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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反腐突破口的领导干部房产登记，传出一系列积极信号。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2014年3月初曾表示，北京市已经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领导干部房产进行登记，以摸清底数。登记内容包括房屋位置、面积、性质、户主是谁等。
房产是一项重要的家庭资产。从公职人员的房产信息中找到腐败线索，查处腐败分子，已有多起成功案例。
例如，被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个人房产在网上曝光后，纪检部门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核实到了“拥有21套房产，却只申报两套”。
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曝出至少拥有4个户口、20余套房产，注册数家公司，被网民称为“房姐”。
而“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一家曾拥有31套房产，其妻名下的公司曾违规“释放”27套拆迁安置房房源，而“包揽”翟家20套房产的兰亭名苑小区，正是翟振峰家庭出资以其妹夫的名义与他人合伙开发的。
上述种种，都是公职人员房产信息被网络曝光后，有关部门跟进调查，发现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典型事例。
领导干部房产登记对监督权力、震慑腐败的意义不言而喻。公职人员既然是公权力的化身，隐私权是相应受限的。作为公职人员，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应该把财产当做“秘密”，唯有此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
以领导干部房产登记作为反腐突破口，是实施成本最低、技术上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从现实来看，领导干部房产登记当不仅限于北京，宜成为全国统一动作，应包括“申报、调查审核、公开、监督、问责”五个环节。
尽管房产登记能对搞腐败的人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但如果措施不配套，也易沦为走过场。因此，领导干部房产登记后还须增“后劲”。
首先，加大核查力度。房产登记不能仅靠道德自觉，有关部门有必要在核查上下功夫，防止某些人谎报、瞒报。
其次，拓宽监督渠道。全面真实的房产登记信息，不但有赖于有关部门的核查，更有赖于有效的监督。
第三，完善问责机制。对于一些人的谎报、瞒报行为进行严厉惩治。此外，有些干部多余的房产从何而来？来源是否合法？等等，均应从制度层面给予界定。
将领导干部房产登记做得更实更到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公众对此向纵深推进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