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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离世
若追忆我这一生最悲伤的时刻，那就是在一次演出前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那时的我们正在洛杉矶进行巡回演出，在登台之前，我收到了这个消息。虽然我时常怀念父亲，但是在他离世的时候我不过14岁，幼小的我还不能理解生离死别的哀愁。但成年后的我显然已经明白了，而且母亲又比父亲多陪伴了我那么久，自然有更为深厚的情感，所以当我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
于我而言，莎莉文老师没有到来之前，母亲未曾出现在我的记忆中。直到莎莉文老师来了之后，我才和母亲建立起属于我们的回忆。我记得，母亲时常这样对我说：“我一生最骄傲、快乐的时刻，就是你降生的那个瞬间。”
我绝对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在我患病前的19个月发生的大小事情她都记得非常清楚，能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那些我早就遗忘的事情。比如她会说：“你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最喜欢在院子里追逐飞舞的蝴蝶。而且你的胆子比一般的男孩子还要大，从来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你时常会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一般人很难注意到的针、小纽扣等小东西你都能够快速地找出来，要知道，那时的你可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呢！”对于这些事，母亲说多少遍都不会感到厌烦。她还告诉我说，有一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那个笼子的周围有很多小洞，这让牙牙学语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所以那时的我总是爬到母亲的膝盖上，用不甚流利的儿语问：“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那时的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总是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为此时常不肯乖乖上床睡觉。若是看到火舌从烟囱上窜出，就会兴奋异常。
“唉，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快乐啊！”这句话成为了母亲每次回忆之后的总结陈词。
当病魔毫不留情地侵袭我，让我变得耳聋目盲时，母亲不过23岁。那时还很年轻的她便由此陷入了悲伤和痛苦中，既要承受女儿发病时的悲伤，又要应对生活的艰辛。她是一个天生拘谨内向的女人，不善言辞，所以没有什么朋友。尤其是我生病以后，她自然更加落寞了。我长大后，尽量学习独立，希望母亲不会因为我而操碎了心。她和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或许会感到些许欣慰，但更多的时候，想必她还是会因为我这个身体残缺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命运而独自垂泪吧！在母亲离世前的最后几年光阴里，我能感觉到她变得越来越沉默。
记忆中母亲曾说过，每当她清晨醒来，海伦的前途问题就会马上闪现在她的脑海中，晚上临睡前，就像温习功课一样，这个问题会再一次跃入心间，这使得她晚上总是辗转难眠。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信对于她来说并不轻松，然而，为了我就算艰难，她还是时常克服困难，浪费大把时间用盲文给我写信。
我并非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我之后，母亲还生下了一个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我想，他们两人的降生多少为愁眉不展的母亲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养育弟妹的重担就都落到了母亲那并不宽厚的肩膀上，日子自然过得很艰辛。直到妹妹长大成人，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之后，她就时常往返于我和妹妹的家中，探望她最深的牵挂——对于她而言，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最让她感到开心的事了。
说实话，年轻时的母亲并不喜欢女红和家务事，但出嫁后，她却不得不担负家中一半的责任。她既要监督做工的工人们，又要帮着种菜、喂养家畜，还要亲手做诸如火腿、熏肉一类的食物，就连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需要母亲亲手裁剪。不仅如此，父亲健在的时候，每天都会带回来一些客人，自然也需要母亲招待。反正，南方家庭中常见的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需要亲力亲为。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一度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那时，附近的人们总会跟母亲要一些带回家去。当时我还小，根本不能理解母亲的忙碌和劳苦，在她繁忙的生活中，还要拽着她的裙摆，像个尾巴一样跟前跟后。即便如此，温柔的母亲也不曾厌烦过，她似乎习惯了默默地承担这一切。
不得不说，我一直很好奇，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要怎样承受那样繁重的家务呢？其实不仅我这样想，莎莉文老师也时常感到疑惑，所以她经常夸赞我母亲的坚强和贤惠。不过，我母亲更令人佩服的不仅如此，我从未听母亲抱怨过一句，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另外，母亲还是个优秀的园丁，她不仅深谙培育植物的方法，还知道怎样照料那些娇贵的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这一类的工作很辛苦，但母亲却乐此不疲。她是一个心思细腻而优雅的女人，从她对花草的极度迷恋上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还记得，有一年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没想到，几天后竟然遇到了寒流，脆弱的花苗经受不住霜寒的摧残，还未绽放就冻死了，这让母亲十分痛苦。在给我的信上，她这样对我说：“我忍不住哭了出来，那样的悲伤就像大卫失去了挚爱的孩子。”
鸟类也是母亲深爱的。每逢她来到连杉，都会到附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那时的她总是随身携带一些食物，去喂养那些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尤其在她看到母鸟教小鸟飞翔时，总会入迷地看上几个小时，对于时间的流逝她常常浑然不知。
其实母亲感兴趣的事物很多，她时常阅读，书报上那些政治问题总能引起她的兴趣。母亲最憎恨那些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这类人指的是那些政客们。她时常会用讽刺的语言来批评那些心怀叵测的政客。
母亲讨厌政客，却十分欣赏头脑敏锐、能言善辩的评论家，比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出于崇敬，她还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当中，母亲比较喜欢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人，他们的作品总是母亲床头的睡前读物，她对这些作品熟悉的程度说是倒背如流也不为过。
有一年夏天，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中木屋去度假，我们喜欢那静谧的湖水、清幽的小径和苍翠的树木。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眺望着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那一刻，母亲突然百感交集，莫名的情绪低落，那时的我根本无法体会。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关心政治的母亲却对战争的事情噤若寒蝉，绝口不提。在我的记忆里，关于那次战争，母亲仅有的感慨是在看到一群青年在野外露营的时候说:“哎，真可怜！这些鲜活的生命就要被送到残酷的战场上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件事发生呢？”
在说着这些话的同时，母亲落泪了。再就是当她听说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说道：“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伟大了！虽然与它之间远隔重洋，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伸手拥抱它。”
母亲健在时常说，她希望在垂暮之年不会麻烦别人，最好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家，就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她的离开是安详平静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句遗言都没有留，停止呼吸后妹妹一家人才发现。我在登台前两个小时听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母亲身体抱恙的消息，所以，我对此没有丝毫心理准备。
“哦！这一刻，我还该登台吗？”我不禁自问，这个噩耗让我感到生命的流逝，好像我也不久于人世。身上的每根神经、每寸肌肤都痛苦得像是要落泪。可是，我的表现却坚强得让我自己都佩服，登台后，我的表演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悲痛，没有一位观众知道我的悲伤，这一点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深感安慰。
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不禁自问。我觉得我已经很大了。可我并没有正面回复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似乎触动了我的泪腺，眼泪几乎要忍不住了，但我逼回了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这样。
回到后台后，我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内心的哀伤翻涌而出，就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我的大脑停滞了，我的动作也定格了。虽然我相信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能够与母亲重逢，但是在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里，我却还要忍受如此难挨的寂寞。她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太鲜活了，不管什么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呼喊：“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的家书该是多么幸福！”
关于母亲的回忆，为我营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然而次年4 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这个世界崩坏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已经不在了！
我挚爱的母亲啊！我的病痛让您一生深陷苦痛，如今您身处天堂，是否可以释然了？因为您该清楚，我之所以会遭受这一切，全是遵从了上帝的安排，您应该得到平静和安宁了。
这，该是我备感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