听懂，反而陷入了困惑之中，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已经无法消化所听到的，他为所听到的感到气愤。他无法轻信所听到的，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在故意取笑他。他想起了弗拉基米尔先生微笑时露出的白牙、那张圆脸上的酒窝、点头时凸出的蝴蝶结。聪明的社交女人喜欢他在客厅里的举止和精巧的俏皮话。此时，他身体向前倾斜着，高举起他的白手，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似乎正在抓着他那绝妙的建议。
“再好不过了。这样的暴力行为把对人类最可能的尊重与极度愚蠢最惊人地展示结合在一起了。我敢打赌，记者们根本没有办法说服公众相信无产阶级会与天文学结下冤仇。饥饿问题很难被牵扯进来，你说是不是？有点还不止于此。整个文明社会都听说过格林尼治天文台。查令十字车站地下室里的擦鞋童也都听说过。是不是？”
在弗拉基米尔先生的人格特质中，他的幽默和文雅一直为上流社会所熟知。但他此时正在眉开眼笑，因为他对自己的愤世嫉俗感到很满意。他此时的这副模样，即使是很欣赏他的才智的聪明女人，也会感到大吃一惊。面带轻蔑的微笑，他继续说：“是的，把本初子午线炸飞了，肯定能引发憎恶的号叫。”
“这件事太困难了。”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他觉得这是此时唯一安全可说的话。
“怎么啦？你不是有很多帮手吗？他们不是你挑选的吗？云特那个老恐怖分子就在伦敦。我看见他几乎每天都拿着把绿色的海夫洛克军帽在皮卡迪利大街闲逛。还有那个叫米凯利斯的假释犯道士——你不会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吧？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弗拉基米尔先生恶狠狠地说着，“如果你觉得你是唯一领特务经费的人，那你就错了。”
听了这种毫无根据的建议，维罗克先生轻轻地挪动一下脚步。
“洛桑那一帮人怎样？听到米兰会议的风声，他们会不会全来？这是个荒谬的国家。”
“这要花费很多钱的。”维罗克先生凭直觉说道。
“这样说不对。”弗拉基米尔先生反驳道，他用英语发音好得令人吃惊。“你每个月都有工资，除非做出点事，否则不会增加了。如果不能很快做出成绩，工资也将取消。你公开的职业是什么？你靠什么生活？”
“我有个店铺。”维罗克先生回答。
“店铺？卖什么的店铺？”
“文具和报纸。我的妻子......
“你的什么？”弗拉基米尔先生用他那刺耳的中亚口音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的妻子。”维罗克先生提高了他沙哑的嗓门儿，“我结婚了。”
“这太奇怪了，”对方惊呼道，“结婚！可你是个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呀！这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仅是说说而已。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能结婚，结婚等于背叛。”
“我妻子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样子很不高兴，“此外，这跟你无关。”
“噢，当然跟我无关，”弗拉基米尔先生厉声说道，“我开始意识到你根本不配做这份工作。你结了婚，你就不会被你的人信任。难道不结婚就不行吗？你是不是很忠于爱情？你可以有爱情，但你就对我们没用了。”
维罗克先生鼓着腮，猛地吐出一口气，但没能说出话来。他强忍着没有说话。双方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大使馆一等秘书突然变得寡言寡语起来，最后分手的时候到了。
“你可以走了，”他说道，“必须展开一次爆炸行动。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米兰会议现在正在休会。会议再次开始前，你必须有所行动，否则我们将终止与你的联系。”
说到这里，他毫无原则性地再次改变了语气。
“维罗克先生，想一想我的哲学，”他带着嘲弄人的口气说，而且手还指着大门，“去把本初子午线炸掉。你不如我了解中产阶级，他们对一切都变得不敏感。本初子午线，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目标，并且最容易实现。”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站了起来，他那薄薄的嘴唇滑稽地颤搐着，而他的眼睛却盯着壁炉上的镜子，他看着维罗克先生拿着帽子和手杖，深沉地走出房间。房门随后关上了。
突然间，穿着棕色裤子的男仆就出现在了走廊里，他领着维罗克先生沿着另一条路离开，这条路需要穿过院子角落里的一个小门。在大使馆的大门口，看门人完全没有理睬有人要离开。维罗克先生沿着早晨朝圣的道路折返了，他仿佛是在做梦——这是个令人气愤的梦。此时，维罗克先生的灵魂已经出了窍，他的肉身仍然沿着街道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可他的灵魂却一步就赶到了家门口，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股大风从西吹到东。他径直走过店铺的柜台，坐在一把木椅上。没有人来打扰他的孤独。史蒂夫穿着绿围裙，正在扫楼梯，扫得很认真、很尽责，就好像是在玩耍。维罗克夫人在厨房里听到了门铃声，已经来到营业室的玻璃门前，稍微掀起了门帘，向店铺里窥视。她隐约看到丈夫坐在那里，丈夫头上的帽子后倾到了后脑勺。一看是丈夫，她马上又回到火炉边去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她取下弟弟史蒂夫身上的围裙，用强制性的口吻要求他去洗手洗脸，她这样发命令已经有15年了——有时甚至要亲自为史蒂夫洗手洗脸。在饭菜装盘上餐桌前，史蒂夫会来厨房请姐姐检查手和脸是否干净，他表面上看似乎很自信，但内心里却隐藏着永恒存在的焦虑。从前，他父亲在这类场合发脾气是最有效的约束力。如今，维罗克先生在家庭生活里非常安静，根本不会发脾气——在可怜的史蒂夫面前也不会。这有一种解释，维罗克先生不发脾气，是因为他即使吃饭时发现食物不干净，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和震惊说出来。温妮的父亲死后，她不再为可怜的史蒂夫发抖，这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慰藉。她不愿看到弟弟受伤害，弟弟受伤害会使她发狂。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经常为保护弟弟而面对父亲的那双充满怒气的眼睛。如今，谁也不会从维罗克夫人的样子上看出她会发脾气。
她把饭菜装好了盘子。餐桌摆在会客室。她一边向楼梯走，一边大叫道：“妈妈！”接着她打开通往店铺的大门，“阿道夫！”维罗克先生还没有改变姿态，他显然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丝毫未动。他沉重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没有脱大衣和帽子就要吃饭。他在家里的沉默寡言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家坐落在肮脏的街道上，很少有阳光普照，在破旧的店铺后面到处是破烂垃圾。然而，维罗克先生在这一天的沉默寡言显然是若有所思，家里的两个女人都注意到了。她们沉默地坐着，不时地看可怜的史蒂夫一眼，害怕他多嘴生事。史蒂夫隔着餐桌面对着维罗克先生，表现得很好、很安静，茫然地盯着维罗克先生。为了防止史蒂夫惹一家之主生气，这让两个女人每天都处于绝非微不足道的焦虑之中。史蒂夫，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她俩焦虑的根源。她俩总是温柔地用“这孩子”暗指史蒂夫。史蒂夫已故的父亲为有这样古怪的儿子而感到羞辱，所以总是拳脚相加。因为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和父亲，他的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后来，她俩要防备史蒂夫去惹绅士房客，这些房客自己也都是非常怪异的，很容易生气。此外，史蒂夫的未来如何永远是个令人焦虑的问题。那个生活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一间破旧地下室早餐厅里的老妇人，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去劳教救济院生活，就感到心力交瘁。她常对女人说：“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好丈夫，我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维罗克先生对史蒂夫给予了关照，就好像一个不太喜欢动物的男人或许会喜欢妻子的宠物猫似的。他关照，虽说很善良，但总是敷衍了事，与妻子对宠物猫的关照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这两位女人承认，要求对史蒂夫更多的关照恐怕也不合理。维罗克先生对史蒂夫的关照已经足够赢得这位老妇人的尊敬。她早年过着无依无靠的苦日子，形成了多疑的习惯，他多次焦虑地问女儿一个问题：“亲爱的，你难道不觉得维罗克先生已经厌倦看到史蒂夫了吗？”对这个问题，温妮总是习惯性地微微摇摇头。不过，她有一次进行了反驳，态度相当无礼：“他会先厌倦我的。”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温妮的母亲把脚靠在木凳上，似乎要彻底地理解女儿的回答，因为女儿具有女性远见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她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温妮要和维罗克先生结婚。温妮这样做是很明智的，事实证明对温妮最合适，但女孩子也许希望找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有好几个年轻人追求温妮，只有临街那个屠夫的儿子，虽然是屠夫父亲的帮手，但温妮和他非常情趣相投。他确实生活有赖于父亲，但他父亲的生意很好，前途相当好。他带着温妮晚上去过几次剧院。就在温妮的母亲开始害怕听到他们订婚消息的时候（如果温妮走了，她只好依靠史蒂夫做帮手了），温妮的罗曼史突然结束了，温妮的样子很难看。就在这个时候，维罗克先生出现了，神奇般地住进了第二层楼的卧室，那个有关年轻屠夫的问题消失了。这显然是老天有眼，给予温妮一次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