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以上就是我大学一年级时候的生活，大学二年级之后，我迎来了一些新的改变。

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上一年级的时候写过一些文章，《少女时代》中的那一部分就是那时候完成的文章所集成的。当时柯兰老师教授我文学课，每星期我都会写一篇，最初我并没有想过它们有一天会被整理出版。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们非常希望能在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你的传记，还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帮助。”

我非常吃惊，但还是以功课太忙为由婉拒了他，可他却坚持说道：“你已经在文学课上写了很多不是吗？”

我更加惊诧了：“怎么你连这个都知道？”

主编笑了，带着几分得意说道：“谁让我正是吃这行饭的呢？”

紧接着，他又继续说服我，说只要将我在学校完成的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直接刊登在杂志上了，这项工作并不困难。

最后，我在合约上签了字，答应将《少女时代》的原稿在《淑女书报》上进行连载，报酬为3000美元。说实在的，我当时被3000美元的报酬诱惑了，以至于我完全忘记那本稿子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当然更没有考虑过，完成后半部分可能会给我带来的种种困难。我承认，当时的我确实有些得意忘形。很快，我就尝到了在冲动时下决定所带来的苦果，我的写作越往后就越发棘手了。

我并不是一名专业的作家，根本不懂得如何将现有材料进行加工之后，直接变成杂志所需要的文字。我甚至对“截稿日期”全无概念，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行人，我感到了胜任这份工作的艰辛。

很多时候，杂志社拍来的电报都让我感到不知所措，例如，“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者“第6页和第7页之间的关系交代得有些模糊，请立即回电予以说明”，等等。

所幸当时我的同班同学蕾诺亚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她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是一个头脑清楚并且非常富有骑士精神的人。他为人慷慨，并且十分和蔼可亲，他一定非常愿意帮助你。”

就这样，在蕾诺亚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梅西先生——哈勃特大学的教授。我并不知道，当时梅西先生正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兼课。蕾诺亚的介绍让我对梅西先生有了非常完美的初步印象，而在日后与他的交往之中，我更加确信了这一印象。

梅西先生在了解我的困难之后，热心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他将我带去的资料快速浏览之后，利落地进行了整理。在梅西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能够在重要的“截稿日期”之前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如此富有智慧和感情，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位好朋友，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同时也是我遇到事情时不可或缺的商量对象。如果说我现在进行的这部分作品水准远远不及当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一次再没有像梅西先生这样杰出的人帮我的忙了。

之前我曾提到过，当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盲文书可以阅读，而另一个困扰则是时间的分配。我的课外作业必须依靠莎莉文老师以手语的方式逐字逐句为我“翻译”，因此，我必须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往往在别人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还在课业上奋斗。洛奇老师和维杜老师也会帮助我在教科书上点字，但毕竟不是所有老师都这样，有的时候一直到上课，老师都没有教我应该如何进行学习，因此，我的课业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不一样了，数千册的盲文书籍在红十字会的筹备下出版了（编者按：指1928年），即使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也能够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但在当年的那个时候，我所拥有的盲文书籍，加起来还不到30本，每一本书对我而言都是无价之宝。每当我低着头，用我的双手来“阅读”这些书，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时，我都会想：“我不用麻烦别人也能独自用功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中都感到十分宽慰。

在学业方面，我十分擅长文学和历史，这或许和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早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就已经接触过许多优美而富有想象力，并且知识性很强的文章，或许正是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我对诸如此类的课程有着浓厚的兴趣，成绩自然也非常好。回想起这些，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唯一令我感到遗憾的事情是，没有能够与教授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对于大多数教授的课程，我都只是机械性地在听讲，他们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台留声机。院长布里吉斯教授就住在我的隔壁，但我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还有艾里华特博士，我的毕业证书上还有他的签字呢，但我却一直无缘与他相见。当时与我有交集的，只有指导我写作的柯布兰教授，以及负责教授《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对了，还有帕德雷特教授，他是教授德文的，他们偶尔会请我去喝茶，在校外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也表现得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和别人不太一样，因此，我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到我的同学中，但大家依然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我进行交流。当时，班上的同学常常会一起到学校外面的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总是会围在我的身旁，告诉我很多有趣的事情逗我发笑，他们甚至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让我感到有些吃力的话，我的大学生活一定也能像其他人那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我的朋友们邀请我出去：“嘿！海伦，要和我们一起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玩吗？”

不过最后，我们到达的却是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小东西热情极了，其中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与我尤其投缘。事实上，这条小狗长得并不是那么好看，但它非常会撒娇，当我伸手去摸它的时候，它欢快地叫唤着，高兴地摇着尾巴。

朋友们异口同声地说道：“汤玛斯伯爵，你一定很喜欢海伦吧！海伦，你一定也很喜欢汤玛斯伯爵吧？”

我欢快而干脆地答道：“是的，是的，我非常喜欢它！”

朋友们说道：“那么，我们就将它送给你吧，作为我们所有人送给你的礼物。”

汤玛斯伯爵仿佛能听懂大家的话一般，一直在我的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终于安静下来之后，我才说道：“可我不喜欢‘伯爵’这样的称呼，听起来似乎高不可攀。”

听到我的话，这只可爱的狗若有所悟地静静坐在了一旁，似乎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的话刚出口，汤玛斯伯爵就欢快地在地上打了三个滚，似乎非常赞同我的意见。于是，我把汤玛斯伯爵，不，现在应该叫它费兹了，我把费兹带回了康桥的家。

我们当时住在库利兹街14号的一幢房子里，我租下了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房子曾经是一幢高级住宅，坐落于一片非常美丽的土丘上，四周环绕着苍翠欲滴的树木。住宅的正门就面对马路，但由于屋子非常深，所以在里面几乎不会听到马路上的喧嚣声。

屋子的后面有一片大花园，园子里种满了三色紫罗兰、天竺葵以及康乃馨等花草，令屋子里总是花香四溢。每天清晨，许多穿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姑娘都会来这里采花，然后再拿到集市上卖。这些意大利姑娘的欢歌笑语常常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恍惚之间，还真有些置身于意大利田园村落的感觉。

在库利兹街居住的岁月里，我们与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讲师成了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菲利浦·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先生那时在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担任主任一职，他的太太就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一直对我非常好，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的时候，总是她带我去教室，并且帮助我做功课。约翰·梅西先生也是我在那段岁月中结识的朋友之一，一度是我生活以及精神上的支柱，后来成为了莎莉文老师的丈夫。

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与朝气，常常在乡村小路上一口气走十来里，也丝毫不会感到疲惫。有时候骑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去游玩，可以骑行40里，玩得酣畅淋漓才肯回家。真是令人怀念的美好岁月呀！不管做什么都感到开心，不管玩什么都能够尽兴。年轻人眼中所看到的大自然是如此美妙，温暖的秋阳轻抚树梢、南飞的候鸟成群结队、为迎接雨季而储存食物的松鼠忙忙碌碌地搬运胡桃、熟透的漂亮果实从苹果树上悄然落下、粉红的小花绽放在河边青青的草地上、碧绿的河水潺潺流动……这一切都是那么赏心悦目，令人陶醉其中。

在天气清冷的冬夜，我们或租一辆带篷的马车四处溜达，或到山上滑雪橇，或去野外疯狂地玩耍，也或者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品尝着咖啡的浓香，或者再来一顿可口的夜宵，享受着飘飘然的快乐。

漫漫冬夜，我们有时也会围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喝可乐、吃爆米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者哲学上的问题。那个时候，无论谈论哪方面的问题，我们总是喜欢追根究底。

那样的一群年轻人，以自己的思想来面对这个世界，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对社会上的黑暗与邪恶深恶痛绝，爱好和平、热爱人类。当然，那样纯粹的讨论多半都是于事无补的，根本无法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仅仅构建出乌托邦的理想，对于现实世界毫无意义。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要知道，总有一些激进分子等着与“叛徒”展开决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夺目，让人不敢直视，而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又是何等令人羡慕啊！

记得那一次，我们徒步走了很远很远，3月的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劲，把我的帽子吹落到了地上。还有一次，大约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徒步出门，却在途中遇到了瓢泼大雨，于是几个人只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下。5月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的草莓芳香让我至今难忘。

哎！我还没到老太婆的年龄呢，却怎么一个劲儿地陷入过去美好的回忆啊！

在那些充满欢笑的日子里，我4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即逝，毕业典礼已经不再遥遥无期了。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过我与莎莉文老师在毕业典礼时候的事情，其中一家报纸是这么说的：“这天，举行毕业典礼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每一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过自己的毕业证书，但所有人的目光却都聚焦在同一位学生的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一直为这名少女提供帮助的莎莉文老师也将与她共同分享这份荣誉。当海伦·凯勒的名字在司仪口中念出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大学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程上拥有杰出的表现，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一致赞誉。”

我能在英国文学这门课程上取得高分，莎莉文老师感到非常高兴，而这完全归功于她。

但除此之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不可信的。当天的来宾实际上并没有记者所形容的那么多，专门为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而来的朋友也只有五六位。那天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因为生病未能出席这场典礼。校长当时只作了例行演讲，也没有像记者所描述的那般，特别提到了我和莎莉文老师。另外，老师们也没有特别和我打招呼，我在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我的毕业典礼实际上和大家的一样，并没有报纸上所描绘的那般空前盛大。

当时还有一些同学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他们脱下学士服，愤愤不平地说：“实在太草率了，也应该给莎莉文老师颁发学位证书才对！”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老师直接带着我离开礼堂，乘车向新英格兰的连杉进发，那是我们计划将要搬去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在宁静的奥罗摩那波亚加湖上划独木舟，晚风习习，星空璀璨，世间的一切烦恼仿佛全都消泯殆尽。

当时夸大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甚至还说，我在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政府赠送的，拥有宽敞的庭院和藏书万计的巨型图书馆，还有很多别人赠送的青铜雕塑。在报纸的描述中，我的生活实在是太惬意了。

那真是一派胡言！事实上，我和莎莉文老师所居住的房子，是一幢我们在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这座农舍附带了大约7英亩荒废的田地。我所谓的书房，实际上是莎莉文老师将挤奶场和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之后改造的，在那里，存放着我珍贵的，大约一百余册的盲文书籍。当时的条件极为简陋，但我却感到非常满足。阳光能够照射进我的书房，窗台上还能摆放一些盆景，更可爱的是，我还有两扇能够眺望到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为了方便我出去走走，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搭建了一个小阳台。

在这个小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高声吟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着阳光和微风的轻抚，沉醉其中，静静地待了一个多钟头。小阳台的南边种植着藤蔓，碧绿的枝叶顺着栏杆攀爬而上；北边则种植着苹果树，苹果花开的时候，扑鼻的芳香让空气都变得令人沉醉。

突然之间，我扶在栏杆上的手感觉到了一阵微微的颤动，这种颤动的感觉非常微妙，就好像将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一般。这种颤动忽行忽止，一阵又一阵，在某个停顿下来的瞬间，我感到一片花瓣轻轻飘落，温柔地擦过了我的脸颊，掉落在地面上。我猜想，这或许是一抹微风吹过，也可能是一只鸟儿飞来，所以将这花瓣从枝头惊落。就在我猜测的时候，栏杆又开始轻轻颤动了。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着，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感觉去思量、去感受。就在这个时候，莎莉文老师的手从窗内伸了出来，暗示我不要动。她温柔地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只蚊母鸟正停留在你身旁的栏杆上，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不要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向我描述着这一切：蚊母鸟的叫声听起来很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屏住呼吸，凝神静听鸟儿的声音，终于分辨出了它的节拍与情调。我感觉到它的声音越来越快，越来越大。

莎莉文老师再次向我描述：“鸟儿的恋人就停留在苹果树的枝头，正与它一唱一和。你瞧！它们已经开始二重唱了！”

过了一会儿，莎莉文老师又说：“现在两只鸟儿已经在苹果花间卿卿我我，互诉衷肠了呢！”

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了我一些糖业公司的股票，这幢农舍就是用那些股票换来的。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是史波林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记得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的时候，我才9岁，他带着童星莱特和我们一起玩。那个时候，莱特正在参加《小公主》的演出。在那之后，每当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会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他还常常会到柏金斯盲校探望我们。

每次史波林先生来的时候，都会带来玫瑰花、饼干和水果分给大家，有时候还会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或租一辆马车，带我们出去游玩，大部分时候，莱特也会和我们一起。

莱特是个美丽活泼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会对我和莱特说：“你们就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慈爱地看着我们一起玩耍。

那个时候，我正努力学习与人交谈，但令人遗憾的是，史波林先生常常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反复练习说“莱特”

的名字，想给史波林先生一个惊喜，但不管我多努力，都无法将莱特的全名完整地说出来，我当时都急哭了。等史波林先生到来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展示我的成果，我尝试了一遍又一遍，当史波林先生终于听懂我意思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再次掉了下来，那一刻的心情，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怀。

在那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时，史波林先生都会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温柔地安慰我说：“嘿，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要告诉你，我非常喜欢你，并且会永远喜欢你。”

史波林先生直到去世之前都一直在按月给我和莎莉文老师寄生活费，当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的时候，还嘱咐我们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需要，可以随时卖掉它。

正因为如此，当我和莎莉文老师踏入这栋屋子，推开窗户，开始新的生活之际，依然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一直与我们同在。

1905年5月2日，也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年，莎莉文老师披上嫁衣，成了梅西先生的新娘。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莎莉文老师遇到一位能够带给她幸福的人，拥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她和梅西先生的结合，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获得幸福。

主持婚礼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结婚典礼是在一幢漂亮的白色房子里举行的。婚礼之后，莎莉文老师和梅西先生一同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我则跟随母亲一同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竟然出现在了我和母亲度假的旅社里，这着实吓了我们一跳。

南部初夏的风光里，我最喜爱的两个人都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就仿佛一场充满惊喜的梦境一般。梅西先生告诉我说：“这里到处都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最悦耳的鸟鸣声无处不在。”

或许在这对蜜月中的夫妇耳中，悦耳的鸟语正是对他们新婚最美好的祝福。

最后，我们4个人一同回到了连杉的家。就在那段时间里，我隐约听到有人议论：莎莉文老师如今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伤透了心吧，或许还会吃醋呢！甚至有人还因此写信来安慰我。但事实上，我不仅没有感觉到伤心和失落，反而过得比从前更加愉快充实了。

莎莉文老师是如此心地高贵、仁慈诚实，而梅西先生也是如此和善热情。他常常讲有趣的故事引我发笑，并且将一些常识和新的科学知识教授给我，有时还会和我一起探讨当前文学的动向问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打字机故障而耽误了写作进度，为了帮助我赶稿，梅西先生连夜帮我打出了40张稿纸。

那个时候，我正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题目为《常识与杂感》，内容是描述一些发生在我身边的琐事。成书之后，由于简·奥斯丁曾写过同样题目的书，因此在出版之时，我将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这本书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愉快的一次体验，当时我的情绪一直非常高，我将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写了上去。我写到了新英格兰的迷人风光，同时也探讨我脑海中一直所思所想的哲学问题。

这之后的一本书是一册诗集，名为《石壁之歌》，灵感来自于美丽的田园。那一天，我们到野外去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生机勃勃和劳动带来的喜悦撩拨着我的思绪，在我心中孕育出一篇篇对春之喜悦的赞歌。

在整理这些诗稿的过程中，梅西先生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他坦诚地指出他不满意的地方，同时也毫不吝啬地保留他所欣赏的诗句。每一篇诗稿，我们都会吟诵再三，反复斟酌，经过一遍遍的修改和淬炼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作品。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尽心尽力，诚实地去完成，即便再有任何瑕疵，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抵达连杉之后，我们兴起了驯养家畜以及种植农作物的念头，这种灵感来源于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那只我从康桥带过来的名叫费兹的狗。令人伤心的是，在搬到连杉一年多的时候，费兹就死去了，之后我们又陆续养了几条狗。

在兴起驯养家畜的念头之后，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一些小鸡，尽心尽力地照料它们，但没想到，这些小鸡完全不买我们的账，我们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我们又决定，将几间空的屋子改造成马厩，开始饲养马匹。

我们购买了一匹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如此凶悍，听说送马来的少年在途中就被它摔落了两三次。当然，那位少年对此事只字未提，以至于我们对这匹马的秉性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大早，梅西先生把那匹新加入我们生活的成员牵了出来，套上货车，打算赶着它去镇上。但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却突然暴跳了起来。梅西先生感到非常奇怪，以为是马具让这位新朋友感到不舒服，于是立即下车查看。结果，拖车刚卸下来，这匹马就长嘶一声，拔腿狂奔了，只留下一地尘土作为对我们的告别。两天之后，一位居住在附近的农夫发现了它正在森林里溜达，它的身上还佩戴着马具呢。

这位好心的农夫帮我们牵回了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又把它卖给了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在别人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种植苹果树。我们买了100棵树苗，展开了种植苹果的工作。到了第5年的时候，我们的苹果树上终于结出了果实，我高兴坏了，用本子把苹果的数量和大小都做了详细记录。

一天下午，仆人突然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大喊道：“不得了了呀！野牛！野牛！”

我们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窗口去查看究竟，来的其实并不是野牛，而是附近山上的野鹿，似乎还是举家出动的野鹿一家。一对野鹿夫妇带着它们的3个孩子，正在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呢！阳光下，它们跳跃的身姿是如此曼妙可爱，令人着迷。而就在我们沉醉于观赏它们的时候，这群不速之客竟毫不客气地在我们的苹果园里猖獗了一番。直到它们离去，我们才如梦初醒，冲到园子里视察“灾情”。

哦，天哪！上帝！我们的100棵苹果树竟被折腾得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一直努力尝试的农牧计划全部宣告破产。虽然我们最终未能实现这些计划，但在我的记忆中，那真是一段有趣而又充实的生活。

梅西先生在院子里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非常好，树梢上挂满了可爱的小苹果。秋天的时候，我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将一个又一个的大木桶装得满满的。每当大家一起整理庭院的时候，我都会耐心地收集地上的枯枝，将它们捆成一束束——那就是上好的柴火。

为了让我能够独自出行，梅西先生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将室外通向山坡的沿途树干上都绑上了铁丝，这样一来，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能够用手扶着铁丝，独自到森林去散步了。森林里长满了高高的秋麒麟草，还有开着花的野生胡萝卜，真是令人无限向往。梅西先生建造的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米长，这意味着我能够一个人走这么长的路，而不用担心迷路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即使现在只是在回忆，我也感到兴奋不已。

有太多的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却充盈着自由的滋味，当我独自走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我的心中便能奏响愉快的乐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那段在连杉的岁月大约是1905年至1911年间，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没有汽车，甚至没有收音机，更不会总是听到哪里又发生了战争之类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平静和悠闲中享受生命。

身处于如今的世界，再回望过去的岁月，真是恍如隔世啊！ uPR21Sj0Yv7BEJZpZFD/An5Rh7kpgZrAFSqaSoj+FplY1daclPasK9NgVa+pcL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