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今年已逾花甲，此生求学，上过三个大学。第一个是“广阔天地”大学，修业五年，收获颇丰，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今后发展基石的五年；第二个大学，是“工厂”大学，修业二年二个月；第三个大学，拜邓公改革开放之福，在我离开学校十二年后，又重新跨入校门，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攻读外语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一九八二年二月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然而，“广阔天地”的五年经历，自己总认为是获益非浅的五年。

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人们常说的“77级”。毕业以后，奔波于两轮之间，躬耕于讲台之上。倏忽间，三十二年已过。却看园圃翠绿，姹紫嫣红，企盼大树挺拔，渐成栋梁。然而回眸一望，镜中已是双鬓染霜。常自思：蹉跎岁月，并无一事可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以往的岁月，使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不敢说是博览群书，总可以说是手不释卷，尤其是文史类书籍，自诩对中外历史，颇下过一番功夫。在此基础上，遂有将古代典籍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想法。由于所学专业并非文史，按照专家们的说法，这样做有点儿“率尔操觚，不知深浅”之嫌。可是“广阔天地”五年的劳动和自学经历，加之坚韧、执着、喜欢挑战的性格，使我对此事欲罢不能。既然要做的是一件繁难的古籍翻译，与其翻译已经被他人翻译过的古典文献，不如知难而上，选择一部无人敢于问津的史书，《汉书》即成为我最终选中的古书。

绝大多数中国人称自己为“汉人”，称自己的民族为“汉族”，称我们使用的语言为“汉语”，称我们使用的文字为“汉字”。作为中国人，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西汉历史，确实需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了解，了解一个客观的，而不是像“戏说”一样虚妄的历史；真实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讲的：“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可以任意被打扮的历史。”假若可以将这部《汉书》译著完成，正可以为此做出一份贡献。念及此，更让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次挑战。

《汉书》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对于西汉历史，尤其是后期历史，仍然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汉书》文字的难读。《汉书》甫一问世，人们就已经发现，其中许多古字古词难读，甚至于有许多地方很难读通，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已经开始在为《汉书》作注，及至东汉末年，汉献帝更是诏命著名的历史学家荀悦，将《汉书》改写，编为《汉纪》，这恐怕是《汉书》最早的“译本”，但也正因为此，《汉书》中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变得支离破碎，直至后世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从《汉书》中撷取了许多材料，但是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还是遭到舍弃，史书在对史实的编选时，本身就已经是精而又精，经过这样对《汉书》的一再删削修改，人们对汉史的了解，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数年来，历经寒暑，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在电脑前反复琢磨，仔细推敲，在每篇纪、表、志、传中逐字逐句地游弋、思索，选择合适的句式，找出每篇纪、表、志、传中，作者用辞的含意，上下文的关联，再将两千年前的古文，以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在此期间，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从学者专家的注释中，辨别出对应的准确含意；即使有了这些，确保将整部《汉书》以“信、达、雅”的标准翻译出来，仍然是难乎其难。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汉书》中的每一篇古文，仅仅满足于翻译出来，显然还不够，还要努力做到雅俗共赏。特别是在《汉书》这部古书中，保留了两千年前大量的诗歌，辞赋，奏疏，诏书，策问、对策，谏言。甚至于还有远古留存下来的《尚书》、《易经》卦辞。如果将这样的一些古文，仅仅满足于翻译出来，则完全失去了文章本身的韵味。这就如同是有好的食材，却被一个糟糕的厨师给任意糟蹋了。因此要求译者在翻译古文时，必须要在“雅”字上面多下一些功夫，而这个“雅”的把握，正是古文翻译中最难把握的。在这方面，也是我最耗时、最费尽心力的地方。用“殚精竭虑、耗尽心血”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在几年的翻译过程中，我有几次晕厥，有几次因为耳石症的发作天旋地转，病卧在床。真可谓是在“译”途中艰难跋涉。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吴华颖，她在医院工作，正是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才没有出师未捷，中途夭沮。

译稿完成以后，出版仍然是一个难关，投了十余家出版社，均以出版社已经改制，现在是企业化经营，难以保证经济效益为由拒绝出版。在此，我要十分感谢新世界出版社的余守斌编辑，正是在余守斌编辑的鼎立支持下、多方协助下，这部译著才得以正式面世。

这部译著有着以下特点：

第一：整部译著，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均由一人完成，从而能够保证整部译著风格的完整性、用语的统一性。现代文的使用整齐划一，力求符合当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

第二：为了让读者方便了解古代历史纪年，在《汉书》翻译时，凡是需要标注纪年的地方，尽可能地以括号形式注明现代人所使用的公元纪年，用两种纪年方式进行对比。

第三：在西汉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中，汉民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交往，以及不断地民族融合，一直是贯穿始终的最大民族问题，在《汉书》译著中，凡是有匈奴出现的地方，译者努力将历代匈奴单于的名称与汉代纪年进行对比，参考书目有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四：将十二位帝王的纪年清晰地标注出来。参考书目有方诗铭编著的《中国历史纪年表》。

第五：《汉书》中有很多的诗词歌赋，有重要大臣的对策、谏言，皇帝的策问、诏书。这些历史文献有许多收录在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出版的文选中，比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史记》中有许多列传，与《汉书》中的传记相互重叠）等著作，并且《汉书》中，还有很多的文章、书信、诗词歌赋，这些著述有些经过现代著名专家、教授的现代汉语翻译，译文可谓华彩纷呈，精妙绝伦。同样也是抱着“百花齐放”的态度，不揣鄙陋，在《汉书》翻译中，译者不仅将这些诗词歌赋，著名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现代汉语的翻译，而且力求在译文中做到古人翻译中所强调的“信、达、雅”，特别是诗词歌赋，均按照格律诗的形式，采用古体骈文的形式，大胆尝试，逐一进行翻译，以供文学、史学界大师们批评指正。

第六：《汉书》整部译著完成后，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可读性，译者经过反复地校对，力求做到译意准确，译文典雅，使得读者在进行阅读时，能够做到流利顺畅，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我们知道，《汉书》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而且还是一部文学巨著。译者在翻译时，反复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将整部译著译得典雅，既符合当时人的著述风格，还要让当代人在阅读时，无论老幼，无论知识程度深浅，均能读起来，琅琅上口，做到雅俗共赏。因此译者特别重视翻译后的修改，译者下了极大功夫，对《汉书》中部分译稿进行了数十遍的修改，尤其是七十传记，反复地进行修改，真可谓是字斟句酌，呕心沥血。从头至尾的修改，起码有十五次以上。

第七：在《汉书》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参阅了大量的古今参考资料，特别重视古今学者编著的参考书籍，主要参考书目有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释》，清朝王念孙的《读汉书杂志》，清朝沈钦韩的《两汉书疏证》，清朝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清朝钱大昭的《汉书辨疑》，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清代数学家李锐的《日法朔余强弱考》，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的《三统术衍》，民国杨树达的《汉书管窥》。还有现代历史学家陈直的《汉书新证》，现代天文学家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现代历史学家姚明辉的《汉书艺文志注解》。对于难以解读的古文古字，译者使用的工具书有《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难字大辞典》、《说文解字》、《广韵》、《尔雅》、《汉文典》、《古汉语词典》等书籍。

尽管译者已经付出了艰辛努力，由于译者本人的知识疏浅，而《汉书》本身又的确是一部古朴深奥的古书，《汉书》译著中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许多错误。译者对于古文的理解，以及在现代汉语的表述方面，还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希望这部《汉书》译著面世后，能够在专家、读者的指导下，得到更多的批评和指正，以利在下次再版时修订。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星期日于珠海静思斋中 L42ZLm0+msYtEXcR/eYcOZ19wV2OFOIp83xACc8Inp/bMi62OZTLLKCzV+jfzp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