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辞·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霍尔斯陶穆

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作品在他年少时期就是个中翘楚了，他也早已是圈里公认的诗人。从他的自传里不难看出，自他幼年时期，诗人内心中对自己的暗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和外界的联系。他起初就遵从现实与理想相交错的生活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勇往直前，矢志不渝。

他在柏林的一个世代为艺术献身的家庭中成长，因此，他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乏美的身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后来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中也从不缺乏美，但这并没有耽误他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他的第二故乡——英国——完成学业，但爱尔兰始终是影响他成长最为关键的地方，特别是在康诺特这个未受到污染的凯尔特区。叶芝祖上在这里有一处可供度假的房产。在康诺特，他从当地民俗风情和各种传说里汲取着源源不断的民间文化的精髓，这给他日后的完美作品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在康诺特，他沉浸在大自然里，忘我地领略着大自然的风情。

大自然的风情，对于叶芝来说并不是空谈。在凯尔特人的泛神信仰中，表象的深处有着浓烈的个体力量，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这种信仰在叶芝的思想里生根发芽，并且引导他激发出潜在的宗教信仰能力。所以即使在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里，他依旧乐此不疲地观察着每个人，自己则保持特立独行，潜心倾听晨光中的鸟鸣，伫立凝望暮阳下的飞虫。叶芝在孩提时代便对每天的时辰熟稔于心，单凭观看自然天象就可以判断出时间。同朝暮之中的各种声响亲密无间，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具魅力的特点之一。

他相当向往写诗，因此在成年以后，就放弃了在美术领域的学习，一心一意地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但是在美术领域的学习，还是使他在诗歌生涯里相当明显地表露出另外的两个特点：首先，他推崇个人风格与个性的表达；其次，他总是以出其不意的表述方法阐述问题。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哲学领悟，经常为其提供最具个人特色的解答。

80年代末，叶芝独居伦敦。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却给了他抗争的机会，这在斗志昂扬的青年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了。文学界对盛行一时的新思潮并不感冒——教条的自然科学和自然主义艺术的精神。没有人能够像叶芝那般歇斯底里地痛恨这种思潮，毕竟他所看重的是主观和理想，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

让叶芝感到担忧的是过于自信的自然科学和在各个方面模仿现实的狭隘艺术。特别是少数人坚信唯独集体化、机械式的发展，才能把人类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令叶芝忧虑的是，理想化的生活会使想象力枯萎，怀疑主义则会使人更加冷漠和人格崩溃。然而叶芝不幸的预言切中了现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正是经过这种训练后的人类所缔造出来的“天堂”。

在那个时候，还有更完美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作为代表的就是最受喜爱的诗人威廉·莫里斯，但是叶芝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不受其吸引。之后，他发现了和民众交流的方法。在他看来，民众并不是虚幻的，而就是他年少时亲密接触过的爱尔兰人。在这群人中，他能寻找到的并不是当下所言的群众，而是富有历史灵魂的群体。叶芝期待可以唤醒他们，创造出一个更为纯净的世界。

即使身处思想混乱的伦敦，叶芝始终重视爱尔兰民族的全部。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家乡小住，研究爱尔兰的歌谣和民俗。这种感情于是更加充沛。叶芝早年的抒情诗大多数是以这类感触为基石创作的，并且在英国很快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原因是：他的材料能猛烈地刺激想象力，结构虽然很特别，却和不少英国诗歌的高雅一脉相承。凯尔特语和英语的结合，在政治上仍然无法圆满完成，但在这里通过诗的想像力，却变成事实。这是精神层面上非常重要的预兆。

无论叶芝曾阅读过多少英国文学大家的杰作，他的诗中自带有其特有的创意：第一，不同的韵调和声色，好像进入另一个空间里——带着凯尔特黄昏时海滩上弥漫的气息；第二，歌谣成分比现代英国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歌谣成分更加浓郁，韵律相对来说比较压抑，井然有序的节奏如同步伐平静的梦游者一般。在这样轻柔的节奏中，诗中的音乐犹如和风的呼吸，又仿佛自然力量延绵不休的律动。在精致纯真的世界里，这样的艺术必有魔力，但是却很难领悟。确实，他的艺术造诣相当高深，因此想要体会便需要付出万分的专注。这种高深部分也许是因为主题的神秘不可窥探，也许是因为凯尔特的气质也同等重要。这份在感觉上不太明快清晰的气质，却往光辉、细致、观察力提升这些方面发展。诗歌中也不乏那时候的时尚元素：象征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叶芝沥尽心血地去揣摩大胆且贴切的用辞。

叶芝和民族生命的融合，让他不会因为讲究美的视觉从而变得苍白。伦敦文学界内的一批爱尔兰作家，以他为首进行着“凯尔特复兴”运动，全新的民族文学就此诞生——盎格鲁—爱尔兰文学。

叶芝在这批作家里首屈一指，德才兼备。他拥有鼓动士气的魅力，众望所归。他纠集分散的力量，率领大家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并鼓舞那些先前没能领悟生命的新成员加入队伍。

与此同时，爱尔兰的剧院登上历史舞台。叶芝活跃的宣传带来了演出机会，也吸引了一批观众。第一次的演出上演的是叶芝的《女伯爵凯瑟琳》（1892）,这部剧作里有大量唯美的诗作。之后，他又创作了一连串的诗剧，所有的主题都来自爱尔兰英雄历史传说。当中最富盛名的是《黛尔德》（1907）,这是一个关于爱尔兰的海伦的惨剧；《绿盔》（1910）,是发生在远古荒原里的一个节奏愉悦的英雄传说；《国王的门槛》（1904）,主题虽然简单，然而当中却不乏深入人心、气势磅礴的思想内涵。剧作当中，吟唱诗人在宫廷中究竟处在什么阶层、拥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话题引出最为激烈的争论：精神领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占多大的份额，大家对这类事物的信仰究竟是真是假。剧里的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来赞颂诗的无尚地位，其实也在赞扬能够让生命美好的一切事物。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觉悟，但是叶芝却有。毕竟他一向固守理想，他的艺术表现也素来严谨。这些诗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稳重文风实属难得。

《心愿之乡》（1894）中，叶芝的表现更加让人心醉。剧中的诗句带有童话的魔法力量，也具备了春日里新鲜的空气，它的韵律既明亮又像梦境般若隐若现。对于戏剧成果来说，这场戏也是他完美的佳作。《心愿之乡》几乎要算得上是叶芝作品中最艳丽的花儿，如果没有《胡里汉的凯瑟琳》的话。《胡里汉的凯瑟琳》（1902）是最朴实的民间散文剧，也是最符合古典要求的作品。此剧中的爱国情感比叶芝的其他作品更加深厚，主旨是爱尔兰力争自由的过程，主人公便是爱尔兰自己，以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乞丐为象征。在剧中，我们不会听到任何纯粹的、仇恨的声音，创作中最低沉的悲伤也比另外一些相似的作品更加收敛。这部剧作刻画并不详尽，但是干净明了，动作对白也极其简单。我们体会到的只是这个民族最细腻、最高雅的部分，总体来说，既杰出又毫不做作。叶芝在想象中寻找并获得素材，体现在剧中，便是保存着梦幻一样的特点，如同是上帝馈赠的佳品——这种思想在叶芝的美学哲学中相当常见。

有关叶芝的创作，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探讨，但就目前只能浅谈这几年来他剧作的风格。总的来说，从它们的题材怪诞，似乎可归为浪漫派创作，但是在表达层面上，却不懈追寻简朴的古典风情。这样的古典风渐渐又转化成显而易见的拟古主义。他极力掌控戏剧艺术一开始的原始可塑性。他聚精会神地考虑着，想把自己从现代舞台中释放出来。由于舞台的布幕通常都会干涉想象力所塑造的形象，舞台上的光线肯定会过度放大戏剧的特征，而且现代观众也要求看到真实的幻像。但是，叶芝则想把脑子里所表现的诗原原本本地搬上舞台，诗的表达方式则模仿希腊和日本的经典表现手法，因此，他重新使用了面具，并且用简单的音乐来衬托演员的表演。

这些创作经过凝练，在文风上达成高度的一致，但中心主题却一直围绕着叶芝所热爱的爱尔兰英雄传说。作品里的对话相当简练，合唱团的音律沉稳而抒怀，往往能够吸引观众。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我们无法给出它的获得能否抵得上所做出的牺牲的答案。这些剧作本身的价值无可置疑，但也许并不能像早年那些作品那样广为人知。

几乎没有一个其他作家能够比得上叶芝在这些剧作和最清晰、最美好的抒情诗方面的成就……他一来能够完美地和民众保持联系，二来升华了富有高贵气质的艺术表达手段。他在纯粹艺术的背景下创作诗歌，这是个危险潜伏的境地；可是他始终怀有质疑态度，不曾放弃追求梦想和美学的信仰。他以诠释自己的土地为己任，而长期以往，这片土地也一直在期待有人能够赋予它灵魂。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用宏伟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