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对外开放与交流

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政治上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交往的发展。唐代对外贸易海、陆并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海路以广州为中心。便利的交通、频繁的交往直接造就了长安、广州两个国际性大都市。唐代统治者胸襟开阔，气魄宏大，思想开放，对国内外的各种思想、文化艺术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激荡、交流，促进了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中心。

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

唐朝开放性极强，其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无不烙上外来文明的印记，而大唐文化也给周边国家以极其深远的影响。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清楚唐代的对外交通路线。

唐代的对外交通，包括陆路与海路两个方面。陆路方面，东、北、西、南形成了四条主干路线。向东从营州出发，渡过辽水到安东都护府，再渡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可以到达平壤。向北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南口）直入碛北，可以到达回鹘、黠戛斯等国。向西出河西走廊，经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可以到达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一带。向南则可以通往天竺、骠国（今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在这4条主干路线中，西路和南路最为重要。

西路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延展，到这一时期，这条著名的通道已发展为北、中、南三条。北道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经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附近），过轮台、弓月城（今吐鲁番于孜乡东北部）、热海以及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至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部江布尔城），然后再向西行，到达拂国（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中道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由焉耆西南行，过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附近），经疏勒，越葱岭，到达缚达城（今巴格达）和地中海沿岸。南道从敦煌西南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鄯善、于阗等地，西越葱岭至大月氏，再往西行，最终也可达东罗马帝国。“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的发展和延伸，使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两大帝国-唐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丰富、活跃了沿线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促进了唐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

南路是沟通唐王朝和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北面，从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出葱岭，经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南越铁门，进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顺喀布尔河，可以到达北天竺；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葱岭，经昆都士，也可以到达北天竺。东面，从长安经青海，进入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可以到达中天竺。南面，以成都为起点，经今西昌至云南大理一带，再往西南到达骠国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经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可以到达天竺平原。另外，从安南都护府溯红河而上，至今云南，西渡怒江，也可以进入骠国，到达天竺。南路的开通，极大丰富了中国西南边疆及沿路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海路方面，从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起航，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的西海岸航行，可以到达新罗的唐恩浦口（今仁川一带），再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则可到达日本。从扬州出发，横渡中国东海，经今冲绳群岛，也可以到达日本。从南方的广州出发，西南经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沿海地区，至今新加坡海峡，向东航行，可以到达诃陵（今爪哇岛）；向西航行，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岛）可以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岸，阿拉伯海的南岸经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登陆，即可通往缚达城。

中外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

唐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周边各国的商人、使节、贵族、学者、僧侣、艺术家不断来到中国。由鸿胪寺负责接待；设立商馆、市监、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太学中有众多留学生，政府中也有外国人任职。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是当时重要外贸城市。各种外域的宗教艺术在中土广泛流播，如在天竺已经衰落的佛教，源于东罗马的景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和祆教。这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当时人的社会思想，激荡着人们的头脑。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艺术在中国大地传播、生根，发展壮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以为异，而是崇“胡”成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

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与唐有往来。唐曾攻灭高丽，辖有三国全境，后新罗统一朝鲜。新罗商人来唐，在今山东、江苏一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楚州（今江苏怀安）有新罗馆，山东的赤山（今山东石岛）、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新罗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据记载，开成五年（840）一次回国者即有百人，一些人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并留下做官。著名的如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中进士，曾在唐政府任侍御使、内供奉等职，著有《桂苑笔耕集》20卷。唐文化对新罗影响十分巨大，新罗使用唐朝年号，采用唐历，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使用汉字、汉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那里也受到广泛欢迎。新罗效仿唐朝政治制度，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地方也分别设置州、郡、县、乡各级行政机构。

他们还学习唐朝的科举制选官。此外，新罗还积极学习唐朝的医药、天文、历法、雕板印刷术、种茶术等。

东北面今俄国东边海岸地区的库页岛、堪察加半岛一带有流鬼国，亦臣属于唐，年年朝贡。

唐朝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广泛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文化、建筑等各个方面。两国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学习唐朝的文化。初次来长安的遣唐使为200人。

中宗到玄宗时代的几次多达500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传播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僧等人回国后，日本依照唐制进行大化革新，在各个方面向中国学习。他们仿效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仿效唐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他们还设立大学，进行科举。有的遣唐使在中国居住长达几十年，如阿倍仲麻吕。他的汉名叫晁衡，擅长诗文，在朝廷任高官。

晁衡在长安期间，与许多中国士人有交往。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给他送行。王维送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中国的宗教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有20余年，甚至达40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有40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高宗时智通、智达，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

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

荣、普照在开元时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和普照对日本的佛学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高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在天宝十三年（754）到达日本。他带去大批经典和佛像，在日本首都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传授经律。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开始建立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文学和药物学，都随着鉴真东行，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

空海在宪宗时来到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

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把天台宗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莲宗的前身。

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在大华严寺、竹林寺从名僧志远等学习天台宗教义。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从宗颖习天台止观，前后历时10年。圆仁在中国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记录。他回国后在比睿山设灌顶台，建立寺院，弘传密宗和天台宗教义。

唐曾直辖今越南中部、北部，诗人王勃的父亲曾被朝廷任命为交令。王勃千里探亲，溺死南海。越南南部叫林邑（后叫环王国），唐朝的典章制度与佛教传入林邑。林邑也以诗文取士，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还在德宗时，做过唐的翰林学士，所作《白云照春海赋》被编入《全唐文》。

在今柬埔寨一带有强大的扶南王国，被其藩属真腊推翻，建立了高棉王国，中国史籍称之为真腊。真腊国王经常遣使来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仅珍贵的白象就送来32头，都会跪拜舞蹈。其王子来唐，玄宗封为果毅都尉。

缅甸当时称骠国。德宗贞元十八年（802），骠国国王遣子舒难陀率庞大的乐团来唐献乐。他们携带乐器19种32件，大都与中国乐器不同。骠国乐团共演奏了12首乐曲，深受德宗喜爱。白居易《骠国乐》诗中写道：“德宗立仗御紫庭，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生动凝练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立国的有室利佛逝、堕婆登，在爪哇立国的称阁婆。室利佛逝多次遣使至长安，唐王朝曾在曲江设宴招待他们，封其王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宾义王。堕婆登、阁婆也常遣使来唐。

尼泊尔在唐时称尼婆罗。

唐僧玄奘于贞观九年（635）到尼泊尔求佛学，参谒过释迦牟尼诞生之地，访问加德满都。

从尼婆罗传到中国来的有波棱（波菜）、浑提葱和酢菜。中国的造纸术也传入尼婆罗。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唐时统称天竺。中天竺戒日王征服五天竺，遣使通好，太宗派王玄策等出使。太宗派人到中天竺学习熬糖法，命令在扬州用甘蔗熬糖。中国敦煌、云冈、麦积山及洛阳龙门的石窟雕塑都保留天竺北部的艺术风格，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乐舞、绘画等也传入中国。玄奘去天竺游学取经，主要在灵鹫山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戒日王组织佛学大会，18国国王和7000僧侣参加，玄奘主讲，获得很高声誉。

而天竺高僧也有多人来唐。

斯里兰卡唐代时称狮子国。狮子国也曾遣使来朝，送来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等物。唐李肇的《国史补》中说，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

和中亚、西北、北非各国的交流

中亚诸国、天山南北诸国在汉唐时代本来就属于中国管辖，葱岭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地区在近代以前也属中国管辖之境。唐代在其地设有碎叶镇，政府派有驻军。而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克尔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唐亦派兵驻守。唐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有“昭武九姓国”，其祖先是月氏人，原居地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为匈奴所迫，迁居于此，它们是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戊地9国。

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内附于唐，九姓国商人在唐最多。近年来，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九姓国人的墓志。

吐火罗即今阿富汗，自西汉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唐时往来频繁。

唐时伊朗叫波斯（又称安息），东罗马叫拂。波斯萨珊王朝从北魏到隋唐一直与中国关系密切。7世纪波斯为大食所灭，其王卑路斯及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其部众与唐保持亲密关系。许多波斯人也流亡到中国，落户于此。波斯商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经营宝石、珊瑚、玛瑙等物品。拂于贞观年间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太宗回书答礼，回赠绫、绮等物。拂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用中国丝织品。在今西安、咸阳等地多次发现了东罗马的金币。

阿拉伯，唐时称为大食。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说：“你要得到知识，就应该到中国去。”说明其国民对中国文化的羡慕。大食派遣到唐朝的使者计有36次之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的很多，大食商人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天宝十年（751），唐高仙芝在怛罗斯败于大食，被俘虏的唐兵中有造纸工匠，因而中国造纸术传到了撒马尔罕。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在怛罗斯战败流落中亚，后从海路回到中国。

他写有《经行记》一书，记大食都城亚俱罗，“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织络者，河南人乐隈、吕礼。”9世纪时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印度·中国游记》，记载了中国到北非的路程，描写阿拉伯人在广州的居住情况，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的茶叶、瓷器以及行政措施等。

在北非的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而非洲的驼鸟被贡到中国，叫作朱雀。非洲的黑人，有一些也来到中国，中国称他们为昆仑奴、黑奴，唐三彩俑中就有不少非洲人俑。

海路对外贸易

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唐代的远洋航行，航线已由印度半岛延长到了波斯湾，全长1万多公里。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在这条航线上不断加强的贸易往来，是推动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从海路到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主要为波斯人）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泉州。除经商外，唐代还任用一些波斯人为官。唐代中期的名将李元谅是波斯人的后裔，自小从军，后升为上将军，《唐书》还为他立传。波斯大酋长阿罗喊于显庆三年（658）出使中国，后留在唐朝任职，高宗李治还派他出使东罗马等国，因有功，册封他为将军并授予爵位。据阿拉伯人记载，公元9世纪70年代，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有12万。

唐朝还专门任命了伊斯兰教教长，依照伊斯兰教风俗管理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商人。

中日两国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以外，经济交往也有很大发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是遣唐使的主要目的之一，遣唐使团人员所带贸易物品主要为玛瑙、银、棉、布、丝、漆器、硫磺等；换回的物品有陶器、文具、图书、丝织品等，其中大部分物品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孟加拉、印度南部东西海岸各港口和锡兰岛，都是中国商船经常往来的地区。与波斯商人通过海上进行贸易起源于唐代。中国商船通过海路直达波斯湾，波斯湾的海船也可直达中国广州港。

唐代海上贸易的大发展，促进了广州等港口城市的繁荣。唐代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20多个南海国家，都是经南海在广州登陆的。由于从广州入境的外国人增多，唐政府专门规定，“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同来的其他使节只能留居在广州，不准同时到京城长安。中外商人船舶常往来于广州至波斯湾之间。在幼发拉底河上的西拉和奥波拉的港口曾停泊过载有四五百名水手的中国大型商船，可见当时贸易规模之大。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更是壮观，如大历五年（770），进入广州的商船达4000余艘。鉴真东渡日本路过广州，曾记载了其所见所闻：

“江中（今珠江）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货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国（今阿拉伯）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随着海外商船的不断往来，每年竟有80万人在广州登陆，住下来的也有10万余人。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专门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唐代的广州，已成为中外商船停泊和商品的集散之地，正如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所说的，唐代的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港，也是世界上的著名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