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又见“不明真相的群众”！
据《汕头日报》报道，2014年9月26日，汕头市金平区莲塘街道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不断制造谣言，裹胁不明真相群众，有组织、有预谋地到市委闹事。先后冲击市委大门，闯进市委大院，打砸市委办公大楼，劫持殴打在现场做劝说工作的金平区干部；对在现场维持秩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执勤民警大打出手，致多名党政干部和民警不同程度受伤。
近年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等说法，成为不少地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程式化定性。不但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常用这些字眼，而且一些职能部门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发言中，也频频出现这些字眼。
就汕头这起群体性事件而言，群众“闹事”的原因，报道里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涉嫌犯罪就应坚决打击。在依法治国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哪怕出于正义的目标，不论谁触犯了刑律、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都应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点应达成社会的共识，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
客观地讲，每个人看完这则报道，也都会沦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到这样一个恶性程度？又是谁蒙蔽了群众的眼睛，让群众不明真相，从而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倒更值得深思。
按照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政府与群众是“合作关系”，其中群众守法的前提是“知法”，合作的前提是“知情”。
以往不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动辄就给群众乱贴“不明真相”标签，除了转移焦点和视线，企图掩盖其自身的错误、失误，借此减轻其应负的责任等切身考量外，也暴露某些人的思维深处，依然暗藏着可怕的“斗争哲学”。
在实践中，这种“斗争哲学”主要表现为先“贴标签”，再“挥棍子”。而“贴标签”的要害在于，给对手贴上非正义、非道德的标签，这样自己似乎就处于道德的制高点上，“挥棍子”时也会显得更“理直气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不是得到官方的通报材料或新闻通稿，媒体是不敢随便给一个突发性公共事件定性的。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权力授意、干预，“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些字眼也不太可能出现在报道中。
其实，群众成为“不明真相”者也在情理之中。只要事件真相未能及时澄清，任何围观群众都会扮演这个角色。群众的围观，也许只想穷究真相，以人心与法律来度量是非与正义。如果地方政府动辄以暴力相见，只会徒增群众“不明真相”的迷雾，让他们与正义和公正的曙光渐行渐远。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群体性事件。
尽管以往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绝大多数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历史的经验表明，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能是空谈，也不容人为虚化。因此，即使群众不明真相，真正的责任主体，也应该是那些掌握“内幕”
的政府部门。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有必要及时公开并回应群众诉求，让群众知情，或明以真相，这样才能赢得相应的舆论支持，从而真正树立公信力。
然而，以往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并非及时向群众讲明真相，而是动用媒体资源，在“舆论引导”上摆出一副“唯我革命”、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做法不但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裨益，甚至还激化了矛盾。
一起群体事件，既是考验地方善治的试纸，更是丈量地方政府与群众关系深浅的标尺。如果需要群众时，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在损害自身利益时，就说“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显然低估了群众的智商，会让群众十分反感。
早在2009年8月，云南省陆良县一个在建煤矿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当地一家媒体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
随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就此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扣上“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
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开明态度，值得称道，也期待汕头地方政府能从中学到一点什么。只有放弃舆论引导中自以为是的“正确”，抑或是“狭隘思维”，彻底转变执政思维和方式，这才是负责任政府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