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智慧。

崇祯十年（1637年），明崇祯皇帝面对官僚群体的腐败曾下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掌权者把做官当成了交易，金钱换来职位，何以廉洁奉公？结果，仅仅7年之后，崇祯皇帝上吊，明朝276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这句话随即引爆了中国社会舆论。其中“有权不可任性”一下成了网络热词，公众从中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执政理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掌着十三亿人民赋予的权力，有着深厚的执政基础。所以，领导干部在权力的使用上绝对不能“任性”，如果一但任性，就会置党的纪律于不顾，置国家法纪于不顾，就会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徇情枉法、腐败堕落，最终必将遭到人民无情的唾弃。

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不少朝代速亡均与执政者的任性有关。比如夏桀的酒池肉林，商纣的剁骨验髓，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秦二世宰相赵高的指驴为马，清慈禧以海军军费修圆明园和做六十大寿，这些都是执政者任性的表现，其间人民受尽苦难，国家朝代顷刻覆没，教训实在惨痛。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等古语，亦无不诠释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在历史上，执政者如何用权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今，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前途。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水平高速增长，但权力任性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有些领域的腐败程度在持续恶化。与80年代主要靠“批条子”的价格双轨制寻租相比，当前的腐败则借助于矿产资源、房地产、股份代持、收购兼并、银行信贷、IPO、官商联盟等形式，不仅规模远非昔日可比，而且呈现出普遍化的状态。

更糟糕的是，不少腐败都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比如因环境污染、征地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社会稳定之大患。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从打“苍蝇”到打“老虎”，从对公职人员日常工作、生活“反四风”，到定向打扫重点领域，定点清除贪腐分子及其背后利益群体，新一轮反腐风暴，历时之长、影响之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

这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腐败行动，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目标任务就是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零容忍”本来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后来被引申到反腐败领域。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曾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如果一幢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针对反腐零容忍，也有少数人提出“适度腐败”的观点——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种谬论，与当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论调如出一辙，无非是为贪官“解套”，不值一驳。

近两年来，中央反腐更是雷厉风行，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遏制增量腐败，又清理存量腐败，击碎贪官“退休等于平安着陆”的美梦；既大力惩治居住在国内的腐败分子，又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由此可见，中国新形势下的反腐，并非“抓典型”，而是“零容忍”！并非“做选择”，而是没有“铁帽子王”，做到“全覆盖”！对腐败行为，无论是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严加惩治，决不姑息！

在2014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中央再次鲜明地提出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彰显了反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只省部级及以上“大老虎”相继落网，其中属6月份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徐才厚和苏荣最惊爆眼球。随后的2014年7月29日，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2014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令计划被调查，与曾经权力很大的周永康被调查不同——令计划是目前为止接受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在职官员，因此他的落马意义重大。更何况，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令计划多年身居要职。

据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不到两年时间的“打虎拍蝇”，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而交通、房地产、矿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领域成为反腐“重灾区”。

对腐败零容忍，早已是一些地区或国家反腐成功的法宝。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香港地区贪贿盛行，香港政府痛下决心肃贪治腐，他们高擎零容忍的大旗向腐败开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腐成就。再比如，韩国首尔市实行只要发现公务员贪污、受贿、行贿等，无论金额多少或职位高低，都要予以解职或罢免，且永远不许因腐败被驱除的公务员在首尔市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就业，10年内也不许在首尔市具有一定规模的民间公司就业。

但从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反腐经验来看，对腐败零容忍，还须以法治反腐为保障，完善的制度建设才是治本之策。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经多次强调，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做出进一步部署，“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根据中国当前实际，只有通过完善的制度，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和程序，才能使掌权者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易任性、不想任性。尤其是，须尽快建立健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加大媒体及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力度，以推动反腐常态化、法治化、制度化，实现反腐从指标向治本的根本转变，最终构建一个官员不敢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从这个角度讲，《有权不可任性》中的每一篇评论，都是一个制度漏洞的补丁。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将会倍感欣慰。

《有权不可任性》是我的第一部评论集。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曾发表于中国大型时政名刊——《瞭望》新闻周刊，这是我最近两年的评论精选。这个书名承载着我对中国反腐大业的期盼。因为，只有掌权者做到“有权不任性”，才能给公众带来生存的尊严、前行的勇气和非凡的梦想。

《有权不可任性》出版，首先得感谢知名学者李成言和沈友军拨冗作序。其次，感谢我《瞭望》新闻周刊的领导及同事，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宽松、融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让我能静心研究一些当前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再次，感谢新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同时，感谢朋友们在此书的成稿过程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

一部书完成，读者是最为权威的评判者。我愿意倾听您的批评与指正，更渴望您的真知灼见。我的邮箱xhslisong@163.com

李松
2015年6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