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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后裔”裴多菲：
爱情和革命不能两全，他的死成了一桩悬案。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久离开可爱的妻子，再次投入革命。此后百余年间它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革命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提起这首一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诗篇《自由与爱情》，人们便会想起它的作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裴多菲·山陀尔（Petogfi Sandor，1823~1849年？），过去译名为彼得斐，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革命诗人和英雄，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赞美他是“桀骜英雄”。鲁迅推崇说“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他也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切与赞扬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英勇斗士。他的诗作被人誉为“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他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广为传诵。
裴多菲出生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多瑙河畔阿伏德平原上一个匈牙利小城凯雷什，其祖为农民，父亲是一名斯拉夫族屠户，后又开小饭馆，母亲是马扎尔族一名农奴。按照当时法律，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一部分祖先来自中国东汉两晋时期匈奴西迁部落的匈牙利，带有东西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特点，在欧洲历史上居于特殊地位。裴多菲就自认为他是匈奴人后裔，并在其民族史诗中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呐，你们如何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亚洲高原，从黑海和里海荒凉的盐碱滩，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畔，建立起我们的公国……”
由于长期受到周边民族歧视压迫，匈牙利人近千年来一直擅长用诗歌作为鼓励本民族战斗的号角，近代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诗人。17世纪以后匈牙利又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而丧失独立地位，争取自由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裴多菲，少年时代就愿意听老年人讲述民族英雄胡斯领导起义的传说。在小酒店和同伴谈论着当年匈牙利民族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打下了烙印。这种“自由论坛”的氛围也极大地促进了裴多菲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用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拉丁语也有了一定基础。
裴多菲自幼生活坎坷，家庭贫困，而他又学业不顺，成绩一般，但爱读书，爱写诗，作品为同学所传诵。1835年12岁的穷孩子有机会到奥赛德求学，3年时间里他尽显聪明才智，在完成了校方规定的课业外又组织起进步的学生团体，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他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讽刺诗《告别》，此诗继承发扬了匈牙利古典诗歌的传统，初步体现了他毕生所一直遵循的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为了生计，他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任过编辑，乘驿车和雪橇浪迹全国，到处夜宿，丰富的社会经历更深化了创作的源泉。
1842年裴多菲创作诗歌《酒徒》以后，正式开始写作生涯，采用民歌体写诗，形式上加以发展，语言上加以提炼，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歌颂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畔的渔夫和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他认为“只有人民的诗才是真正的诗”。早期作品中有《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傍晚》等50多首诗，被李斯特等作曲家谱曲传唱，已经成了匈牙利的民歌。
1844年裴多菲从故乡来到首都佩斯，担任《佩斯时装报》助理编辑，在诗人弗勒斯马尔蒂的资助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发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爱情的珍珠》以及散文《旅行札记》等，奠定了他在匈牙利文学中的地位，并受到德国诗人海涅高度评价，说他“出乎意外的健康和单纯”，“富有自然的声籁，有如一只夜莺”；又因发表讽刺诗《农村的大锤》和革命诗歌《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而蜚声诗坛，但遭到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恶毒攻击。
此后裴多菲在佩斯研究法国革命史，组成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十人协会”，团结进步作家创办文艺刊物《生活场景》，参加和领导激进青年组织“青年匈牙利”，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国内进行长途旅行，用革命诗篇号召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1846年底他整理诗稿，准备出版诗歌全集，并在自序中写下著名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成为诗人走向革命的标志，也是他向革命迈进的誓言。
1847年起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已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抒发了时代的声音。1848年3月他领导了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市民起义，在民族宫前举事，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在1848这一战火纷飞的年份里，裴多菲写下了多达106首抒情诗。
裴多菲的文学贡献主要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抒情诗。他在短暂的一生里，除创作了大量革命诗歌外还写有80多万字的政论、戏剧、小说和散文游记等，这样的高产率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流传至今的约有1000首抒情诗和8部叙事长诗，且有相当部分是在战火中完成，其中最著名的有《农村的大锤》、《雅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和《使徒》等，对匈牙利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绞吏之绳》深受鲁迅喜爱。他的政论文章揭露了敌人，鼓舞了人民，起过积极的作用。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裴多菲俱乐部”竟一度成了带有不祥意味的名词，实在是滑稽可笑。
亲密爱人裴多菲
1846年9月8日，在佩斯的一次舞会上，23岁的裴多菲邂逅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有着浅蓝色眼睛的18岁美丽姑娘的清纯和率真，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尤丽娅也为裴多菲的才华、人品所打动。两人真心相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甜蜜亲吻。
当天裴多菲回去后，激情难以抑制，全身发烫，文思泉涌，很快就给这可人儿写下了第一首情诗《给尤丽娅》：
绯红的脸，绯红的唇，棕色鬈发，棕色眼睛，在你的脸上和眼睛里，上帝啊，蕴涵多少灵魂！
啊，我要征服这灵魂，征服这位热情的姑娘！说吧，姑娘，你说吧，爱情尚未触动你的心。
不呀不！你己爱上我，你爱我，倾心爱慕；这话已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新救世主。
我爱你。我的爱情，这无尽头的急湍，恰似洪水冲毁大地，将我的旧日埋葬。
我不知我从前是什么人，不知我将来成为什么人；我依赖你，我愿是暗影，或者成为明亮的阳光。
你拿主意？……你的目光，已经建造起我的天堂；姑娘呀，且不容许你，捣毁这座幸福的天堂。
啊，我在你面前跪下，并向你伸出我的臂膀：你把我搂在怀抱里吧。姑娘，你倒在我身上。
但是，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并不肯把宝贝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丽娅的情感仍不可抵挡，在半年时间里他接连写出了一首首情诗，如《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
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这些火热的诗句，这些挚切的爱意，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1847年）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裴多菲在和她生活的3年中竟为她写了120多首诗作。至今，在布达佩斯市中心“3月15日广场”旁边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里，还摆着尤丽娅美丽的照片和她穿过的一件橘黄色条纹的连衣裙。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汉文系“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即白莽亦即徐祖华所译；还有一说认为是他哥哥徐培根所译。）不久离开可爱的妻子，再次投入革命。此后百余年间它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英勇战士裴多菲
1848年春，欧洲大陆各国先后爆发革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连在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
3月14日他与其他起义领导者在佩斯一家咖啡馆里议定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裴多菲便写下檄文《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翌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这首诗，如号角如战鼓，激励着市民们冒雨游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次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了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恩格斯曾指出：“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后来，每年3月15日便成了匈牙利人争取自由斗争的纪念日，当地人称为“裴多菲节”。
面对布达佩斯起义，决心维护欧洲旧有秩序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马上联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34万俄奥联军向着人口仅有500万的匈牙利凶狠地压来。科苏特领导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裴多菲给最善战的国防军总司令贝姆将军去了一封信：“请让我与您一起去战场，当然，我仍将竭力用我的笔为祖国服务……”1848年9月裴多菲加入了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次年1月，他作为贝姆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他写诗的同时，又直接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冲杀在枪林弹雨里。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军在强敌压迫下战至最后时刻，他们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7月裴多菲在战场上创作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31日晨，贝姆将军将还能战斗的300人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在战斗打响前又特意叮嘱他留下。诗人却违背将军的命令，跟在骑兵队后面出发了。在瑟什堡大血战中，这些英勇的匈牙利战士与数倍的敌人胶着在一起，很快便被淹没和融化了。
身材削瘦、年仅26岁的诗人，也被两名凶悍的俄国哥萨克骑兵前后围住。一柄弯刀凶狠地向他劈来，诗人闪身躲开，但同时另一把尖利的长矛已刺进他的胸膛，诗人痛苦地倒下了……
裴多菲死亡之谜
此后数十年里，关于裴多菲的是否阵亡，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多数学者认为他已为国捐躯，牺牲在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瑟什堡战场上，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其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尤丽娅和1岁半的幼子。
1930年有人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年奥地利军队一名联络官写的证明材料，说他在瑟什堡战役后在战场上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戴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
但是也有很多匈牙利人民始终不愿相信他们的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已不在人世，他只是失踪了而已，于是传说不断出现：有人说曾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过他；有人称自己被俄军俘后在俄国见过他。匈牙利议会还专门进行了调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睹者”既没当过兵，更未被俘虏过。
据1989年8月路透社报道，也就是裴多菲上战场后140年，由匈牙利私营企业家莫尔毛伊·费伦茨资助的考察团，上个月在前苏联西伯利亚的巴尔古津公墓里找到了裴多菲的遗骨。
当时苏联正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公开，考察队竟在1849年的被俘名单中找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后经一个80多岁的莫斯科老人指点，他们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巴尔古津村（这里也是当年中国西汉苏武牧羊的地方，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大半年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经当地政府同意，他们挖掘了21座古墓，其中一座墓主的头骨被专家认定就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诗人生前头颅形状很特殊，并长着很显眼的虎牙；且当地居民一百多年来一直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
这个由美国、苏联、匈牙利人类学家组成的20人考察团指出，裴多菲在1849年被沙俄俘虏，解送西伯利亚，在那里定居，娶妻生子，至今还有后代。1856年他死于血毒症，终年33岁。
消息一出，不但匈牙利举国哗然，而且全欧震动。匈牙利政府对此十分冷淡，学术界指责考察队的结论是“无稽之谈”。为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还多次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毒打。
裴多菲诗选的译者兴万生曾于1991年6月1日至30日专程来到匈牙利造访裴多菲博物馆，请教了多位专家。彼等表示这纯粹是场闹剧。因为经过鉴定，挖掘出来的骸骨从骨盆判断并非男性而是女性。“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幕。”兴万生如是说。这不但是他的愿望，全世界亿万裴多菲的读者想必皆同此心。
但是，1999年2月《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裴多菲之谜》（作者黄尚英），此文对上述事件进一步说明，1989年7月国际考察团宣布，不但找到了裴多菲之墓，并确认墓中有骨灰盒。此文还指出，裴多菲被俘到西伯利亚，随遇而安，后来与当地邮局局长之女结婚，并当上了赤塔的警长，其孙为沙俄骑兵队中校。裴多菲死后，墓上的十字架刻有ASP字样，即亚历山大·山陀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1996年4月斯洛伐克的《共和国报》指出，裴多菲其实是斯洛伐克人，其祖父和父母皆然，姓彼得罗维奇，1820年前后南迁匈牙利。裴多菲出道后，遵照官方的民族同化政策，将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改为山道尔·裴多菲。被俘后他重新起用原名，直到死去。
2000年春匈牙利媒体又风传一则新闻：一位文史学家声称在西伯利亚一个小村落里发现了裴多菲的坟墓和遗骨，墓碑上的死亡日期要比历史上记载的“在战役中失踪”的日期晚20几年！喜欢起哄的美国科学家闻风而动，立即向匈政府索要诗人后代的基因资料，愿意代做科学验证，但是遭到匈方拒绝。因为裴多菲在今天不单单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化身，没有一个匈牙利人愿意冒哪怕万分之一风险将神话打破。
裴多菲无论是战死疆场还是被俘后屈辱而死，他都是真英雄，大英雄！因为他尽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英勇战士的“天职”！裴多菲是不死的，他活在匈牙利的山水之间，活在热爱他的人民之间，活在他永存历史的诗篇之中！
被性欲煎熬的文豪托尔斯泰：
曾出入妓院，勾引农妇，终生婚姻很糟糕。
永远的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三大部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精心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时，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翁的作品中纵然有反动的、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俄语意思“明媚的林中空地”，今属图拉省晓金区）。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这里被人们称为托翁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托尔斯泰家是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伯爵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尼古拉耶夫娜是沃尔康斯基公爵之女。他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其监护人姑母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姑母监护。于是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退学，回到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曲折、漫长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还给他们送茅草，因得不到信任而中止。1849年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被提升为14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上流社会之间，甚至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开始暗自创作；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虽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于次年参加了这个城市著名的最后防御战，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知名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欢迎，并逐渐结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其发表于著名的《现代人》杂志的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因为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浪费天才；他不喜爱荷马、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美艺术”，反对“教诲艺术”实即暴露文学。托翁倾向于德鲁日宁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61年又与屠格涅夫开始长达17年的疏远。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托尔斯泰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他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普鲁东，听狄更斯演讲。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1962年，托尔斯泰新婚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保持多久。1869年他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也谈到了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1873~1877年，经12次修改，托尔斯泰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反映普通家庭婚姻问题，擅长心理刻画、文字细腻华美的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这么说）；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同时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
1881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了贫民窟；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1年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作品的版权；并多次组织赈灾；1898年决定将稿费资助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1889~1899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其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沙皇政府早就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复活》发表后，当局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借机革除了他的教籍。
1901年，托尔斯泰强烈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
托翁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他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波利亚纳家中秘密出走，途中患上肺炎，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车站阿斯塔波沃（今列夫·托尔斯泰镇）。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充满感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说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据说托尔斯泰5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他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翁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这片树林里。
早期的性爱迷狂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辉煌的、伟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孤苦的；包括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情感。
托尔斯泰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他终生性欲高亢，沉溺于床事之欢，即使在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中挣扎。“我不跟你一起睡觉，无法激起创作灵感……”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他仍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任何俄罗斯乡村姑娘。
其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女人把我引入歧途。”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6年4月的某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后人从另一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翁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波利亚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去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美丽的女奴杜尼亚莎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杜尼亚莎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可爱的乡村姑娘瓦·弗·阿尔谢尼耶娃，一个21岁的孤儿；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她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此事反映在他的小说《家庭幸福》里，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已婚农妇阿克辛雅。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阿克辛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父亲一样，他从未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孩子，也从未给过他丝毫关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其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
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且想方设法以恰当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翁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
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是诱人的妖妇。
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在生理上需要女人并利用了她们，但他并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时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时就有这种感觉。”
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自己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
1857年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
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罪恶，要尽可能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宁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他从不承认妇女能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
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
不幸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但不幸的是，这位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这多种不幸中的一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希勒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索尼亚的日记，及托翁子女写给他的《回忆录》的丰富原始资料后，于1993年写出了揭示托翁婚姻失败原因的专著《爱与恨》。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沙皇御医、八品文官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那年，托翁34岁，已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期，作为婚配对象，当时他并没有多少资本，一介赌徒，且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而索菲亚还只有17岁，虽姿色平常，个子矮小，但正当韶华，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两人曾经度过了一段和睦幸福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给她的求婚信中写道：“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接连3个星期，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说出一切。然而我依然怀着惆怅、悔恨、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每天夜里，我都和今天一样，总是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该怎样说，又说些什么呢？”
“……假如一个月前有人对我说，一个人会像我现在这样痛苦，我会笑死的。但我现在却正是在为幸福而痛苦着。诚实的人，告诉我，您是否愿做我的妻子？只要是出自内心，您可以大胆地说，‘可以。’倘若您对自己还有丝毫的怀疑，那就说‘不行’好了。”
“……听到‘不行’，对我说来是可怕的，我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我会找到经受这一切的力量。倘若我做您的丈夫，而您又不能像我爱您那样地爱我，那才更加可怕。”
从这封信中人们知道，当时索菲亚还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说明她是有一定文学才能的。
在托尔斯泰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掌管庄园，治理产业，使其财产收入较前增加4倍，一切都井井有条，婚姻前期大部分时光还是挺美好的，这使得托翁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给人类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而且每夜挑灯，不厌其烦地为他誊清和保存文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并加3次流产。
但两人的教育、观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而托翁本人又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平时不愿和妻子交流、相处；且不够细心、体贴——他喜欢散步，却不愿陪妻子散步，更不屑于和她聊天；但妻子和别的男人聊天时，他又愤怒、嫉妒。每次托尔斯泰生病，索尼亚都是悉心照料，有一次连续9个月护理在床边；但妻子得病，做丈夫的他却不闻不问。
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况愈下。高尔基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大女儿塔妮娅劝她妈妈：“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么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
索菲亚则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而且虚荣，嫉妒心强，刚烈且又神经质。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两人时常争吵度日，活在地狱般的婚姻里。索菲亚说：“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这些情节如果不是他的子女亲笔录，谁也不会相信是写出《复活》等宣扬人性作品的世界级大文豪的所作所为。托尔斯泰不爱索尼亚吗？他的日记里也不乏对妻子充满激情的爱的宣言。但通读全书，人们感觉到他的爱是抽象、苛刻的头脑的爱；而非具体、宽宏的心灵的爱。
托翁的一个特点，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他将记录自己年轻时代行为的日记都交给了妻子，内容记载他婚前曾经赌博、酗酒、乱交，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还与庄园女工阿克辛雅疯狂相爱，陷入情欲，生了一个私生子，种种性生活的细节要言不烦。
这让索菲亚大为恐惧、光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她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甚至服毒自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
托翁于是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菲亚“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其实，托尔斯泰自从和她结合后的48年里，从未有过一次婚外情，虽然他的大名吸引了无数女性崇拜者；即便这样，妻子还是“吃醋”，而且醋意十足，自始至终。时隔40年后，当索尼亚65岁时，仍对阿克辛雅（已80岁）耿耿于怀。她甚至嫉妒自己最喜欢的妹妹，因为妹妹曾和托翁一起到林中打猎。
托尔斯泰后半生几乎不和任何女性来往，但他和男人的交往也让索菲亚嫉妒。他只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这更刺激了索尼亚敏感的神经，她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制服丈夫，结果却适得其反。
真是两个相互折磨的人！索尼亚的日记上经常有“卧床一天，茶饭不思，几乎流了一天泪”的字句；托尔斯泰的日记上则是“睡眠糟糕，非常少。又跟往常一样激动和生气。十分压抑，我一直想哭。”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文豪家里，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托尔斯泰晚年激进的思想，让夫妻之间产生了更大的隔膜。他憎恨私有财产，同情农民，甚至准备放弃财产和著作版权，过简朴生活，而与妻子发生龃龉。（但他却一直读书写作，致死过着贵族生活；他皈依基督教后宣称要完全戒除淫欲，却一再使妻子怀孕。因此连他哥哥也认为弟弟虚伪，言行不一。）
索菲亚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是“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
晚年的妻子，对丈夫的“败家”举动痛心疾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产业，惟恐被丈夫“贡献”了出去。由于担心托尔斯泰日记中有不利她的内容，发表后让自己蒙受羞辱，索菲亚甚至又以服毒和投河来要挟丈夫。而名为托翁信徒、实为伪君子切特科夫的出现，更加剧了他们的家庭争斗。她终于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精神失常的女人。
争吵与自杀，妒忌与发作，家庭成了不幸的地狱，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天才作家托尔斯泰愿把博爱献给全人类，却唯独仇恨了他的妻子。他日渐在家庭纠葛中耗尽精力，疲惫绝望，出走的愿望一次次在脑中酝酿：“像一个印度信徒那样出走！”
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弥留之际，全球各地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翁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惟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至今，在波利亚纳的餐厅内、客厅里，人们仿佛还在揣测着托翁与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从恩爱到争吵的场景……
终生“钻石王老五”诺贝尔：
诺贝尔奖不设数学项与女人有关？
诺贝尔在巴黎邂逅了一位法国姑娘，并向她倾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相貌难看、动作笨拙、前途渺茫、意志消沉，担心别人会瞧不起他。那女郎非但没有小瞧他，反而一再鼓励他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曾极大地激励了诺贝尔，令他对那女郎产生了恋情。他们之后约会了多次，每次会面都给诺贝尔带来无穷的愉悦。但不久那位姑娘却断绝了与他的来往，这令诺贝尔伤感了许久。
诺贝尔其人
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年），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世界著名的“炸药大王”，诺贝尔奖金创立人。他一生在死神的威胁下为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动力，共有各类炸药及人造丝等发明数百项，获355项专利，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84年加入瑞典皇家科学会、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土木工程师学会。曾获得瑞典国王颁发的科学勋章和法国大勋章。
诺贝尔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兄弟3人，他居中。他从小体弱多病，但意志顽强，不甘落后。母亲娅赛是发现淋巴系统（1653年）的著名博物学家奥洛夫·鲁德伯克的后裔，一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性格爽朗，聪明善良，乐观而又有自信心，经常带孩子从事劳动。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位发明家，在俄国圣彼得堡拥有大型机械工厂，1840—1859年在俄国从事大规模水雷生产，这些水雷及其他武器曾用于克里米亚战争。他还发明了家用取暖的锅炉系统，设计了一种制造木轮的机器、大锻锤，并改造了工厂设备。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破例授予他勋章。
诺贝尔始终受到父亲巨大的影响，从他那里学习了工程学基础，也像他一样具有发明才能。他们一家于1842年离开斯德哥尔摩，同当时正在圣彼得堡的父亲团聚。诺贝尔终生未读过大学，从小主要受家庭教师教育，16岁就成了有能力的化学家，能流利地说英、法、德、俄、瑞典等国语言。1850年他离开俄国赴巴黎学习化学，一年后又赴美国在J·埃里克森（铁甲舰“蒙尼陀”号的建造者）的指导下工作了4年。返回圣彼得堡后，他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直到1859年该厂破产为止。
重返瑞典以后，诺贝尔和父亲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市郊海伦坡建立试验室，首次研制出解决炸药引爆的雷酸汞管，并开始制造由意大利人苏伯莱罗在1847年发明的液体炸药硝化甘油。当然他们受到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很大，但百折不挠的诺贝尔还是坚持了下来。在这种炸药投产后不久的1864年，工厂发生爆炸，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和另外4人被炸死。由于太过危险，瑞典政府禁止重建这座工厂。被认为是“科学疯子”的诺贝尔，只好在马拉湖里的一只船上进行实验，寻求减小搬动硝化甘油时发生危险的方法。1865年他在温特维根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硝化甘油工厂。
他经过反复的试验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硝化甘油可以被干燥的硅藻土所吸附；这种混合物可以安全运输，并据此于1867年制造了安全炸药。上述发现使他得以改进黄色炸药和必要的雷管，成为以后诺贝尔国际性工业集团的基石。黄色炸药在英国和美国取得专利后，诺贝尔进而实验并研制成一种威力更大的同一类型的炸药爆炸胶，于1876年取得专利。大约10年后，他又研制出了最早的硝化甘油无烟火药、弹道炸药。直到今天，在军事工业中普遍使用的火药都属于这一类型。他曾要求弹道炸药的专利权要包括柯达炸药，但遭到法庭否决。
诺贝尔在全世界都有炸药制造业的股份，建造了大型托拉斯，包括至少11个特大工厂，这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加上他在俄国巴库油田的产权，所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因此他不得不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奔波。诺贝尔本质上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希望自己发明的破坏性炸药有助于消灭战争，但他对人类和国家的看法又是悲观主义的。
诺贝尔在巴黎工作和生活期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轶闻趣事。有一次，他聘用作为厨娘的一个法国姑娘要辞职回去结婚，诺贝尔问她要他送点什么结婚礼物。这位聪明而机灵的法国姑娘提出：别的什么都不要，只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这个请求可难倒了诺贝尔，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一天究竟能挣多少钱。然而，诺贝尔是个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办的人，于是他经过几天计算之后，算出自己一天大概能挣4万法郎，也就把4万法郎作为结婚礼物赠给了那位姑娘。据说这笔钱在当时的价值，仅靠它的利息就可以让她舒心地过上一辈子。
1890年，由于受法国人迫害，诺贝尔不得不离开居住了18年之久的巴黎，搬到意大利圣利摩的米欧尼德庄园，在当地创立研究所，最后终老于此。
除了炸药发明，诺贝尔知识丰富，兴趣广泛，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对电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生理学都相当了解，时常把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晚年他还做过人造丝和人造橡胶的试验。
诺贝尔对文学有长期的爱好，文学与科学是他毕生的两大精神支柱。他喜欢文学名著，特别钟爱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青年时代曾用英文写过一些诗，如自传体长诗《一则谜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只知道专心读书探索大自然，吸取渊博而浩瀚的知识宝泉。”后人还在其遗稿中发现了他写的一部小说的开端，笔调清新，词句优美，独具一格。鲜为人知的是，诺贝尔同时也是位剧作家。但是一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其唯一的一部剧作《复仇的女神》才得以付印。可惜的是，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诽谤滋事、亵渎神明”，一迨诺贝尔过世就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只有区区3份得以幸存。一直到2003年首部幸存版才在瑞典出版。除了世界语外，这部戏剧还没有被翻译成其它语言，包括英语。
诺贝尔对各种人道主义和科学的慈善事业捐款均十分慷慨；他把大部分财产都交付给了信托，其1895年的遗嘱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确定死后将其920万美元遗产作为基金，以年息（当时为每年20万美元）设立了后来成为国际最高荣誉的奖金——诺贝尔奖金。
诺贝尔晚年得了心绞痛和心脏病，并且非常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生建议他服用硝化甘油，他却不予理睬直到去世。诺贝尔逝世于意大利的圣利摩。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却为全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他生前有两句名言：“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的缅怀”。“我看不出我应得到任何荣誉，我对此也没有兴趣。”他的墓地非常朴素，每一个知道他的人站在这里，都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诺贝尔的爱情
诺贝尔曾经情人苏特纳夫人
诺贝尔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甚至没有固定住所。他曾说过：“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但他又是位世界级的大富翁，所以堪称终生“钻石王老五”了。在其生前与身后，人们对他常有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之说。
诺贝尔事业兴旺，情场失意。他的爱情是悲剧，曾经至少有4个女性进入他的生活，但一个早逝，一个拒绝，一个衷情他人，一个无知而负心，结果都失败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骨子里极浓的自卑情结。
青年时代的那次欧美之旅（1852年他19岁），情窦初开的诺贝尔曾与一位在药房工作的瑞典姑娘有过短暂的热恋，他把自己炽热的情感都献给了他。不幸的是，正当他们对未来充满幸福的憧憬时，那位姑娘不久便猝然病逝了。突如其来的噩耗给诺贝尔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只得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了圣彼得堡，郁郁多日。
几年后诺贝尔在巴黎邂逅了一位法国姑娘，并向她倾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相貌难看、动作笨拙、前途渺茫、意志消沉，担心别人会瞧不起他。那女郎非但没有小瞧他，反而一再鼓励他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曾极大地激励了诺贝尔，令他对那女郎产生了恋情。他们之后约会了多次，每次会面都给诺贝尔带来无穷的愉悦。但不久那位姑娘却断绝了与他的来往，这令诺贝尔伤感了许久。失恋的他写诗道：“芸芸众生的欢愉我不再分享，美人的青睐，多情的泪水不再使我动情。”
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诺贝尔再也无心移情别的女性。他因发明炸药而声誉鹊起、财富积聚，而在生活上、精神上却仍孓然一身。直到1876年43岁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刊出了一则措词相当含蓄的广告：“一位十分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渐近老年的男士欲寻找一位中年女性，条件是能讲多种语言、能胜任秘书业务、能承担家务劳动。”
不久，奥地利大元帅弗兰兹·金斯基伯爵之女贝尔塔（1843~1914年，昵称伯莎，其实就是著名的苏特纳夫人，著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1905年成为第一个女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来巴黎应聘。诺贝尔对气质卓然不凡、作风干练利落的她一见倾心，无奈伯莎已心有所属，很快便匆匆离去，另嫁他人。这两人虽无缘缔结连理，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伯莎后来成了著名女作家、世界和平运动先驱之一。诺贝尔也基于她的原因而开始逐渐热衷于和平运动。
1876年秋诺贝尔在去奥地利进行商业旅行时，在一家花店（一说是巴登疗养院）里结识了比他小20来岁的卖花女索菲·赫斯。她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简朴的家庭，继母对她不好，因而从家里跑了出来。此后诺贝尔与索菲维持了近15年的关系，一度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伴侣，为她在疗养区买了一幢漂亮的别墅，在巴黎富人区购置了一座华丽的公馆。但由于索菲没有文化，缺乏教养，言行举止粗俗浅薄不堪，又不听诺贝尔的劝导，只知道追求生活享受，挥霍放荡，常以“诺贝尔夫人”的身份同诺贝尔的所谓崇拜者鬼混，使渴望有一个气氛轻松、整齐舒适的家庭的他感到忧伤与失望。
1891年春天，早已溜之大吉的索菲来信告诉诺贝尔说，她就要生下一个父亲是一位匈牙利军官和骑手的孩子来。诺贝尔看到这个消息后彻底失望了，但还是写信去安慰和劝告她。从此诺贝尔决定不再与她来往，并通过一位律师为她提供30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一说是每年给她50万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
诺贝尔逝世后，索菲还去找拉格纳·索尔曼（瑞典工程师、诺贝尔的科学实验研究助手、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她威胁说，如果不给自己比遗嘱规定还多的东西，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216封信的原件出版权出卖掉。这时索尔曼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为了避免可能出现一场丑闻，他有条件地买下了这些信件，这样就保证使他们在将来不致遭受任何讹诈。
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数学奖？
诺贝尔奖章
诺贝尔遗嘱设立诺贝尔奖，曾多年在瑞典国内引起争论纷纷。经过遗嘱执行人索尔曼等人的不懈努力，1898年5月瑞典国王宣布该遗嘱生效，1900年6月瑞典国会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章程规定，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该奖颁发给本年底全世界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学（其中经济学是1969年由瑞典国家银行增设的）等6个领域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人或多人，和平奖还可以颁发给某一组织和机构。从1901年开始，该奖在每年诺贝尔逝世日12月10日颁发。
人们对诺贝尔奖有许多争议点，其中包括不设立重要的数学奖。这是为什么呢？民间有很多说法。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是，此事可能与诺贝尔的爱情受挫有关。他的妻子（因为诺贝尔终生未婚，应该是女友，一说就是索菲）曾与一位名叫米泰·莱弗勒的瑞典数学家有外遇，两人频频约会、同居，后来甚至私奔过；而且，他曾多次向此小姐求婚，而她因为莱弗勒的缘故，始终态度暧昧，模棱两可。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临终立遗嘱时强烈要求不设置诺贝尔数学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现在更多地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诺贝尔忽视数学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科学观的影响。诺贝尔16岁时就终止了公立中学的教育，也没有继续上大学，之后只是从一位俄罗斯有机化学家那里接受了一些私人教育。诺贝尔不愧是19世纪一位典型的、极赋天才的发明家，他的发明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其敏锐的直觉和非凡的创造力，不需要借助任何高等数学知识，其数学知识可能还没超过四则运算和比例率。而在19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的研究也一般不需要高等数学，数学在化学中的应用发生在诺贝尔去世以后。他本人根本无法预见或想像到数学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忽视了设立诺贝尔数学奖也不难理解。
再则，诺贝尔对数学或理论科学没有特殊兴趣，他认为数学不是人类可以直接从中获益的科学。所以他在遗嘱中提到，这些奖项要用于奖励那些对人类具有巨大实现利益的“发明或发现”。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陈省身教授2002年时说过，诺贝尔奖中没有设立数学奖也许是件好事，它让数学家们能够不为名利所惑，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虽然没有人知道诺贝尔不设数学奖的确切原因，虽然没有诺贝尔数学奖，但20世纪以来数学研究和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过。
悲怆的音乐王子柴可夫斯基：
一个同性恋者，一次失败的婚姻，N种未知的死法。
柴氏生平与成就
柴科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年），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俄国民族乐派代表人物，也是俄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被称为“俄罗斯之魂”，其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者。1990年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纪念柴可夫斯基年”。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戏剧性的、旋律优美的、悲观的作曲家。他是出色的管弦乐大师、无可辩驳的天才，富于表现力，但的确过于多情。人们将他与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近代俄罗斯“悲哀殿堂的二大支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真挚、热忱，注重对人心理的细致刻画，充满感人的抒情性，同时又带有强烈、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他的旋律具有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风格，且和声浓重、丰满，显露着作曲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富有难以言传的魅力。100多年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价值广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成为人类音乐宝库中的珍品。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繁多，体裁广泛。他在歌剧、交响曲、协奏曲、舞剧、音乐会序曲、室内乐以及声乐浪漫曲、钢琴套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名作。代表作有：11部歌剧，以《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最著名；6部交响曲，以《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又称《悲怆交响曲》）最著名；4部协奏曲，以《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著名；3部芭蕾舞剧，即《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以及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八一二序曲》、《意大利随想曲》和钢琴套曲《四季》等。
柴科夫斯基出生于沃特金斯克镇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官办矿厂的采矿工程师；母亲是父亲3任妻子里的第二任，具有法裔血统，弹得一手好钢琴，且歌喉甜美。在他心目中，妈妈等于音乐，音乐等于妈妈。他从5岁开始就在她教导下学习钢琴，几个月以后就能熟练演奏一些作品了。
童年的柴可夫斯基充满幻想，喜好朗颂诗歌和作文，选的大都是圣经或爱国性题材。同时，他又性格内向而脆弱，感情丰富。一天父亲在家中放歌剧《唐璜》的唱片，他的情绪随着音乐起伏，当听到忧伤处时竟放声大哭。因此，家庭教师送了他一个外号“玻璃男孩”，以后家人总怕伤了他易碎的心。
19世纪是书信文学相当兴盛的时代，柴可夫斯基是个习惯写信的人，一生写了6千多封信。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最后一封是逝世前1个月写的，仅给自己弟弟就写了1千多封信，无话不谈，涉及自己的理想、兴趣、烦恼、希望等等。
1848年柴家迁往彼得堡。1850年其父被任命为圣彼德堡国立大学校长。于是，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接受了非常好的基础教育，并在音乐系主任指导下继续钢琴学习。他喜欢德国古典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作品。当柴可夫斯基母亲于1854年死于霍乱后，14岁的他作了一首圆舞曲来纪念她。
后来由于父亲的要求，为他将来生活着想，柴科夫斯基不得不进入法学院学习。1858年离开学校后，进入司法部做部长秘书，不久就加入了司法部合唱团。22岁时柴科夫斯基辞职，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扎列姆和安东·鲁宾斯坦等教授学习音乐创作，成绩优异，曾获得银牌奖。1866年毕业后，他很快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尼古拉·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邀请下，担任该校教师。
当时父亲已退休，经济上颇为拮据，因此柴科夫斯基欣然接受教职，接下来的10年都全心投入教学和创作。教书的待遇不是很好，仅能糊口而已，但他从事这份工作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创作，第一年就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冬之梦》，但听众反应不佳；第二年完成了第一部歌剧《司令官》，随后几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包括《天鹅湖》、《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等。他的作品感动了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
1868年开始，柴科夫斯基与俄国国民乐派的成员逐渐走得很近。1869年他在巴拉基列夫建议下，写了有名的管弦乐序曲《罗蜜欧与朱丽叶》。但于此后，其作曲风格越来越偏向西欧风，逐渐与强调民族素材及风格的国民乐派渐行渐远。
1877年，柴科夫斯基因压力太大，夫妻不和，又过度工作，精神崩溃，只得离开学校休假。1年后他尝试回到学校继续教书，但是没多久就又放弃了，决定退休，到瑞士休养了一阵子，之后便搬到基辅与妹妹同住。
1884年柴可夫斯基获得沙皇赠勋，1885年出任俄国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当年7月，他在莫斯科临阵上场，替代指挥自己的歌剧《女妖》，之后便开始常态性地从事指挥工作。克服与生俱来的舞台恐惧症之后，他逐渐开始习惯在舞台上指挥自己的创作，并经常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结识了不少当时的音乐家。
1891年，柴科夫斯基受邀至美国指挥自己的作品，当年5月5日，他在卡内基大厅的开幕仪式上指挥纽约音乐协会交响乐团演出。美国一行中，他也演出了著名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及弦乐小乐曲。这首堪称柴氏最有名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1874年完成之初受到前同事尼古拉教授的恶评，也因此一直束之高阁迟迟未演，未料在美国首演却一炮而红，从此成为柴氏的招牌。
1893年，在首演第六交响曲《悲怆》9天之后，柴科夫斯基死于圣彼得堡街上的家中。有些音乐学家认为，他对死亡早有觉悟，而第六号交响曲正是他写给自己的安魂曲。第一主题之后紧接着快速的弦乐变化旋律以及强而有力的和声，随后出现的常号旋律和前后的旋律都没有关联，此种突兀插入的乐段，一般认为是俄罗斯天主教死者弥撒典型的曲式。
一个同性恋者，一次失败的婚姻
柴可夫斯基与妻子安托妮娜
早在1874年，柴科夫斯基同性恋的倾向就已为人所知。尽管证据都已在苏俄时期被消灭殆尽，但他的性去向对于自身的生活以及作品影响之大是无庸置疑的。有些历史学家仍认为他是异性恋，但是大部分学者根据他的仆人苏佛努夫以及外甥鲍普·大卫朵夫的证词，相信他最亲密的伴侣都是同性。其他证据大多可见于书信、日记及其弟马戴斯特（亦是同性恋）的信件中。
1869年（一说是他早在法学院的学生时期）柴可夫斯基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事件，爱上了法国籍女歌手（一说歌剧演员）黛西莉·雅尔托，两人曾发展出一段恋情。可是，个性內向、害羞的他一直不敢开口向黛西莉求婚，导致后来黛西莉另觅恋情。在女方结婚之后，这段故事便无疾而终。
1877年，37岁的柴可夫斯基收到一个素不相识女子的情书。此人名叫安托妮娜·伊凡诺夫娜·米留科娃，说是他曾在音乐学院教过的学生，偏激狂、情欲狂的她在信中动情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并扬言非他不嫁。其实，柴氏根本不记得自己班上有这个学生，所以起初根本没理会她。但是女学生相当坚持，她的举动使人联想到如今的“追星族”：连篇累牍地向他投寄热情洋溢的情书，并以如不同意见面就自杀相威胁。
当时柴可夫斯基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正打算将其改编成歌剧。由于作品中的男主角年轻时拒绝了塔琪安娜，以致后来终生活在悔恨当中。入戏太深的他将自己想成奥涅金，认为自己不应回绝这段感情，当然对安托妮娜的痴情多少也有些感动。两人于当年7月18日结婚了。那时安托妮娜28岁，小丈夫9岁。
其实，柴可夫斯基心里十分悲苦，因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他曾疯狂地爱着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鲍普）。他很恨自己，也很害怕别人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毛病。他又14岁丧母，依旧病态般地迷恋着对母亲的回忆。他曾一再劝安托妮娜放弃这个念头，特别是因为自己偏爱男性，无法满足女性的需要；再加上对方又是性欲狂，两者结合必定是悲剧。可安托妮娜患有一种近似的精神变态疾病，始终穷追不舍，直到她用自杀相威胁时，柴氏不得不屈服了。
可这宗从一开始就不完美的婚姻，使这位作曲家经历了恶梦般的遭遇。甚至有人说，这次婚礼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蜜月还没结束，柴科夫斯基就后悔了，开始对妻子心生厌恶，避而远之。两人于7月26日回到莫斯科。婚后才9个礼拜，柴氏就因为极度不能适应婚姻生活而精神濒临崩溃的边沿。周遭的朋友们都看得出来他的状况很不好，但是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严重性。
首先，柴可夫斯基惧怕与人交往的天性，和妻子的爱好交际、性情活泼形成鲜明对比。再者，面对妻子病态的狂热情欲，使他更加痛苦万分。婚后两个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甚至走入莫斯科市郊一条齐腰深的河里，祈祷冰冷的河水会给自己带来肺炎，夺走自己生命，可结果他既没得肺炎也没冻死。
柴可夫斯基只好逃到圣彼得堡的哥哥阿纳托尔家避难。阿纳托尔到火车站接他时，几乎认不出面前这个一脸憔悴、濒临崩溃的病弱男子就是自己弟弟。阿纳托尔火速将他送到邻近的旅馆里，发作了一阵之后，柴科夫斯基昏迷了整整两天。
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除了阿纳托尔之外，大概就只有精神医师知道。医师建议他彻底改变生活形态，要他不要想要尝试改善自己的婚姻，也不要再见新婚妻子，尽量多休养。自此之后，柴氏再也没有见过安托妮雅，以较前更频繁的旅行来避免和妻子相见，长期呆在瑞士、意大利等地；但会定期寄生活费给她，到死为止两人的婚姻关系都还维持着（但也有说他们早在1881年就离婚了）。
此后几年，柴科夫斯基很害怕安托妮雅会将他们两人分开的内幕公诸于世。阿纳托尔试着说服她去办理离婚，安托妮雅却不肯离婚，也不愿配合对外宣称两人婚姻破裂的理由是因为柴科夫斯基有外遇。出版商尤尔金森费尽唇舌，为柴氏争取离婚机会却始终未果，却在1880年夏天发现安托妮雅另结新欢已有半年，还生了孩子，都被丢到孤儿院。
面对丈夫的抛弃，安托妮雅在同一连串男人的交往和媾合中得到安慰。她后来生了一连串的孩子，数目不详。安托妮雅在1896年被诊断出有精神病，屡生事端，后被送入疯人院，于1917年病逝，比柴可夫斯基多活了整整24年。
至于柴科夫斯基，他并不将自己的精神崩溃归咎于安托妮雅，而相信那是命定的悲剧，是对于他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惩罚。尽管结婚的经验像是一场梦魇，身为同性恋的柴氏，对婚姻的憧憬却从未消减。当阿纳托尔订婚时，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他，信中提到：“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被一个女人温柔地触摸与疼爱。我常幻想被一个慈爱的女人所拥抱，我能躺在她的腿上亲吻着她……”后世学者认为，柴氏对妻子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只是想藉由婚姻来回忆早逝的母亲罢了。
素未谋面的梅克夫人
美丽、温柔的娜杰日达·冯·梅克夫人是一位富有运输商人（一说是铁路技师）的遗孀，比柴科夫斯基大10岁，他俩的友谊（当然也有爱慕之情，不过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罢了）是音乐史上一段动人的故事。热爱音乐的梅克夫人，作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知音”，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富于同情心的崇拜者和庇护者。
从1876年底到1877年初，柴科夫斯基辞去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职务，经济拮据，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每年给他6千卢布）从事专业音乐创作，很多优秀作品便是这时期创作的。但奇妙的是，两个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在最初赞助他时，她就提出了两人永不见面的条件。不过，柴氏倒是十分陶醉于这种天使般纯洁的友情——当然，他也因此没有什么压力。（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这种方式对同性恋患者的治疗亦更有益。）
有个故事说，一次，梅克夫人专程去郊外登门拜访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不巧柴可夫斯基独自出门散步去了，而门却开着。当梅克夫人走进他家里时，不禁惊呆了：这位令她非常崇拜的大作曲家，家舍竟是如此简陋而贫寒。一间四处漏风的小屋里，除了一架旧钢琴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梅克夫人内心一阵酸楚，眼睛湿润了。她没有等柴可夫斯基回来，就含泪悄悄地离去了。
从此，梅克夫人就默默地在生活上帮助柴可夫斯基，定期给他寄去生活费，当然，还有写给他的书信。当柴氏在信中问起她的身份时，她柔媚地告诉他：“我崇拜你的曲子，也崇拜你的人……”
但也有一个说法，就在尼古拉·鲁宾斯坦教授死后不久，柴可夫斯基曾与梅克夫人一起出席了他的葬礼，也许还有过接触和交谈。另有一个说法，他们在机缘巧合下，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偶然碰上，不过并不认识，所以沒有交谈。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长达13年多的神秘交往。他们经常通信，抒发各自情感，互为精神支柱。他们之间互通的信件竟达1200封。梅克夫人不但赞助柴科夫斯基，亦表达了对其音乐事业的关注，及对其作品的赞赏。柴氏当时的许多作品，都是献给这位夫人的，如著名的《第四交响曲》。
F小调《第四交响曲》写于1877~1878年，作者把此曲献给梅克夫人，但在总谱手稿上只写“献给我的挚友”。柴科夫斯基赋予这部交响曲的序奏主题以极重要的意义，让它贯穿整个交响曲的4个乐章，称它为整个作品的核心，是“厄运”的象征；但在末乐章中，还是体现了力图摆脱苦闷，走向人民，从人民的欢乐中获得对生活的信心的乐观结局。
漫长的13年之后，1890年柴可夫斯基在从意大利转往俄属高加索时，接到了梅克夫人的来信。梅克夫人表示她的经济情况恶化（实际上就是破产了），必须终止对他的资助，并且要断绝两人之间的交往，即双方不要再通信了。
柴可夫斯基此时已是一个地位稳固的知名作曲家，经济上并不匮乏，不过梅克夫人的绝交对他仍造成精神上相当大的打击，并一路消沉，彻底崩溃。他很重视他们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友情，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人生和事业动力之一，现在却完结了。他在复信中写道：“如果不是有了您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疯且毁灭。”他在独自度过忧郁的3年后，猝然去世，年仅53岁。
有人认为，梅克夫人之所以停止资助，是因为她发現了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身份，而不是因为破产。不过，她的二女儿（她曾意外地以文字把她的父亲吓死：她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说姐姐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早在母亲开始资助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她柴氏是同性恋，所以梅克夫人应该不会因此而停止资助。梅克夫人聪明地、极度勤奋地发掘了有关柴氏的一切。也有人说，她对柴可夫斯基一生的感情生活中并不曾有女性的存在而感到满意。
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亦未能了解梅克夫人终止赞助和交往的原因。他所不知的內情，只在梅克夫人家族內流传。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在死前也未能解开所有误会。梅克夫人的财政状况，比她向外发布的还要差：她的大女婿勒索她，威胁要公开他妻子父亲另有其人的秘密；儿子又过度挥霍，要求母亲给他更多的钱。梅克夫人的病情益发严重，她染上了结核病，而病毒已感染到了她的喉头。在柴可夫斯基过世3个月后，她也因窒息而去。
另外一个误会不能解开的原因是，梅克夫人的手臂萎缩，使她再不能写信。
N种未知的死法
1893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六交响曲《悲怆》，这是一部自传性的悲剧作品，也是他为自己写下的挽歌。在他第一次指挥演出该曲后的第9天，即1893年11月6日，柴氏便与世长辞了。但他的死疑点重重。
官方说法是，他喝了一杯未煮沸的、受到污染的、带有霍乱病毒的自来水，从而染病身亡。
但是近几十年来，另外几种理论逐渐流行起来，一般都相信他自杀的可能性很大，是他自己服用了砒霜（即砷）。有可能是当时法学院校友会对同性恋进行抵制，才未公开真相。
音乐史学家亚历山德拉·欧尔洛娃在他未出版的《柴科夫斯基点滴》一书手稿中，以口头证词做为证据，来支持柴氏死于自杀的推论。他认为柴氏是服毒自杀，所以死亡日期和尸体处理才会遮遮掩掩，产生前后不一的说词。然而，欧尔洛娃的论点缺乏书面上的证据，因此受到多方质疑。
英国籍作曲家麦克芬尼希，以柴可夫斯基生前的最后几天与死亡为题，创作了一部名为《羞耻罪衍》的歌剧。
部分人认为，柴科夫斯基是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外甥，最后被迫自杀而死。
柴可夫斯基的小姨子奥尔加·柴可夫斯卡娅宣称，他是被自己的医生瓦西里·伯腾森毒死的，而幕后主使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有传言说，他是被亚历山大三世一道“柴可夫斯基必须马上死”的命令钦赐自杀的。因为柴氏的一位看门人报告说，他看见作曲家诱奸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这些都只限于猜测，真的原因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