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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2013年8月1日起，取消和免征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申请手续费和年检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可以看出国务院对深化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决心与力度。
早在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强调，“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
简政放权包括向市场、向社会放权，对政府部门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而现实是，近年来尽管有些地方或部门权力下放数字、幅度很明显，但权力“空放”现象依然较为普遍。
具体而言，权力“空放”现象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放权不完整。有些上级下放受理权或初审权，终审权没有下放到位，以致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一半环节在下级的现象，给申请人造成不便。二、放权有“水分”。有些部门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符。尽管动辄上百项权限下放，但“凑数”之嫌明显，实质作用不大。三、权限下放不稳定。有些上级部门下放权力一段时间后，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回下放的权限。
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由于简政放权没解决“实放”“真放”，完整地放，或没把权“放实”，直接导致有些下级对下放的权力没能力“接盘”。比如相应机构设置、人员、资金、硬件设施不到位，造成下级有权无法使用。
而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地方在权力下放后，因权力评价与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给受权部门或人员提供了设租、寻租的机会，使其变成了狐假虎威的“二政府”，从而使简政放权成为部分人“重收费，轻服务”的借口。
因此，简政放权迫切需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并在权力下放后，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即对行政审批管理、质量、流程、评价等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制定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的标准体系，并要确保权力在可督、可评、可公开的范围内“阳光运行”。
当然，并非所有权力都该下放。对一些重要的、地方管不好、涉及面较广的权力，还要上收，比如宏观调控中金融政策、房地产政策的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政策等。
简政放权要力戒“花架子”。只有让下放的权限真正做到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才能让服务型政府的阳光照进市场和民众，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