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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生活于中国境内的民族，除了汉族外，主要还有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相杂而居，在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广泛交流，彼此影响。各民族之间虽然也有兵戈相见的时候，但大部分时期则是以和平友好为主。从阶级到社会各个阶层不以华“夷”为限，甚至崇“胡”成风。胡风华影，交织一色，反映出这一时代特有的博大、开放的社会风貌。
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代统治者胸怀开阔，气魄博大。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的大臣，都没有前朝后世人的狭隘民族观念。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的大臣温彦博说：“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救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所以他们实行了“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政策。《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君长玺书，都自称“天可汗”。
唐人有这种思想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唐代以前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思想观念空前多元化，大民族观念逐渐淡薄，意识形态不再以狭隘的汉族观念为界限。唐代统治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毫无华夷之防。例如，高祖李渊的母亲与妻子、太宗的妻子都是鲜卑族。更有一些学者认为李氏的祖先就是出于胡族。即使从现存的文字、图片资料来看，李氏后裔也有胡人状貌，如李世民赤须虬髯。可能这也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的一个原因。
太宗以后，武后、玄宗基本上继承太宗的大政方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
2.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各级权贵人物到朝中为官。唐代许多文武官员都出身少数民族，如于志宁、高士廉是鲜卑人，尉迟敬德是吐谷浑人……
3.推行“和亲”政策。当时的铁勒、吐蕃、吐谷浑、鲜卑、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曾与唐“和亲”。
4.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西域和其他各族的白叠布、良种马、葡萄酒等，文化艺术中的乐舞、雕塑、绘画以及医药学都随着内迁的人输入中原，成为各族人的共同财富。
5.创立羁縻府、州制度。将统一进来的，主要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划分为都督府、州、县。朝廷册封当地各族首领人物为都督、刺史、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还要执行朝廷命令，派兵应朝廷征调出征，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唐代全国有800多个羁縻州、府，有的上面还有都督府的设置。有少数羁縻州下还设了县。各羁縻州、府皆可按本族习俗执政。
有唐一代，生活在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割，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唐与突厥的战和
唐代对全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族，首推突厥族。突厥发祥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后迁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隋开皇三年（583）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领有漠南广大地区，西突厥则领有今天的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隋末中原动乱，不少人向北方避乱，逃往东突厥。东突厥成为雄踞于蒙古高原的强大势力。
唐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在处理与东突厥的关系上是十分慎重的。突厥的骨咄禄出使长安，高祖李渊甚至“引升御座以宠之”。唐送往突厥的“前后饷遗，不可胜纪”。
武德三年（620）东突厥处罗可汗死后，其弟颉利可汗即位。颉利可汗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武德五年（622），颉利可汗侵扰定、并、汾、潞四州（即今河北定县一带、山西汾水中游和长治附近的地区），掠去男女5000口以上。此后，中原地区的北部不断有被突厥掳掠去的人口。到武德八年（625），突厥和吐谷浑（活动于今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与唐又正式建立互市关系。史书记载“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德九年（626），突厥的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发兵40万大举南下，直逼唐都城附近的渭水桥北。刚刚即位的太宗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亲到渭水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责备突厥负约。突厥疑心唐朝早有准备，没敢攻战和劫掠，与太宗在渭水的便桥上结盟后，就退兵北返了。贞观三年（629），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连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并于次年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亡后，其部众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还有近10万人归附于唐朝治下为民。太宗为安置降附的突厥，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设了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任用突厥贵族为都督，统治原有的部众，并让他们仍旧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当时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100多人，“殆与朝士相半。”
高宗永淳元年（682）到玄宗天宝三年（744），东突厥复兴，颉利可汗的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收复东突厥故地，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受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的白眉可汗，后突厥灭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或南迁降唐，或西迁中亚。
贞观二十二年（648），原西突厥的叶户（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阿史那贺鲁被乙毗射匮可汗逼逐，率众内附。第二年，阿史那贺鲁因为讨伐龟兹有功，被太宗提升为瑶池府都督，率领他的部众居住在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阿史那贺鲁从此秘密召集离散的部众，势力日盛。高宗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率兵击破了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自称沙钵罗可汗，逐渐统一了西突厥十姓部落，同时还胁迫许多西域诸国归属他。此时，沙钵罗可汗已拥兵数十万，羽翼十分丰满了。于是，他便公开叛唐，不断侵扰唐西部边境，杀掠边民。
从永徽三年（652）起，朝廷屡次派兵征讨西突厥的沙钵罗可汗。唐朝著名的“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和碎叶，就是在与西突厥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高宗显庆四年（659），终于彻底击灭了西突厥，在其故地设置了昆陵和池两个都护府。
唐与突厥和平相处，对双方都有极大好处，玄宗曾在致突厥的玺书中说道：“突厥和好之时……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得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回鹘衣装回鹘马
突厥衰微后，回纥在漠北兴起。回纥原受突厥的统治，贞观三年（629）向唐朝贡，贞观二十年（646）归附唐朝。唐政府在其住地设置瀚海都督府，封其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下辖6府7州。
后突厥政权建立后，也曾统治过他们。8世纪中期，回纥灭后突厥，并且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天宝三年（744）唐册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
安史之乱时，回纥多次派兵支援，助唐平叛。由于回纥军直指范阳（今北京西南），使叛军不得不将与唐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兵力撤回。后来朝廷取得的收复两京的重大胜利，也与回纥军的配合作战有直接的关系。肃宗下诏书称颂回纥：“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应回纥之请，肃宗于乾元元年（758）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葛勒可汗，并册封他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肃宗在册文中说：“北土不宁，有唐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赴之。”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后期作战中，回纥牟羽可汗率军助战，消灭了史朝义的势力，平息了持续8年之久的动乱。
安史之乱后，回纥势力强大，与中央政权的摩擦时有发生。永泰元年（765）回纥兵至泾阳（今陕西泾阳），唐军统帅郭子仪审慎从容，在剑拔弩张的军阵之前，抛枪、免胄、释甲，独自步入回纥军营，与回纥大帅药葛罗握手致意，回纥将士深为感动，以礼相待。
郭子仪率先“执酒为誓”，“药葛罗亦酹酒于地曰：‘如令公誓’”。此次“泾阳之盟”避免了关中的一次战乱。建中元年（780），唐振武留守张光晟杀死了归途中胡作非为的以可汗的叔父突董为首的回纥使臣、官员及商人约800余人。
这引起了民族对立情绪的激化，不少回纥人主张杀唐驻回纥的使者。但是武义成功可汗深明大义，竭力维护双方的和平友谊。他向唐使表示：“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一场厮杀就这样被避免了。
贞元三年（787），武义可汗向唐求亲，德宗决定将第八女咸安公主远嫁回纥。第二年回纥以庞大使团隆重地前来迎娶，可汗向德宗致书表示：“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并要求把汉字“回纥”改为“回鹘”，得到朝廷同意。为显示优宠有加，朝廷再封武义可汗为“汩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封咸安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9世纪30年代以后，回鹘天灾人祸并作，开成五年（840）亡于黠戛斯的进攻。
回纥汗国的历史前后历96年，13位可汗中有12位接受了唐的册封，向唐朝进贡前后达65次，其军队奉朝廷调遣去拓疆和平乱多次。唐有4位公主远嫁回纥，其中宁国公主嫁英武可汗，这是皇帝亲生女儿第一次嫁给边疆少数民族领袖，反映出唐统治集团非常重视与回纥之间的关系。
唐朝时，回纥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许多回纥商人用马匹和皮毛换取汉族的丝织品、茶叶和粮食。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的汉人受回纥风影响，喜欢穿回纥服装，出现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景象。
文成公主入藏
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7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领导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还制定了法律，建立起自己的官制、兵制，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同时，吐蕃在发展经济上也取得重大成就，成为拥有40多万兵员的强大政权。
吐蕃与唐的关系有和有战，但以和好为主。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此，唐蕃结为甥舅之好。文成公主于调露二年（680）去世，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倍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中宗时，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促进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广泛地传入吐蕃。在金城公主的请求下，中原文化典籍《毛诗》、《礼记》等传入吐蕃。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出于对唐文化的向往和敬慕，吐蕃曾派使者入长安学习。史书记载，吐蕃使者在唐的朝堂应对明敏得体，表现出较好的中原文化素养。长庆年间，唐使入蕃受到隆重款待，“馔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景龙元年到长庆年间，唐蕃会盟有8次。今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建于长庆三年（823），记录的是第八次会盟的盟文，其中重申了“和同为一家”的甥舅情谊，决心此后“社稷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
唐蕃之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战争。8世纪中期，唐军在中亚与大食军队作战，吐蕃乘机进攻唐军，致使唐军腹背受敌，全线败退。唐军从中亚退回后，在西北方面陷于被动。特别是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朝廷从边防调兵入内地平叛，河陇、朔方尽被吐蕃据有，吐蕃不仅占领了包括今西藏、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地区，而且进占了今甘肃、宁夏以及四川、云南等地。
唐蕃关系对唐王朝的整个政局都有重大影响。大诗人白居易曾在诗篇中感叹西北边防的破败：“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指出了唐蕃关系紧张造成唐边防危机的严重情况。
《册府元龟》中总结边地少数民族对唐政局的影响：“自唐武德后至五代，侵犯边境役属诸蕃者，惟突厥、吐蕃等数族尔，自余蛮夷皆不能为边患，悉朝贡不绝。”由此可见唐蕃关系的重要地位。
诗书本一家
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这是由粟末的大祚荣在牡丹江流域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臣服于唐朝，与中原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渤海国在位的15位国王先后朝贡唐朝132次。双方关系正如诗人温庭筠所歌颂的：“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
除渤海政权外，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还有奚族和契丹族。奚族原依附于突厥，后随突厥归附中原。唐初在奚族住地设府、州等地方政府机构。朝廷极力笼络奚族上层，致力于和平友好交往，并几次与奚族结亲。开元十年（722）迁奚人于幽州（今北京地区）附近，这些人没有再北返而是同化于当地人了。
契丹活动在奚族人东边，原与奚族一样属“东部鲜卑”，实力比奚族强大，有强兵4万，在太宗时归附于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因其举部内属，首领窟哥被任命为在该地新设置的松漠州都督府的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以其酋长为刺史。
后来，窟哥的孙子李尽忠为松漠都督时曾起兵反唐，发兵数万攻崇州（今吉林敦化的东北边）。武则天发兵讨伐，遭连续失败，契丹方面损失也不小。双方的主要战场在今天的辽宁东南部和河北的北部。开元初年，契丹又归附朝廷，玄宗下诏复置松漠州都督府，还与契丹族的首领“和亲”。然而冲突仍不时发生。
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幽州节度使张守大破契丹，斩其王。玄宗因为张守的战功，曾有将他破格提为宰相的想法，可见契丹问题在执政者心中的位置。
天宝初年，节度使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往往欺凌少数民族，制造事端。甚至还设骗局，以酒会为名毒杀少数民族酋长，带着他们的首级到朝中邀功。天宝十年（751），安禄山以6万兵讨契丹，被契丹和奚族“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从此唐在东北方面已经无力经营，只能被动地应付局面了。
唐与南诏
隋初，在今天的云南、贵州等地区就存在着当地贵族大姓建立的割据政权。唐朝建立后，那里虽有形式上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委任过诸如“南宁州都督”之类的官员，却未能建立起中央实际管辖的地方机构，而是建有以乌蛮族为主体的6个“诏”。诏是王或首领的意思，六诏就是6个政权。各诏之间互不统属，对唐都是臣属地位。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封六诏之一的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并帮助他统一了其他5个诏。
天宝年间，由于宰相杨国忠把持朝政，朝廷决策失误，导致了历时数年的唐与南诏间的战争。其导火线是唐的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侮辱当时的南诏统治者阁罗凤的妻女，因而被杀。唐军统帅鲜于仲通不理睬阁罗凤的谢罪请和，而企图以大军一举全歼南诏之兵力，并得到杨国忠的首肯。阁罗凤被迫投靠吐蕃，交战中唐兵全军覆没，从此西南战线全面溃退，南诏割据局面正式形成。
连年的征战，使百姓流离失所。诗人白居易在其《新丰折臂翁》中控诉了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往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德宗时，唐诏关系一度重新和好，后又破裂。
南诏人民对中原文明十分向往，先后曾有上千名青年学者到四川成都学习。南诏的城邑建造也都仿汉族形式，保存至今的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就是由汉族工匠设计修建的。南诏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南诏诗人的许多诗作还被收入到《全唐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