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性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性定位。

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完全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