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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初，上海市黄浦江上游发现大量死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初步确定源头为上游的浙江嘉兴。截至3月12日15时，已从黄浦江累计打捞死猪5916头。
令公众最担忧的是，除了持续攀升的死猪数量、部分死猪身上检测出的猪圆环病毒，更主要的是黄浦江上游，正是上海市饮用水的水源所在。
此前，上海市环保、水务部门称，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较为稳定，自来水厂出厂水质也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嘉兴则回应称，当地没有疫情。如此神速的调查回应，令公众质疑声不断。
当公众最希望了解的核心问题被相关部门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地回应后，被伤害的还有一份公众的信任和期待。其结果则是引发公众更多的猜想，以致谣言满天飞，新一波舆情危机在不断发酵。
近年来，类似跨地域污染事件，并非孤例。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发生镉污染，使得沿岸及下游居民饮水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此前的2011年3月，徒骇河上游河南濮阳发生污染，下游山东莘县大量小麦中毒……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并非缺少跨地域治污的监管制度，而是有制度不执行，也正是有法不依，才造成了类似跨地域污染事件频发。
更糟糕的是，由于属地管理原则，在解决涉及跨地域污染事件时，缺乏统一协调执行力，以致涉事属地之间总是相互扯皮、推诿责任，对公众关切的问题，不是遮遮掩掩，就是敷衍了事，致使政府公信力丧失殆尽。
事实证明，跨地域污染事件不只是单个部门的事情，还牵涉环保、水务、食品安全等多部门，这更需要有上级权威部门牵头，实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建立起从信息公开到联动协调的应急处理机制。
但在以往不少跨地域污染事件中，上级权威部门要不是缺位失语，就是责成地方进行调查和处理。而多数地方涉事方的自我“调查”倒也奇快，但因自身处于利益纠葛中，其结论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语境中。
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更加突出，任何公权力对民意的糊弄和轻视，都将会被公众“用脚投票”。
就这次黄浦江“死猪事件”而言，要离画上句号显然为时尚早。目前公众只能从各当事方得到一些挤牙膏式的“碎片化”信息。由于此事件跨省域，影响大，卫生部、环保部等国家权威部门有必要尽早介入，成立第三方事件调查组，以更超脱的权威声音挤压谣言传播空间，同时启动相应问责机制。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公共权威部门应主动作为，并进行高效的联动协作，及时和准确地回应民意关切，这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这个转变，就是权力转身，即向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政府转身。
当前，公共权威部门要切记公权力的来源、属性，不但要习惯公众质疑，更要有承受公众尖锐批评的器量。只有在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动中，公共权威部门才不至于“惰政”，公共治理才能最终走向现代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