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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成舍我先生一生中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多篇有关新闻事业的讲话或文章，这些文章中较为著名的有《我们的宣言》、《告别北平报界书》、《就算是我的感想》、《报纸救国》、《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立报〉发刊辞》、《本报二周年纪念特刋弁言》、《如何办好一张报纸？》、《在北平新专首届开学典礼上的致词》、《世界新闻事业的发达与中国报纸的前途》等等，林林总总，相当丰富。
但细细阅览这些文献，发现它们要么是一些成氏为其新创报纸所作的发刊辞，限于篇幅与特定的读者对象，无法详细展开论述；要么是成氏在一些特定场合的简短发言，总有言未尽意之感。相形之下，这篇《中国报纸的将来》就不同了，因为这是一篇篇幅长达近两万言、较为全面地反映成舍我20世纪30年代新闻思想与理念的重要文献。
我们之所以断言成氏这篇文献非常重要，是因为此篇演讲稿为成舍我先生1932年4月应燕京大学新闻系诚邀，在该系组织的“新闻周学术演讲活动”中专门为该系新闻专业的学生而精心准备的。在作这次演讲前，成先生有着较为充足的准备时间，做了很好的准备，演讲后又对该篇讲稿进行了细致的文辞校对及内容补充，其篇幅也扩充到长达17000余字。所以说成氏的这篇文献在分量和内容上与其他应景式的短篇讲话或文章有很大不同。
从成舍我自身发展历程来考量，1932年时的成舍我无论是新闻办报实践、新闻从业地位、个人学养能力和1930年环球新闻考察后的眼界，都已达到了一个高峰期。这篇成氏燕大新闻周演讲稿最典型化地呈现了当时成舍我报业思想之精华与理念，可以说是成舍我先生在大陆期间（1949年之前）关于新闻事业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说，在成氏的诸多论述中国新闻事业的文章中，这篇《中国报纸的将来》演讲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报纸的将来》是成舍我1932年4月29日在北平燕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新闻周的一次公开演讲的讲演稿。后经校对增补，从1932年5月6日起，连续七天在成氏的《世界日报》的教育副刊上刊载（5月6日至12日）。从该篇讲演稿结尾“讲者附志”介绍文字来看，这是成舍我因燕京大学新闻系“黄主任托管翼贤先生来问我，预备讲些什么”而准备的一个题目
。成氏谦虚地说，因为考虑到燕京大学的“此次新闻周，贵校延请了许多报界先进，来此讲演”。“我呢，学无专长，就报一样大杂烩吧，‘大而无当’，‘杂而不精’，我这个‘中国报纸的将来’，或许正合了那两句古话”
。虽然“因为讲演时间，只一小时，所以有许多地方，在当时不能说得太详细。承荣于两先生纪录以后（引者注：荣于两先生指此次演讲记录者：荣涛、于振纲），由我亲自校阅，并将原来简略的处所，加以补充。整理完成，全稿已近两万言”
。这篇经过成舍我先生亲自校对补充勘正的演讲稿是成舍我一生中论述中国新闻事业篇幅最长的一份文献，在研究成氏新闻思想上之重要性与丰富性自不待言。下面我们分别对成氏这篇重要新闻学演讲稿中的相关内容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一
《中国报纸的将来》全文虽长，但成舍我主要集中论述了他认为重要的三个问题，这也代表了当时他从这三个前沿趋势上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前景的看法与思考，下面分别加以介绍评述。
在文章的开首，成舍我首先对中国报纸的“将来”这一概念做了一个“界说”，“就是我所指的将来，从现在看起，大约最多不过三五十年”，“我所说的中国报纸的将来，在最近三五十年内，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然后，成舍我先生以自己和他所熟悉的北平、上海报业为例，重点谈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这就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给中外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成舍我在演讲中宣称：“十九世纪，简直可以说是蒸汽与电的世纪。现在的世纪，飞机、无线电，又将改变人类一切的生活，那么，二十世纪，我们也就简直可叫他做飞机与无线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报纸受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当然还是最大。全世界的报纸如此，中国报纸，当然也不能除外。”
在进行了必要的重要概念界定和时代背景分析之后，成舍我先生提出了本篇演讲的三个重要问题。他问道：“今后三五十年内中国的报纸，将怎样演进呢？固然，一部分有中国特殊的背景，实际上，大部分，与世界报纸的将来，自然不会有相反的倾向。依我的见解，中国报纸的将来，受了新时代的影响，他的变化一定有三个重大问题发生：第一，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笔，将为谁有？报纸的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可能？第二，如何去确定一个报馆的言论方针？及如何去采集国内外一切重要的新闻？第三，如何可以使一个报纸，用最速的方法，在最短期间，分配于全国读众。换句话说，就是最近三五十年内，中国报纸的组织、编辑采访、发行，都将有极大的革命。”
对于第一个问题——“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笔，将为谁有？报纸的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可能？”成舍我的解释非常重要，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诠释深刻地反映了成氏独特的新闻报业思想之特质。
成舍我首先严肃地提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先讲第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特质，就是中国将来的报纸，还是照着欧美‘报纸商业化’旧的途径，紧紧跟着一步一步的走去？还是在旧的途径以外，另开生路？假若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不能认识清楚，则无论中国报纸，将来能发达到怎样地步，对于未来的世界的人类福利，也不会发生丝毫关系的。”
成舍我提到了办报的一个发展趋势，“从前那班文人，想以个人力量去办报的，近百年来，在欧美几乎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现在，虽还有些文人，用极少资本，凭个人文章和资望，去自行创办报纸，然而这种报纸的成功希望，是一天会比一天减少”。“这就因为现代的报纸，既然纯粹商业化……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资本。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
这种报纸成为资本家的专利品之后果会如何呢？成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
那么，怎样避免这种新闻商业化的危机呢？成舍我在演讲中告诉听众，西方的“‘新闻大王’的产生，和现今所谓‘报纸商业化’这都是整个的经济制度问题，整个的经济制度不变更，‘新闻大王’，和所谓‘商业化’的弊害，是无法矫正的”。但是，虽然“报纸不能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的商业化，不过，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根本动摇。科学更进步，机器更发达，而一切社会制度，却不能不有新的改变。则此后的报馆组织纵然需要资本，纵然要商业化，也一定和现在的‘资本’与‘商业化’不同”。
成舍我在演讲中给听众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自己曾在世界新闻教育之翘楚美国密苏里大学，当面向新闻教育界名声卓著的该校校长威廉博士“叩询”此方面的意见，威廉博士“经过很深切的考量，答复我说：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报者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牟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如此，则彼辈伎俩已穷，报纸风格，自可一变云云”
。
然而，成舍我对威廉博士所开列的这个“药方”显然不大以为然，他告诉听众：“威廉博士这一番话，在现代制度下，当然是无可如何的唯一希望。然而一般人们的知识和道德，究竟何时，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上的标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报纸的发达，一方面又要努力阻止中国报纸，和欧美资本化商业化的报纸，走入同样的运命。我们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以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
那么，成氏的“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在世界潮流中的中国未来报纸走向到底该如何呢？成氏判断：“假使在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唯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会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保管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员无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摒除之列。”
在这里，成舍我先生提出了改革中国未来报纸遭受“商业化”侵害，防止自私自利的“新闻大王”现象出现的两项措施：报纸国营化和报馆公营化。很明显，这两项措施的共同目的都反映了成舍我先生的一个报业核心理念，这就是反对将具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的报纸这一“伟大的舆论威权”机关交由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报业资本家来掌管。当然，相形之下成先生对报馆公营化这一措施似乎更为赞许。
必须指出的是，如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在1932年就在中国提出了反对新闻事业私人资本垄断化主张的成舍我先生，无疑走在了中国乃至于世界新闻界的前端。
众所周知，在新闻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在著名的哈钦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最后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1947年3月27日正式发表之后，才第一次在社会上集中反映了新闻事业的资本垄断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新闻事业新的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但是，这个旨在有限遏制巨大的资本垄断美国新闻事业，妨碍广大受众真正享有新闻自由的理论，迄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巴格迪坎教授所写的《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还在严厉地批判美国新闻事业垄断私有化的后果，但却依然提不出有效的改进方法。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位资深的、富有理想的、具有全球发展眼光的、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之未来抱有信心的报业家却已经提出了新闻事业过度资本化的弊端和改革途径，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新闻人骄傲的。
对于如何反对报纸完全资本家化，成舍我期望通过根本性的产权制度改革来达成这一目的。所以，他判断报纸国有化和报馆公营化将是未来中国报纸进行产权改革的两个基本模式。他特别中意第二种报纸单位员工产权化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在资本商业化基础上对资本家私有垄断报馆的有效改革途径。“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
但是，仍然属于“私人化”的报馆会不会又成为报馆单位员工们这种小团体的一个获利的私有机器呢？报馆的这一帮人会不会公器私用呢？会不会用报馆威力巨大的言论与报道来达成自己小团体的目的？
对此，成舍我先生开出了第二个“药方”：除了报馆的产权员工化以外，“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
显然，此项成立社会广泛代表性的监督机关对报馆言论与报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措施，明显是借鉴了英国公营化媒介的典型代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模式。
综合以上两项基本措施，成舍我先生在演讲中声称，在未来中国报纸的报馆组织形式这一项上，采用有限私有化暨公营形式的报馆可能比纯粹的报纸国有化更为适宜。这是因为通过采取产权单位员工化和管理社会公共化这两种措施的报馆，将来既能很好地铲除资本私有垄断化的弊端，又可以适当地延用资本商业化经营的动力。他讲到：“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似乎第二种方式，比较第一种容易实现。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而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如此，则报纸的营业方面，尽可商业化，报纸的言论，却并不因商业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此不但可以矫正现代资本主义下报纸的恶弊，而比较报纸国有的办法，亦实平妥易行。”“中国未来的三五十年的报纸，如果能像这样，那么，虽然还是需要资本，营业方面，也还是尽可商业化，然而欧美报纸已有的害处，总算可以避免。我们也不必顾虑到，报纸越发达，社会的罪恶越增多了。”
讲到这里，成舍我铿锵有力地总结说：“现在我可以将第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得到以下的结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属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他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
二
成舍我这篇演讲稿涉及的中国未来报纸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去确定一个报馆的言论方针？及如何去采集国内外一切重要的新闻？
成先生首先指出：“关于言论方针，现在中国的报纸，一部份是依着报馆主人的喜怒为转移。除却极少数，他们在良心上，或顾虑到销路的关系上，不能不对于社会公共福利，有所考量外，其余多半是只图本身的利益，社会公共福利，他们是丝毫不管的。这本是资本制度下，报纸‘资本’‘商业’化共通的现象。”
所以成氏认为，言论的社会公共化，言论与新闻采访内容的社会服务化，均有赖于通过成立社会化的报馆专门监督组织来达成。对于这一项措施，成舍我特别看重。因为他认为，“编辑方面监督机关的组织，是救济现在报纸‘资本’‘商业’化唯一有效的方法，替未来的报纸，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的路。这种监督机关，和军阀政府假借所谓出版法或什么戒严条例，实际上就是拥护军阀本身利益，来压迫一切报纸，绝不相同。他是完全属于民众方面的，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他进一步阐述到，“一个报馆的主张，要受民众的控制，那么，言论方针，自然不会和公共福利，即民众利益相违反。那些昧着良心，专给私人鼓吹圣德的机关报，或只图迎合社会上低级病态的心理，来诲淫诲盗的所谓营业报，在未来的中国报纸中，当然无再行容许他们存在的可能”。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成舍我先生就敏锐地发现了“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口号的虚伪性与偏颇性，并从他所提倡的社会公共化新闻事业的角度给予这个口号以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讲到：“‘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句话，在从前，固然仅是想表现他的独立，和自由，然实际上，却只利用了这句成语，来掩饰新闻记者的骄傲，狂妄，和自私。”
因此，在成氏所构想的中国未来报纸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报馆的组织结构、编辑部的权力来源与服务对象全部要在新闻事业社会公共服务化的大旗下进行改造，连报纸的主要工作者——新闻记者也必须变身为彻底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专业人士。所以，成舍我先生斩钉截铁地宣称：“在未来的新时代，无论有冕无冕，‘王’，这一样东西，是根本不能存在。所以‘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句话，未来的新闻事业中，当然无再称引的余地。老实说，就是应该打倒。未来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只是在‘民众’，‘读者’监督下一个忠实服务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个人爱憎，来强奸民众的意思。”
成氏在演讲中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所认可的中国未来的报纸一系列关节点之后（其实也就是成氏所认定的，符合其判断发展，符合其理想成分的新型报纸发展模式），成舍我先生不无得意地讲到：“我们对于威廉博士所说，希望读者道德知识的增进，来改革报纸资本商业化的弊害，固觉得近于‘河清难矣’，然而，资本制度下的报纸，如果始终还抱着自私自利欺骗民众的方针，那么，暂时纵能挣扎苟存，终久亦必为新时代所摧毁。我们因此，更可证明，未来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我所建议民众监督报纸言论方针的办法，在未来的中国报纸，实有必然的趋势，和实现的可能。”
除了言论以外，成氏眼中的未来报纸之新闻报道也将有很大改变，他谈到：“至于报馆选择新闻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读者对于一切新闻趣味的倾向。据我的意见，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的报纸，对于政治消息，和社会上盗窃，及变态恋爱，太注意了。这种新闻，在将来，一定要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至于人们对政治盗窃恋爱等事件，决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津津乐道。”
所以，他在演讲中用以下几句话来总结他对第二个问题（中国未来报纸的言论与新闻）的看法，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报纸，他的言论，既然要受民众的监督，那么，他的言论方针，自然会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至于新闻资源，随着科学的进步，采集方面，当日趋敏捷。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与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现在报纸所注意的政治斗争，强盗，恋爱，都要渐渐不为读者所重视了”
。
三
在谈到演讲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未来中国报纸的发行问题时，成舍我先生引用多种发行与广告资料、世界报坛发展趋势、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等知识，结合自身长期办报的实践经验与思考，提出了中国报纸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中国未来的报纸，因为科学、经济、文化、读者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发展影响，将改变目前“英美派”报纸“篇幅多定价高”的模式，而走向一种篇幅缩小、内容精编、价目低廉、发行便捷、读者大众化的中国式全国性小型报纸。
对于未来中国报纸的发行问题，成舍我先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因为成氏认为中国未来的报纸如果不能得到大众化的普及与喜爱，则断无成功之可能。而发行问题中的关键，又在于未来报纸的报价之高低和经营之模式。所以，成舍我在这篇演讲稿中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谈论中国未来的报纸发行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报纸必须走大众化小型报纸之路。
中国未来的报纸欲大众化，首先必须解决中国报纸价格太高的现实问题。因为中国无力自产新闻纸，只能高价进口，同时中国的工商业又不发达，因而可以支撑报纸发展的广告费用亦不足，报馆业主只能提升报价，企图通过高昂的报价收回所有的成本并实现盈利，这就导致了中国报纸的定价与欧美相比（相同比例）更高的奇怪现象。成舍我先生在演讲中为听讲者仔细地换算了英国、美国和法国人与中国人的报纸消费成本，得出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中国的报纸定价，就一般人民的负担能力说，实在太贵。所以在欧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见工人，老妈子，手拿着报纸，一面走，一面看。一个工人的家庭，当他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时，她的篮子里，除却面包，小菜外，一定还附带着一份当天出版的报。中国，则不仅工人，没有看报的福气，即所谓知识阶级的小学教员，如果要看一份报，也那样很费气力。大多数的平民，和一部份贫乏的知识阶级，都不看报，然则报是给什么人看的？我们办报，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报，大部份，一向只是给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做起居注，做玩具，因为他的销路，只限于这种极少数人。中国的报，不能风行全国，日销几百万份，报价太贵，实在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成舍我以多年办报的经验指出，中国报价太贵的另外一个原因，竟然是大多数报纸篇幅太厚，使用新闻纸过多。“报馆所以定价太贵的原因，就因为篇幅多，纸价昂。除却上海报，还可以靠广告收入来补救发行损失外，别地方的报，大概主要收入，专靠报费。”
所以，成舍我认为必须办新型“小报”方能降低报价，改进报纸质量。虽然传统的“小报”在人们眼里是那种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报，但成舍我在谈及北平的小报时却说：“我觉得北平所谓‘小报’，我们真有提倡的必要。虽然大家在那里鄙弃‘小报’，但是若把他的短处，加以改革，在将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小报’一定要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篇幅小，所以定价比一般所谓‘大报’也省便宜，因定价便宜，所以士大夫不齿的引车卖浆之徒，也还可以勉强买得起。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是要将这种‘小报’‘提倡’‘改良’而发达起来。他现在所以不能十分发达，就因为他们的大部份，在‘评论’，‘新闻’，‘印刷’，和报馆的‘组织’方面，都缺乏了近代报纸必具的条件。如果能够使他充实而具备。更依着环境的需要，他的篇幅，可以比现在所谓的‘大报’少，‘小报’多，那么，在形式上说，这简直可算做我们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标准报。”
他进一步分析道：“篇幅既然缩小，就报馆经济方面说，报价自可减低。这两种现象——篇幅多定价高——在中国未来新闻事业中，如能有合理的改正，同时普及教育，能逐渐发达，那么，中国的报纸，一定会蓬蓬勃勃，特别繁荣起来。一个全国著名的报纸，他的销数，将来不仅可以同英国每日邮报相等，并且，拿中国人口土地做比例，中国报纸，还应该比每日邮报多销好许多倍。”
为什么报价问题如此重要呢？成氏认为这一方面是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都能买得起低价质高的“小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报纸是启迪民众、增进国力的社会公器。所以“报纸的价钱，固然应该注意到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然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公园，图书馆，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多半一律公开，不收分文。那么，报纸纵不能完全免费，也要收到可能的极少”
。
在成氏眼里，未来的中国报纸不仅篇幅短小、精采精编、报馆员工化、公营监督、读者大众化，而且还应该具有一种全国性“国家报”的气质。何谓“国家报”？成舍我解释说：“‘国家报’这个名词，不是指由国家办的机关报，是指一个可以推行全国伟大的报纸。”“我觉得地大物博的中国，应该可以产生十个二十个设备最完全的国家报，每报以四百万份。像这样四百万份的国家报，在教育普及，工商业发达以后，一定可以许多家，同时并存。”
成舍我在《中国报纸的将来》中使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详细讨论他心目中的未来中国“国家报”的蓝图，显示了他的报业大王的理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据我的理想，未来的中国‘国家报’，譬如就北平说，北平的一个大报，他总馆设在北平，它可以就他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去尽量普设分馆于他所要推销的全国各省市县镇。这种分馆，当然不能像现在上海报的外埠分馆一样，只是一个报纸的批发所。未来国家报的分馆，他应该等于一个地方报。他一切组织就是比总馆具体而微，他有发行，广告，编辑，采访，印刷各部的组织。但他每天只刊行一小张，专载本埠新闻，他的内容，应该比当地最好的报纸更丰富，精美。每一分馆，均有自用无线电，可随时与总馆及其他分馆，互通消息。每一地方，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可立时报告总馆及其他分馆。总馆如遇有关系全世界，全国之重大事件，亦得随时通知各分馆，俾得刊发号外。每晨，由总馆，将应运往外埠之报，提前用飞机分别送达，如果航程仅在一小时，或最多二小时以内者，每一外埠之馆分，可俟总馆报到，以总馆出版者为正张，分馆出版之本埠消息为附张，一并分配于阅者。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都会报与地方报之长，可冶于一炉。都会报之短，为不能详载地方消息，地方报之短，为不能有巨大资力，可以供给地方读者，以最灵捷详尽之世界的全国的重要消息。由此办法，两种报之缺陷，即均可弥补。而因各分馆均有采访部，及专用电报之设置，可随时将当地发生之特殊事件，报告总馆，则在都会之总馆，其消息自更较其他在都会报馆，仅仅任用一二访员，在外埠探访消息者，特别可靠。照此方法，无论在外埠，在本埠，此报必可使读者满意，殆无疑义。比如北平有这样组织的一个报，他每晨六时，可以将他总馆所出的正报，连同当地出版的副张，用飞机运送，使在天津，济南，保定，郑州，开封，察哈尔，绥远，以及其他各地的读者，于每晨七八时前，完全接到，这个报的销路，又怎能不增高到几百万份呢？而每一地方的分馆，还可以吸收当地的广告，性质限于当地者，可以在本埠版刊登，须向全国宣传者，可以经手介绍于总馆，如此，广告方面的收入，一定也非常可惊。在经济上，也不愁不能发展。纽约的一种周报叫礼拜六晚报的，SaturdayEvening，他能同时在伦敦，纽约，巴黎，用同一的版子，刊印发行。这已经使现在的新闻界，惊为异举，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报纸出现，那么，怎能不能算世界上最伟大报纸之一？”
最后，成舍我先生满怀激情地讲到：“中国报纸的将来，所有三个重大问题，组织，编辑，发行，都已经分别讲完，现在，我应该将这个讲题，来宣告结束了。”
“总括我以前所说，对于中国报纸的将来，我的意见，是：中国报纸，依着科学和机械的进步，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一定有很大的变迁。最显著的，就是飞机，无线电，电传写真，这几样东西，将成为未来新闻事业中最重要的工具。又因为资本主义的没落，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将根本动摇。私人包办下致报纸‘资本’‘商业’化，也一定不能再延长他的运命。凡此，皆全世界潮流所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推测中国报纸的将来，在组织方面资本与言论必须分开。在编辑方面，言论方针，应该受社会和读者的控制，指导，专以拥护民众利益为依归。至新闻采集，可尽量利用最新的工具。而未来读者对于新闻趣味的变换，一定将由政治斗争，要人行动，盗劫，恋爱等，而注意于科学的发明，和艺术的爱好。在发行方面，一定会缩减篇幅，减低报价。销路最多的报纸，必定由总馆用飞机分布于全国，在全国各地广设分馆，就当地刊行地方版，与总馆所刊行者，合并发行。组织，编辑，发行，能照这样创设，改革，就全体说，这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就个别说，也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模范报。”
通览成舍我《中国报纸的将来》这篇演讲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成舍我对当时中国报纸的未来期许，可以看出成舍我心目中的中国报纸未来发展之蓝图。这个蓝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成舍我心目中理想化的奋斗目标，反映了他的新闻思想与行业操作理念。这些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中国的报纸虽然仍可交付私人经营管理，但却应该建立在公共化的组织管理机制之上（全馆员工制与社会监督制），尽量利用新闻市场的积极因素，尽量剔除私人资本压迫与剥削的阻力。
第二，在新闻编辑与言论指导等方面必须接受社会读者有组织的监督与指导，逐步摒除那些肤浅病态的社会新闻，而以新的优质信息为读者大众服务；
第三，要创办小型报纸，精采精编，节省纸张，降低报价，让未来的报纸成为真正的大众化报纸；
第四，利用最新传播与运输科技成果，努力扩大发行，创建全中国范围的伟大报纸。
成舍我的这些办报理念与新闻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且具有成氏的特色。在成舍我看来，中国的报纸乃是负有重大使命的社会传播工具，不是私人资本家用以牟利的卑劣工具，为了达成报纸与民众的大联合，就必须对报馆的机构与经营活动进行公营化的组织改革，必须利用社会的力量来监督与指导报馆的主要业务活动。中国的报纸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广大民众所接触，发挥出最大的社会舆论引导效果，就必须做到大众化，就必须使用各种手段降低报价、扩大发行，就必须利用最现代化的传播科技工具。成舍我的这些思想与理念，如果综合起来观览，似可概括称之为一种“成舍我社会公共化新闻事业”。这种成氏的“社会公共化新闻事业”的内涵具有明显的两重属性：报纸的营业层面尽可以商业化，但报纸的言论与报道层面却应该公共服务化。这一新闻理念不仅在当时非常先进、十分超前，就是现在看来亦不过时，对我们颇有启迪。
参考文献：
1. 成舍我：《中国报纸的将来》，《世界日报》，1932年5月6-12日第七版连载。
2. 唐志宏主编：《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总审订：成露茜），台湾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
3.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4. 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1815-1949）》，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5.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7.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原载《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