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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昌是清代乾、嘉年间黄河上一位有名的水利专家。他与黄河斗争了一辈子，也同贪官污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他的动人故事。
郭大昌出生于江苏山阳（今淮安）的普通农家。16岁的时候到河工上当了一名叫“贴书”（帮写）的小职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材料员。他刻苦学习，认真实践，不到3年的时间，就熟悉了工程计算与财会业务，并且超过了师傅的水平。他一生不善文辞，秉性刚直，做事认真，曾遭到河官的排斥、打击，一直得不到重用。当时专管治理黄河的南河总督吴嗣爵，贪污成性，不学无术，却又非常傲慢。有一次他把郭大昌叫去，要他谈谈堵口抢险的事。郭大昌不愿和他详谈。吴见他如此怠慢自己，非常生气，就说道：“都传你技术高超，原来是言过其实。”郭大昌从来不吃这一套，就说：“大人只知升官发财，哪管窗外风雨。”吴嗣爵骂道：“你敢如此放肆，给我滚！”郭大昌说：“好，走就走。”他辞去职务，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五圣庙租了一所房子，在此种起地来。
可是时隔不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个晚上，黄河上狂风暴雨，掀起巨浪，南岸老坝口险工段决口。一夜之间，堤岸决口375米宽，冲出的跌水塘深达15米。奔腾的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向南直冲，冲开运河闸门，进入运河。运河两岸的淮安、高邮、宝应、扬州四县均被淹没，居民有的爬上屋顶，有的被水卷走，无数人畜、田园化为乌有，惨不忍睹。当时，山东的王伦正领导饥民造反，势力很大，离此不过几百里。乾隆皇帝知道堤岸决口后，怕灾区扩大，受王伦造反影响，发展下去不可收拾，于是，下令吴嗣爵限期堵好决口，否则就要严惩。吴嗣爵吓得魂不附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手下一个小官给他献计说：“大人何不去请教郭大昌。”吴嗣爵说：“是啊，我也想到过他，可我羞辱过他，怎好再去求他？”手下人说：“郭大昌是个直性子人，吃软不吃硬，大人亲自上门赔罪，用三顾茅庐的办法，讲其利害，他一定会出来干的。”吴嗣爵只好硬着头皮去请郭大昌。
一天上午，吴嗣爵乘轿来到五圣庙，没见到郭大昌，便坐在郭大昌家静等，一直等到下午，才见郭大昌回家。吴嗣爵马上起身相迎，脸上堆着笑，再三赔不是，说：“上次一时急躁，实在对不起。今天亲自登门谢罪，请你别见怪。”
郭大昌说：“小人乃一愚夫，怎敢有劳大驾，大人有何吩咐，就快点讲吧！”
吴嗣爵马上说：“现在黄河决口，圣上下令给银50万两，限50日堵好决口，请你体念圣上之忧，为民治水，为圣上效力。”
“小人才疏学浅，实在不能从命，请大人另请高明吧。”郭大昌说着站了起来。
吴嗣爵见状急了，马上抢着说：“我知道你有办法，现在圣上有命，同时四个县的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请你一定担起这副担子。”
郭大昌听他这么一说，想到无数百姓正在遭难，拖一天百姓就多遭一天罪，感到应该承担下来，正在迟疑，吴嗣爵接着说：
“决口虽大，但50万银两不算少，50天也不算短，过此时间堵不成，圣上怪罪下来怕担当不起。”
郭大昌想了想说：“那好吧，要我堵决口，只要银10万两，期限20天就够了。”
“什么？什么？”吴嗣爵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说，“10万两，20天，那不可能吧？”
“我说到做到。”郭大昌认真地说，“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许你们的治河官吏参加，一切要听我指挥，否则我立即辞职不干。”
吴嗣爵听了这番话，面红耳赤，但转念一想，还是忍着好，便说道：“那好，那好，一言为定。”
就这样，郭大昌承担了堵口任务。在他的精心组织下，仅用了时间20天，银10万2千两就堵住了决口，使黄河水复回故道，创造了堵口的奇迹。郭大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官吏的腐败无能和丑恶嘴脸。吴嗣爵想借堵口大发一笔横财的美梦也破灭了。郭大昌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黄河两岸人民齐声称颂郭大昌“真是个智勇双全的老坝工”。
嘉庆元年（1796），郭大昌已50多岁，却还战斗在黄河岸边。这一年，黄河又在河南丰县决口。当时，地方主管官员预算堵口要银120万两。这时的河督叫兰第锡，他也认为钱要得太多，怕皇帝不答应，就想减少一半，但又没有把握，就找郭大昌商量。
河督说：“我知道郭先生是个直性子人，不喜欢转弯抹角，就直说吧，现在奉旨堵决口，拯救黎民，预算要银120万两，我想减一半，不知是否可以，特向你请教。”
“什么，60万两？”郭大昌惊讶地说，“太多，太多，再减一半，30万两足够了。”
兰第锡听了顿时大吃一惊，觉得太少，自己将来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连忙说：“太少，太少，那怎么行呢？”
郭大昌一眼看穿了兰第锡的鬼把戏，就单刀直入地说：“用15万两办工程，拿15万两给你们装腰包还不够吗？”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击中了贪官的要害，弄得兰第锡非常尴尬，只得说：“是，是，好，好，那就请你亲自督办吧！”
“好！”郭大昌果断地答应下来。
后来，郭大昌按时堵住了决口，实用银未超过15万两。
郭大昌与黄河抗争了一生。到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黄河在苏北一带时常决口，灾害不断。当时河道官员认为，决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黄河入海口淤高，使黄河水流不出去，于是提出了“河口改道之议”，“或南出射阳湖，或北出滚河口”，争论不一。这时，郭大昌已60多岁了，他虽然受治河官吏排挤，可是仍一心挂着黄河。嘉庆十三年，他同好友包世臣一道长途跋涉，行程数万里，“相度黄、淮、湖、运之势”。他经过踏勘，细心研究水流情况，认为“海口无高仰，河身断不可改”，主张恢复云梯关以下至海滨的一段长堤。云梯关以下的长堤原是靳辅所修，乾隆四十七年废弃。郭大昌主张把这段长堤利用起来，在运河口筑一长坝，导淮水主流入黄河，一方面“以减淮涨”，另一方面又“以清刷黄”，用束水攻沙原理，借淮河清水刷深黄河河床。到嘉庆十六年，黄河在萧县李家楼决口，危及洪泽湖，运河两岸百万人民也受到严重威胁。这时，郭大昌又提出将运河盖坝接长。他说：“接长盖坝，则清（河）、淮（河）无恙，接筑长堤，则黄（河）顺轨。”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统治者无其他办法可施，便采纳了郭大昌的建议。经过治理，嘉庆十九年（1814）间，黄河终于归入故道。伏汛后，入海口处河槽刷深21米，一般河床都冲深了约6米，秋汛时，水流连河槽都没有超出，使黄河一度出现畅通的局面。
滔滔黄河水，不尽东流去。它浸透着亿万人民的血和泪，也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郭大昌就是清代劳动人民出身的一个杰出的治河专家。他“讷于言而拙于文”，既不会说又不会写，因此也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加之为人刚正，不会吹拍逢迎，对那些贪官污吏敢于无情讽刺鞭挞，所以官府应急时求他，平时却不重用他，更不宣传他。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他那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对治河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美好记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