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坎坷办报历一生

成舍我曾经说过，他一生办报，曾因此而被捕、被封报馆多次。那么，到底成舍我一生之中因办报而遭受被捕被封的迫害有多少次呢？在这些厄运中，成舍我除了被动地遭受逮捕与报馆被封有几次？因为不同原因而主动辞职又有几次呢？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考证。

1914年，成舍我16岁，因为对聘请其为正式外勤记者的安徽《民岩报》的“报馆宗旨及编辑方针不满意，遂辞职” 。

成舍我10岁时（1908年），其父受人诬陷，险被解职。他在携带幼小的成舍我各处奔走、投诉求告时，得到了当时上海《神州日报》记者方时荪的帮助。这位方记者仗义执言，“在上海《神州日报》详细报道实情，冤屈得以平反，由是（成舍我）震惊于新闻记者旋乾转坤之力量，决定投入报业” 。显然，少年时的这次人生际遇对成舍我未来之志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后因贫辍学，投身军旅又遭家人强行阻止后（成舍我投军时被成父从即将开往南京的船上硬拉下了船），遂开始向这家安徽的《民岩报》投稿，并在15岁时被该报聘任为外勤记者，踏上了正式从事新闻事业的道路。

1914年夏，成舍我16岁。“与同仁王理堂等商议，筹办《长江日报》，因成舍我曾参加国民党，并在‘二次革命’前后参加过反袁秘密活动，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当局所注目，禁止出版。因此之故，办报之事‘胎死腹中’。”

1915年，成舍我17岁。因曾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过当地的讨袁秘密活动，时值“安徽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国民党人，成因友人介绍，避走辽宁奉天（沈阳），任《健报》的副刊主编，兼总校对” 。

1915年11月，成舍我17岁。在沈阳办报谋生的成舍我因“受军阀张作霖迫害辞职，与王新命辗转到上海，后加入柳亚子所办的‘南社’，又结识了陈独秀、刘半农和《太平洋》杂志主办人李剑农。并与王新命、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组成‘卖文公司’，向各地报刊投稿为生” 。

1916年1月，成舍我18岁。由于当时“国内讨袁运动高涨起来，成因同志之约，自沈阳回到安庆，计议创办一份反袁报纸，旋即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派人逮捕，幸友人垦托倪之秘书长裴景福保出。成于关押3日后获释” 。其实，成舍我的这次被捕起因还是因为他在沈阳《健报》上曾经刊登过反袁文章，因而在回乡后仍然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派人逮捕，三天后保释出狱，随即流亡上海。

1917年春，成舍我19岁。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由于这年他在“南社事件”中卷入社内纠纷（南社：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化诗社团体，1903年成立于苏州虎丘，时谓“文有南社、武有黄埔”。成舍我为该社正式成员），与当时的“南社”领袖柳亚子等人产生矛盾，“旋因叶楚伧偏袒柳亚子，”愤而从其任职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岗位辞职。

这次成氏辞职事件反映了成舍我刚直倔强的秉性。成舍我流亡上海后，与几个友人相依为命，靠卖文为生。他的文章颇受上海《民国日报》老总叶楚伧赏识，遂被聘为该报副刊编辑，因而有很大的版面可供成氏支配。所以，当时已经加入“南社”的成舍我在副刊上刊发了许多“南社”社员的诗作。一时之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成为了“南社”成员发表诗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不料，“南社”成员内部因为思想与文学观念不同，引发了崇敬宋体诗的“同光体”诗派与崇敬唐体诗的现实主义诗派之间的激烈论战。1916年4月28日，在成舍我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南社社员吴虞的《与柳亚子书》，点燃了南社内部论诗启衅的导火索。

“南社”领袖柳亚子深恨“同光体”诗派中的清朝遗老们，因而也对诗坛中许多不问时事、逃避现实的“神州袖手人”极为痛恨，早就对“南社”内部一些成员的行为深为不满。“战火”一开，柳亚子等人就对“南社”里支持“同光体”诗派的闻野鹤、朱鸳雏等人排炮齐轰，双方在成舍我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上你来我往，论战不休，持续数月。在这场论战中，掌管《民国日报》副刊版面的成舍我遂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性人物。爱好宋诗的成舍我并不是很同意柳亚子的观点，出身下层、惯于反抗权威的他更对柳亚子等人以势压人的做派不以为然，因此在编发稿件之时不免有点偏向于朱鸳雏等人，这引起了柳亚子的不满。1916年，“到了七月底，柳亚子去信《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认为这场风波与成舍我出任该报副刊编辑有关，要求叶制止成舍我编发朱、闻的作品” 。而随着这场论战的升级，秉持中立态度的叶楚伧开始感到问题的棘手，急于结束这场“南社”内部的风波，遂指示成舍我主持的副刊和平休战，不要再刊发双方的诗稿和文章了。

不料，不满柳亚子所为的成舍我虽碍于总编叶楚伧的指示，不便在《民国日报》副刊上继续编发相关“南社”的稿件，但他又受其好友，时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吴稚晖的煽动，牵线将朱、闻等人的诗文介绍到了吴氏主持的《中华新报》上继续发表，其中朱鸳雏的诗句里还有诸多人身攻击的词句及流言飞语的传闻，这大大地激怒了柳亚子。于是，柳亚子冲动之下以“南社”主任名义发出一份布告，开除了朱鸳雏的“南社”社籍，并要求叶楚伧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刊登这份布告，“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按照有关文章的记述，刊登在《民国日报》上的紧急布告是由叶楚伧交给成舍我去办理的。年轻气盛的成舍我对柳亚子的举动非常反感，忍无可忍，他随即也草拟了一份公告，认为“南社”社章中并无驱逐社员的规定，柳亚子个人也无开除他人的权力，“似此专横恣肆的主任，自应急谋抵制”。文章的最后，他号召所有“南社”社员出来主持公道，将柳亚子驱逐出社。就在成舍我伏案草拟这个布告时，恰好叶楚伧从旁边经过，见成舍我脸色不对，便好奇地凑了过来。看完成氏起草的布告后叶大惊失色，当场撕毁了草稿。这对处于盛怒之中的成舍我无疑是火上浇油，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待叶楚伧一走，成又重新拟好了一份公告，并用典当衣服所得的钱款作为广告费，在《中华新报》上将之刊登了出去，同时愤然主动辞去了《民国日报》副刊的工作。面对成舍我的出头反抗，柳亚子如法炮制，也照处理朱鸳雏之法把成舍我驱出“南社”。

从此次成舍我辞职事件来看，成舍我确是一个性格刚直、倔强不屈、追求公平正义的热血青年。经此一案，成舍我与叶楚伧闹翻，在爱才心切的李大钊的指点下产生了北上求学的欲望，遂有了他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一代大思想家及俊杰帮助下进入北大、创立北平三个世界报系之宏业。

1919年5月23日，（21岁）这一天的成舍我因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安福与强盗》一文，招致当时的北洋政府所忌，报馆被封三天，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处徒刑一年。成代行总编辑职务，直到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

《益世报》乃是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11月10日创办的，分为天津版和北京版，创刊后几经努力，逐渐成为京津两地的一家著名大报。成舍我离沪赴京，进入北大前后，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北京《益世报》担任总编辑。成舍我后因备考北大，主动辞去总编辑，转任主笔一职。总编辑由潘云超续任，但社内一应社务，还由成氏负责。

据成舍我自己的回忆，他当时住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里，一天来报馆问当天的社论写什么题目，碰巧报社社长杜竹萱回家了，“不在报馆，代理他的人就说：‘老板不在，你随便写吧。’我就想了《安福与强盗》的这个题目。本来杜社长很谨慎，我写社论他都亲自看过的，他认为言论过于激烈的地方，就删改几个字，这次他刚好不在报馆。没想到这篇文章就惹了‘大乱子’，文章发表的当天警察就来了，查封报馆抓走了总编辑” 。

这次封馆事件是成舍我第一次因为主持新闻事业而招致的“笔祸”。虽然因《益世报》的背景，报馆仅仅被封三天报纸就复刊了，但该报总编辑潘云超仍被京师警察厅判处一年徒刑。成舍我虽然闯了一个大祸，害得报馆关门，总编被判刑，但他却没有受到社长杜竹萱的责怪与解聘。反而因为这篇社论反响很大，致使《益世报》销量骤增，杜社长反过来又请成舍我代行总编辑一职，直到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自此以后，因为成氏在五四运动期间不断在该报撰写有影响的社论，成舍我在北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23年，24岁的成舍我因北京《益世报》的上级主管擅自删改他撰写的社论以讨好军阀，怒而辞职。翌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世界晚报》，走上了仅凭200元大洋独立办报自主创业之路。

1924年10月，25岁的成舍我的《世界晚报》因标题“张祸来到京”和在头版头条位置开“天窗”，于10月18日晚被北平警察厅封闭，5日后（23日）又因冯玉祥将军的倒戈占领北平而复刊。

1926年8月7日，27岁的成舍我因为在北京《世界日报》上以大字黑色标题刊登林白水被杀消息，遂于次日被军阀张宗昌手下抓捕，险被枪毙。经多方全力营救，才于8月10日获释脱险。

这次被抓入狱是成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生中最为凶险的一次经历。

民初的北京城是各色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掌控的地盘。这些反动粗鄙的军阀对当时的报馆报人视为刍狗，任意处置。如果报馆甘愿为某一统治北京城之军阀做机关报喉舌，奴颜婢膝，歌功颂德，报馆主人则可能有高官得做、津贴可拿，报馆无忧。但如果报馆或报人不走此路，不与当权者合作，更或忠于职守，为民喉舌，报道事实而得罪了他们，则反动军阀会视你为雠寇，将你当敌人，天天想着封报馆、抓主笔、杀报人。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位先生“萍水相逢”，就是同年惨死在绰号“狗肉将军”的奉派鲁系军阀张宗昌屠刀下的。

林白水先生8月6日被残杀后，京城报界无人敢报，噤若寒蝉。成舍我先生悲愤之下，“决定将这一个不幸的消息，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8月7日遂为张宗昌逮捕，拟于枪毙” 。

成舍我文章中回忆他被宪兵抓捕的过程之细节，与林白水先生前夜经历的“完全相同。因为先一天林先生被捕，时间也在深夜，也是大队宪兵、三辆卡车，也是说请他到宪兵司令部谈话。林先生被捕后，卡车一直驶往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等了十分钟，据说宪兵向王琦 请示，应否立即照命令执行。总计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小时” 。

为什么会这样快速地处决了林白水先生呢？据成的文章说，“捕杀林白水先生，是（张）先已将枪毙命令交给王琦，所以只要宪兵报告王琦抓到了，就立即执行” 。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而成舍我先生侥幸不死，是因为虽然“张宗昌原讲过，这家伙，抓到就毙了完事，但这话并没有当面吩咐王琦。照例枪毙像我这类的人，王琦总要得他一句话” 。不料当晚王琦没有陪主子在赌场玩牌，而张当晚因为又新娶了一房姨太太，提前两小时散场睡觉了。王琦赶到张处请示时，张的“副官就开玩笑似的，说：‘王司令，你怎么这样不凑趣，今晚大帅好日子，只要人抓到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何必抢在此刻，来惹大帅恶心呢？’” 王只好等待。成氏被捕后，家人与报馆同仁连夜向各方求救，找到了张宗昌当时正极力拉拢的政界名人孙宝琦先生。宝琦老先生天刚亮就匆匆赶到张府，在客厅里一直等待张宗昌醒来求情交涉，才终于保下了成舍我的一条性命。

令人可笑复可悲的是，与别的统治北京城的军阀不一样，杀害新闻志士的奉系军阀对北京新闻界的钳制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他们只杀人不封报馆。他们说，杀人是执行军法，人杀了，报馆如不自动关门，继任的人也绝不敢再冒险。杀人而不封报馆，不算摧残舆论。因此，在邵飘萍、林白水两先生遇害时，《京报》、《社会日报》并未被奉军查封。这套‘不摧残舆论’大道理，真可算他们的新奇发现。” 所以，成舍我先生因为这条报道被囚数日，差点人头落地，而他的《世界日报》反而正常出报，没有被封。

1929年12月31日，30岁的成舍我因报道阎锡山将赴郑州督军一事，其《世界日报》被勒令停刊，次年1月31日才复刊。

1934年5月，35岁的成舍我因其创办主持的南京《民生报》连续报道了汪精卫的手下彭学沛贪污案而被停刊3天。

1934年7月23日，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民生报》泄漏了一桩所谓军事秘密逮捕案，查封了《民生报》，拘禁成舍我40天，汪精卫下令成舍我永远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南京办报，《民生报》永远停刊。

1937年8月8日，成舍我38岁。北平《世界日报》因日寇侵占北平而停刊，成舍我也离开了北平。日军将各种报纸一律合并，改组为《华北新报》 ，成舍我的北平世新专科学校亦停办。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和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是成舍我赖以起家的“世界”报系。他为此克服重重困难，甚至经历了杀身之险，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使《世界日报》成为华北地区的著名大报，其发行量最高至3.5万份，创京津地区之最佳发行业绩。然而，倭寇入侵，时局动荡，华北再大，也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燕山之险，亦难以阻扼日寇猖狂之野心。成舍我在日寇进入北平城后，断然拒绝了北平一些汉奸文人的威胁利诱，毁家断业，悄然出走，逃离华北险地。其前期创业的硕硕成果、大好基业，遂全部为日伪所掠夺吞并。相形之下，与成舍我相熟、同为北平报业大佬的管翼贤却卖身投敌，成为北平沦陷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密切合作的著名汉奸文人。

1937年11月13日，淞沪大战后上海弃守，11月25日成舍我的上海《立报》因日寇侵入停刊。

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的上海《立报》，是成舍我办报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份报纸。这份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型报”，内容丰实，编辑精当，言论犀利，版面齐整，广告丰富，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20万份之多，创下了我国近现代日报发行量最大的纪录。上海的这份《立报》可谓是成舍我创办的诸种报刊中最为成功的一份。

日寇的侵略导致了淞沪大战的爆发，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上海滩时，成舍我自行停止了《立报》的发行，义无反顾地随军撤离上海，《立报》遂落入日寇的魔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年成舍我42岁。香港沦陷，香港《立报》因日寇侵入被迫停刊。

上海《立报》停刊后，成舍我马上又在当时尚未爆发战争的香港续办了香港《立报》，继续报道新闻、评论时事、鼓动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在日寇袭击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立即进攻香港，驻守香港的英军不战而降，成舍我的香港版《立报》再次落入敌寇之手。

1942年，从香港撤离进入内地后，成舍我来到了当时大后方的文化之都——广西桂林，并借助广西教育厅的襄助，创立了接续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桂林世新”。该校学制仍沿用“北平新专”旧制，分初级班、高级班、本科班三种，学员以流亡学生为主。成舍我任校长，借用原广西省政府干训班校址与校舍，继续为培养抗战宣传人才而努力。

然而好景不长，日寇不久即发动侵略大西南的系列战役，“桂林世新”被迫撤离桂林。1944年夏天，日军进攻湖南衡阳，在混乱的大撤退中，成舍我的“桂林世新”学校被迫停办解散，成舍我不得不撤往重庆。

1949年2月25日，成舍我50岁，其《世界日报》被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查封没收。

由于成舍我在国共三年内战中一直鼓吹“第三条路线”，并对中共有所指责，同时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幻想，和国民党诸多要人来往密切，与潘公展CC派系的关系也不清不楚，致使中共对他相当不满。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曾经托人与成联系，希望他回到北平，与新政府合作。但成舍我并没有接受这一含蓄的“邀请”，而是在解放军解放天津的连天炮火中，坐上最后一架飞机飞往上海了。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而到了2月25日，中国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才通令查封北平《世界日报》，报社资产旋被没收，成为后来新中国《光明日报》社的资产。2月26日，中共广播电台播报了封闭北平《世界日报》的广播通告，成舍我旋即于3月1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上发表声明，反驳中共封闭北平《世界日报》的广播声明。至此，成舍我与中共彻底决裂，也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及他曾创立过三个世界报系的北平。

回顾成舍我从事新闻事业的一生，可以用“悲壮”两字加以概括，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特征和他自身性格等诸多原因所铸成的，令人不胜唏嘘。

首先，成舍我事业的悲壮是由其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从1914年16岁开始从事新闻事业，到1991年以93岁的高龄在台湾辞世。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民初军阀的动乱割据，国共第一次内战的残酷，八年抗战的烽烟，国共第二次内战的冲击，颠沛流离的离陆奔港（台），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台湾“戒严”与“解禁”的转折，大陆改革与开放的新时期。整个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史他都经历了。这段历史既提供了他丰富的新闻报道评述之机会，也为他漫长的新闻生涯增添了悲情的色彩。

其次，成舍我生活与工作的那个时代，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强盛、人民的独立已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所以，救亡与革命、抗外与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激荡的百年历史是一个不破不立的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国复兴之路的时期。所以，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所秉持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斯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开始了争夺中国革命主动权的三年内战，神州大地再也无法容纳成舍我这一代信奉西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再也不可能让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议政体在现代中国有立身之处。于是，成舍我等这些深受五四“科学与民主”意识影响的西方自由主义追随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那个时代必然会走上绝路，成为悲剧。成舍我以传媒为介，终身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而鼓与呼，但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却只能让他以悲壮的一生谢幕。

成舍我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是导致他一生悲情生涯的重要主观因素。他为人处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性情上既承继了祖籍湖南人那种湖湘文化的大气和热情，但也执拗倔犟。所以，他一生办报，命运多舛，总是被抓，多次入狱，报馆更是常常被封，其办报生涯可谓艰难困苦、豪迈悲壮。

然而，成舍我的一生也是多姿多彩、内涵丰实的一生。他终身以服务国家民族为从事新闻事业之志向，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夙志，以笔为武器，以报为战壕，以民众为服务对象，以国家为报效中心，一辈子为祖国的强盛而鼓吹呼唤，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服务斗争，九死一生，未为悔也。成舍我探索创设的中国新闻史上独特的“二元化”办报模式，既继承了我国近现代精英知识分子文章报国的优秀传统，又科学地学习借鉴了西方现代大众传媒的合理经验与先进的市场竞争意识，并将两者有机地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环境融会贯通，终成就了他一生志业、千古芳名。 ESULiTuoMbRCAlYnyY8SUP2291uh7yItvfE2TKwpJwlfiM0gwCX2hC0CMrJpGTq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