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流光溢彩的时代。当是时，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社会稳定，民丰物阜；文治武功，睥睨当世，超越前代。文学、宗教、艺术从太宗发端，长盛不衰，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光照千古的巨人。璀璨夺目的盛唐文明，即使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们仰慕、激动不已。

太宗与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从贞观元年（627）君临天下，至二十三年（649）去世，是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安民抚农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

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

“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

百姓不堪，遂致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

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

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材。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传为美谈。

从谏如流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

而太宗则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

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

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

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魏徵古诗魏徵精书法，太宗曾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

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玄宗与开元盛世

太宗去世以后，高宗继位。

高宗多病，政事经常由皇后武则天处理，她逐渐掌握大权，终于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就是她提拔的。

史称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郭沫若称赞她的统治说：“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武则天之后，中宗和睿宗统治时间短暂，政局动荡多变，但李唐王朝的统治危而不坠，随即迎来了玄宗的开元盛世。

刺配功臣

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历象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武则天之后，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最后自己亦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安乐公主，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

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

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履危，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713）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琚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

玄宗外刺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以后，他又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表示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

救时宰相

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必须有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玄宗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条陈十策，一是宽刑仁恕，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行自近，亲近犯罪亦应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相谏；九是不再增建佛道寺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宋、张嘉贞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限制手足

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诸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

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714）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王出为虢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使。玄宗还“令（诸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上佐”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守，但并不掌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惟岐王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骄恣，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说、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说、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岐王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

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宠，无碍兄弟之谊。”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筑第。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坐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郊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游。

开元盛世

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714）他命戴谦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文谷水灌溉田亩千余顷。

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义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义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贷种。

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

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

玄宗加强邻接地区军队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在开元五年（717），唐军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了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的军镇，则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帝王，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不无影响。玄宗特别擅长音乐，使得当时的音乐舞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盛唐诗歌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都是光耀千古的诗坛泰斗。他们在诗中歌繁华、吟出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其他如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