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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受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所聘，我来到了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从事关于我国现代著名报人成舍我的一个专项研究。在翻阅相关资料时，我从一篇文章的一个条目中发现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日报》上曾有个副刊——《新闻学周刊》，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此次来台的专项研究主题正是成舍我新闻思想探析，所以对成氏《世界日报》的这个副刊《新闻学周刊》很感兴趣，希冀能在这份周刊上找到一些成舍我先生的新闻学思想或报业理念的文献。随后，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曹晶晶学妹的信件往来中（曹晶晶博士2008年受舍我纪念馆委托，负责在大陆地区搜寻成舍我的相关资料），她也告诉我成舍我先生1933年底和1934年间曾经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创办了一份《新闻学周刊》，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资料。所以，寻找和研究《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就成为我到台湾后的第一个“目标”。
众所周知，成舍我创办于1924年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一大特色，就是广泛开辟各类副刊，以吸引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广大读者按其兴趣阅读。比如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很重视当时北平的教育界读者，所以专门创办了《教育界》副刊，大量报道北平教育行业的新闻消息，并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与教师读者。他为了充实报社员工的力量，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在刚刚开始办报不久，就于192年间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平民私立新闻专科学校——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所以他也利用这所学校的师生力量，在《世界日报》上专门开办了《新闻学周刊》，用来进行大众化的新闻普及与媒介教育。经过相关原始资料的查证与翻阅，我们发现成氏北平《世界日报》上的这份《新闻学周刊》刊期较长（共182期），内容丰实，信息专业。这份副刊不仅对了解与分析成舍我的新闻办报思想颇有裨益，对搜集与了解该副刊发行时期的当时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内容，亦有很大助力。
一、《新闻学周刊》概况
成氏的这份《新闻学周刊》创刊于1933年12月14日，首期刊登于该日的《世界日报》第十三版上（总第42卷第40号上，后因刊登更多广告的需求，该刊经常被登印在第十二版上），一般都在星期四出刊。令人惊奇的是，这份专业性很强、读者面可能也不大的《新闻学周刊》从1933年12月14日的创刊号起始，竟然一直延续至1937年的7月8日，总共刊印了182期。在本该继续出刊的1937年7月15日（周四），《世界日报》在头版上紧急刊登启事，告知读者因为卢沟桥战事的影响，该报“自本日起一律出两大张，节约用纸，充实新闻”，而别的材料则“酌情停登”，俟环境许可后再“恢复原状”。也就是说，这份《世界日报》上历史悠久、刊期很长，内容连续的珍贵新闻学专业副刊——《新闻学周刊》，竟因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进攻的卢沟桥“七七事变”而突然被迫停刊了。
仔细对比研读这份专业副刊，我们发现，除第54期因当日（1935年1月3日出版日）《世界日报》因故缩印八版，致使平常刊载《新闻学周刊》的第十二版未能按期出版外（可能报社纸张供应突然出现问题，导致当日版面缩印为8版，没有刊印《新闻学周刊》），该刊从第二周开始亦即1935年1月10日就恢复正常出版了
，该报每周四都正常刊印《新闻学周刊》。也就是说，从1933年12月14日创刊始，到因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突然爆发（1937年7月8日）而停刊，这份每周周四都正常刊行，共计出版了182期（亦即182周）的《新闻学周刊》横跨了5个年头（1933年12月14日-1937年7月8日）。刊期不可谓不长，内容亦相当地丰实。可以说，这份发行时间很长的新闻学专业副刊为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了解当时的中国新闻界状况，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份副刊亦是我们解读成舍我新闻思想的一份重要资料文献库。
从该刊的刊头文字来看，《新闻学周刊》乃是由“国际新闻学会编辑”，“通信处：北平成方街新闻专科学校萨空了转”。显然，这份新闻学专业周刊与成舍我创办的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份副刊上的主要文章作者名单——成舍我、张友渔、萨空了、方秋苇来看，该刊应该是一份主要由北平世新专科学校教师们负责主编的一份新闻刊物。
1937年3月11日的《新闻学周刊》（第165期）上刊登“启事：自本期起，该刊北平新专编辑，除师生供稿外，欢迎外界专家供稿”。随后的第166期刊头上“国际新闻学会编辑”一行字被“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编”所代替。所以说，1937年的《新闻学周刊》几乎都是成舍我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师生们所负责的。
事实上，在整个的办刊过程中，除了成舍我以外，来自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和《世界日报》社的张友渔、萨空了和方秋苇等人几乎专职负责此副刊，因为几乎每期都有他们撰写的文章（但后期情况又有很大变化，容后叙）。张友渔和萨空了都是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常任教师，并具有左倾思想，因而《新闻学副刊》初期的许多稿件亦具有较为激进的色彩。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新闻学周刊》是成舍我先生贯彻《世界日报》广辟副刊，吸引教育界读者，从事新闻学思想介绍，对当时的中国新闻界进行跟踪报道评述的一个重要阵地。
二、《新闻学周刊》创办的缘起
在《新闻学周刊》创刊号上，成舍我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发刊辞——《我们的两个目的》，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创办这份新闻副刊的缘由。由于这份发刊辞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成舍我的办报思想与新闻事业理念，是一篇能够帮助读者全面解读成舍我所创办《世界日报》报系与其他成氏报刊动机、思想的重要文献。所以，我们认为这篇发刊辞是成舍我先生阐述其新闻活动的诸篇文章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值得认真解读。
成舍我这篇发刊辞中提出了创办“新时代的报纸”的两个目的（或办报价值追求取向），并称“从今天起，决将藉这小小的刊物，来努力促进我们所怀抱的两种目的。这个刊物创办的旨趣，也即在此”。
“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祉’的上面。”“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二目的，即在唤起大众，如何对于一切报纸，能有精确的认识。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共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
之所以说这篇发刊辞很重要，是因为在这里，成舍我明确地提出了他所期望的一种“新时代报纸”的“二元化”办报模式。这一模式有着两个互为依存的目标，共同组成了成氏创办“新时代报纸”的终极价值体系。
第一，新时代的报纸应该摒弃不同党派政见的代言性质，亦不能唯利是图，以营利赚钱为办报之唯一最高目标，而应以大众利益、公共福祉为唯一的办报出发点，以独立的办报立场，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公共福祉”。所以成舍我认为新时代报纸的“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报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纪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他并当时时刻刻，了解报纸对于大众利益影响之重大”。
第二，因为这种为大众利益而服务的报纸的存在，大众读者也应该精确地认识到“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并对此种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必须在其政治、经济生命遭到“当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摧残时，“则全国大众当然即应有群起抗争的义务”。因为，“唯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而“只有全国报纸，与全国大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完成民族的复兴”。“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
当然，成舍我所期盼的这种大众的支持与拥护，除了新时代报纸“他们即真为大众利益奋斗而被牺牲，则全国大众当然即应有群起抗争的义务”外，最重要的大众之支持，恐怕还是在经济上的“购读”行为。因为“抑更就报纸之经济关系言，今后报纸，既将自机关报纸，及资本主义下的营业报纸，蜕变为新时代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其经济生命，当然亦惟有赖于大众之购读，与各种公告费用之收入”。所以，对此类新时代的报纸，大众应该认识到其可贵的性质，并在经济上予以有力的支撑。这一思想后来更精确地成为成氏的“报纸大众化”理念。
三、《新闻学周刊》的主要内容
创办并刊行近五个年头的《新闻学周刊》主要由哪些内容所构成呢？从各期来看，其主要内容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对当时国内外新闻界动态的及时评述；第二，对新闻界重要思潮、观念、流派、业务的介绍研讨；第三，对当时国民政府官方重要新闻政策、法规、条例的刊载介绍。
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中，每期几乎都有的“新闻史料述评”（很多期都是由成舍我亲自撰写的）是一个信息丰富、评述精当、分量很重的专栏。其主要内容是对当时全国各地与新闻事业相关联之事件、案例、法规、业务动态、相关活动等进行跟踪集纳式的报道与评论。在这个栏目报道的业界信息中，非常注意有关记者的人身安全、法律权益和业务活动的信息，特别对各地行政衙署、警察法检专院、宣传管制部门乃至工商协会、市井流氓对正常新闻活动的打压迫害、掌控限制行径及时报道，讥讽针砭，予以评论。
这个副刊内容中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对当时新闻业界较为重大的专业议题进行报道与议论。比如统制新闻的议题（第10期、第11期、第12期等）；中国有无社会舆论的议题（第2期、第5期）；新闻报道的真确性问题；关于新闻趣味性的问题（第41期、第44期）；怎样撰写社论问题（第7期）；资本主义营业性新闻事业讨论，怎样办好副刊，论国际新闻（第15期、第16期、第19期等）；论小报改良（第2期、第41期等）；论政治机关报（第17期、第18期）；及言论自由问题（第8期、第51期等）等等。这些议题都是当时业界较为重大的热点话题，对广大的报刊读者亦有很大吸引力。
另外，对国外新闻事业（特别是欧美、日本、苏联等）的专题介绍也是《新闻学副刊》的一个经常性的内容。成舍我撰写的《世界经济衰落中之新西兰报业》（署名“大哀”），张友渔撰写的《德国国社党专政下之新闻统制近况（上、下）》、《社会化的苏俄报纸》、《法西斯蒂势力下之新闻的命运》，李放的《介绍苏联的真理报》，高钦翻译的《明治维新前后之报纸》（上、下）、《各国的通信社及其组织》，萨空了的《最近欧洲各国对外国记者的态度》，谷溪的《在飞跃中的苏联报纸》，何生翻译的《苏意德新闻统制政策》等都是篇幅较为闳富的外国新闻事业评介，也反映了作者及编辑的某种取舍与价值判断。
在《新闻学周刊》里，成舍我的文章并不多——主要刊登在刚刚创办的前几期里，可能因为办报忙碌，《新闻学周刊》的后期栏目里已经几乎看不见成氏的文章了。这些刊登于早期《新闻学周刊》上的成氏文章大约有十余篇。
成氏这些文章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就是为《新闻学周刊》创刊撰写的发刊辞《我们的两个目的》了，这是一篇反映了成舍我报业思想的重要文献。成舍我在文中提出了《新闻学周刊》创刊的两个目的：“这个刊物第一目的，即在如何联合我们的报业同伴，来努力于新时代报业的树立。以‘拥护公众利益’为我们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的传统谬见。”“这个刊物的第二目的，即在唤起大众，如何对于一切报纸，能有精确地认识。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文章认为不仅为党派代言服务的报业应该消失，就是为营利而服务的资本报业也应该被抛弃，唯有以“拥护公众利益”为职责的“新时代报业”才能立存。而广大的读者应该学会鉴别不同的报纸，“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
在《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报学琐谈之六》（《新闻学周刊》第4期，《世界日报》1934年1月11日第十三版）一文中，成舍我详细地向读者们介绍了美国政府与总统和新闻界的新型关系，赞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待新闻界虚怀若谷，及主动欢迎美国新闻界监督政府的理念和行动，并期待类似美国的这种政府与新闻界关系未来在中国也能出现。
在《国难期间政府与报纸——欧战时鲁意乔治新闻政策之回忆（报学琐谈之八）》（《新闻学周刊》第6期，《世界日报》1934年1月25日第十三版）一文中，成舍我介绍了一战期间英国政府如何虚心接受新闻界的意见，动员和组织新闻界力量来宣传与营造有利于己的成功范例，希望在艰苦的抗战中国民政府也能如一战中英国战时首相那样，用虚心的态度，动员新闻界参与新闻宣传战。
《谈晚报》（《新闻学周刊》第59期，《世界日报》1935年2月7日第十二版）是成舍我相关文献中专门谈论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他创办北平《世界晚报》时的艰难并对中国未来晚报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新闻学周刊》第67期，《世界日报》1935年4月11日第十二版）是成舍我介绍其新闻教育理念的一篇文章。文中，成舍我叙述了他创办新闻学校的初衷，提出了培养未来的手脑并用型新闻工作者的新颖理念。同时，成舍我也结合办报的理想，讨论与介绍了他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基本情况和目的等等，是一篇研究成氏新闻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个真正的报人》（《新闻学周刊》第98期，《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是成舍我纪念戈公振先生逝世而撰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从自己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戈公振先生的为人与业绩。
《“报纸救国”》（《新闻学周刊》第98期，《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也是成舍我的一篇重要新闻学文献，他在文中认为报纸功能之一是报纸可以救国，反映了成氏新闻学理念的一个重要观点。
成舍我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刊物上发表的，然后在《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上再次刊登，也有许多文章是专门为《新闻学周刊》所撰写。除了成舍我的文章以外，初期负责这份《新闻学周刊》编辑工作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员们（同时也是《世界日报》的编辑人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新闻学周刊》编辑人员张友渔和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萨空了等人的文章相当多。
我们简略查计了一下，张友渔先生在《新闻学周刊》上先后发表了16篇文章之多（自己撰写的15篇和翻译的1篇），几乎全部都刊登在《新闻学周刊》前十几期上（第1期至31期，有时候甚至每期都有张氏的文章）。这些文章仅从篇名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与研究倾向：《报纸与舆论之构成》（第2期），《社会化的苏俄报纸》（第3期），《论统制新闻》（第11期、第12期），《资本主义社会衰落期的一个牺牲者》（第14期、第15期），《德国国社党专政下之新闻统制近况》（第27期、第28期），《法西斯蒂势力下之新闻的命运》（第30期），《日本的“国耻新闻”》（第31期）。其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介绍和对德国纳粹法西斯新闻事业的批判（似乎是对国民党政府下新闻事业的影射批判）最为重要，很有思想性。
新闻左倾人士萨空了先生也在《新闻学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概略查阅计有9篇。虽然萨空了先生的文章不太多，但篇幅甚长，常常需要连载数期才能登完。这些文章中以《目前中国报纸之广告问题》（第1期）；《新闻纸与艺术》（第48期、第50期、第52期、第53四期连载）；《由阮玲玉自杀谈到黄色新闻》（第63期）；《中国报纸之国际新闻的改进问题》（第64期）；《纸与印刷术之发明》（第65期、第66期、第68期、第69四期连载）较为重要。
另外方秋苇、穆频、江肇基、阿穹、高钦、尹孚等人都是《新闻学周刊》上的主要作者，他们撰写或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对当时的国内外新闻界相关信息进行了及时的介绍与评述。
《新闻学周刊》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固定性专栏是《新闻史料述评》，几乎期期都有。《新闻史料述评》及时报道与评述（几乎）每周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新闻界要事和官方重要法规信息，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新闻界事件及状况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另外，像《新闻史料汇集》、《新闻法令汇志》等栏目中的文章也是了解当时新闻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对《新闻学周刊》182期主要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成舍我创办的这个刊物有着两个鲜明的办刊特点与价值倾向。一是这份周刊总是透过新闻自由主义的立场倾向，对当时全国的新闻界动态进行跟踪报道与及时评价，力图传播民主自由的新闻理念，这一部分文章多是由成舍我撰写的（主要在“新闻界史料评述”专栏）；二是这份周刊的许多文章具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色彩，常常通过各种形式批评当政者并鼓吹左倾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与理念，这一部分文章主要是由该刊编辑张友渔、萨空了等请人约写或亲自撰写的。
四、对《新闻学周刊》的评价
透过182期的《新闻学周刊》之内容文本分析，我们应该对该刊的历史价值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评判呢？
《新闻学周刊》每周固定时间及版面出版，保存下来了当时新闻界的许多珍贵史料（新闻界史料述评、新闻法令汇志、新闻界史料汇集），为后人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新闻界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作为华北地区第一张大报《世界日报》上的一个副刊，《新闻学周刊》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许多新闻学知识（编辑、写作、广告、经营、国内国外等等），做了很好的新闻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同时，这份新闻学专刊还为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发表各自新闻学观点的平台，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中国新闻学界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帮助。
毫无疑问，《新闻学周刊》着力宣传了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与理念，但成舍我并不是一个思想独裁的意见专制主义者，所以在他的报纸上许多进步编辑和左倾思想的作者都能发表自己的文章，这在客观上为当时进步的新闻学理念及思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扩大了进步左派新闻学的影响。
透过《新闻学周刊》上成舍我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人们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成氏的办报思想与新闻学观念，而《新闻学周刊》的创办及影响亦有助于人们了解成氏的相关新闻学核心理念。
附：成舍我在《新闻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1）《我们的两个目的》（发刊辞），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创刊号，《世界日报》，1933年12月14日第十三版。
（2）《报纸其‘神龙’乎——续报学琐谈》，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第3号，《世界日报》，1933年12月28日第十三版。
（3）《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报学琐谈之六》、《巴黎之“无敌晚报”——报学琐谈之七》，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第4号，《世界日报》，1934年1月11日第十三版。
（4）《国难期间政府与报纸——欧战时鲁意乔治新闻政策之回忆（报学琐谈之八）》，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第6号，《世界日报》，1934年1月25日第十三版。
（5）《世界经济衰落中之新西兰报业》，署名：大哀，《新闻学周刊》第7号，《世界日报》，1934年2月1日第十三版。
（6）《新闻史料述评》，署名：百忧，《新闻学周刊》第11号，《世界日报》，1934年3月1日第十三版。
（7）《新闻史料述评》，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第13号，《世界日报》，1934年3月15日第十三版。
（8）《新闻史料述评》，署名：百忧，《新闻学周刊》第14号，《世界日报》，1934年3月22日第十三版。
（9）《新闻史料述评》，署名：舍我，《新闻学周刊》第16号，《世界日报》，1934年4月5日第十三版。
（10）《新闻史料述评——关于北平电报检查处之擅扣新闻电》，署名：哀哉，《新闻学周刊》第19号，《世界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十三版。
（11）《报业史料汇志》，作者：百忧，《新闻学周刊》第50号，《世界日报》，1934年12月6日第十二版。
（12）《谈晚报》，署名：成舍我，《新闻学周刊》第59期，《世界日报》，1935年2月7日第十二版。
（13）《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署名：成舍我，《新闻学周刊》第67期，《世界日报》，1935年4月11日第十二版。
（14）《一个真正的报人》，署名：成舍我，《新闻学周刊》第98期，《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
（15）《“报纸救国”》，署名：成舍我，《新闻学周刊》第98期，《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