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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舍我所创办的系列报纸中，上海的《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1937年11月因日寇占领上海而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又复刊至1949年停刊）是他最为重要、最为得意的一份报纸。与成舍我先生的其他报刊相比，这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较为典型鲜明地凸显了成舍我办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二元化”办报。其中，成舍我在该报的创办发刊辞《我们的宣言》中，非常详尽突出地阐述了成氏“报纸大众化”的理念，揭示了成舍我“报纸大众化”理念与成氏“二元化”办报模式之间的直接关联，值得我们进行一次深度的解读。
这篇发刊辞发表于1935年9月20日的《立报》创刊号上，这天的创刊号《立报》不同于成氏以往的报纸在第一版刊登广告的惯例，而是以头条位置刊载了这份发刊辞《我们的宣言》，且篇幅很长。《立报》创刊号的第一版一共才刊登了三组文章、两幅图片：除了一条国际新闻“意空军开始示威（主标题），飞机巡舰潜艇都要一齐活动，英法正会商制裁（副题）”和两条上海本埠新闻“暗杀案所牵涉（引题）顾竹轩案（主题）今天上午法院开庭（补题）”，“仇杀案（主）昨夜大世界稽查中两刀（补）”以外，头版的其他版面都用来刊登这篇重要的发刊辞了。
在这篇发刊辞中，成舍我开篇写道：“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正被不安定、不景气的阴云笼罩着，而我们却在此时，来筚路褴褛，开始我们所认为对于国家最紧要的一件工作——这就是《立报》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创办这份《立报》呢？成舍我写道：“（因为）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须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
怎样达成“必须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呢？至此，成舍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报》必须致力于“报纸大众化”的目标。“在今日以前我们曾向社会宣布过我们发刊《立报》的要旨，我们揭举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两个口号，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第一个很新奇，第二个太夸大。但我们的认定，却正在这种批评的反面。”
接着，成舍我提出了自己的认定：第一，从19世纪以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王国的任何角度。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中打圈子，也只有这极少的高等华人，才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要莫名其妙的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做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之有？”“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位”。
成舍我话锋一转，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却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拘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成舍我先生的这段话很重要。众所周知，世界范围的西方报刊大众化浪潮，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廉价报刊群体的崛起，成型于19世纪后半叶美、英、法等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新闻商品化、读者大众化、印刷机械化、报馆企业化、财务赢利化的“新式报刊”运动。这场以报刊商业化、市场化、机器化为特征的“新式报刊”运动产生了英美法等国一大批诸如《纽约世界报》、《纽约新闻报》、《每日电讯报》、《小新闻报》、《费加罗报》等大型商业报纸。随后，在20世纪之交的通俗性都市小报浪潮又产生了《纽约每日新闻》、《每日邮报》、《每日镜报》、《麦克卢汉氏》、《小巴黎人》等一批发行量动辄百万的小型报刊。随着资本垄断现象在西方各国不同领域的滋生与泛滥，新闻领域的资本垄断现象也日益严重。斯克利普斯报系、赫斯特报系、哈姆斯沃斯报系等大型报团纷纷在美英等国出现，黄色新闻现象泛滥整个西方社会。虽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放慢了新闻资本家追逐巨额市场利润的狂奔脚步，但在所谓新闻出版自由口号的掩饰下，西方新闻传播事业业已成为新闻资本家狂热擢取巨额私利，但却毫不负担其社会义务的新闻企业这一事实，已不容抵赖。一波波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要素基础之上的新闻事业大众化浪潮，固然在客观上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下层民众吸引进入了大众传媒市场，客观上整体提升了社会公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并且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各国新闻界曾经涌现过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民的斗士”和勇敢揭露社会黑暗的众多“耙粪者”。但是，此一运动最深层的动因与机制仍然是报业资本家利用报刊企业，在越来越大的报业市场上疯狂追逐高额利润的逐利运动。
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成舍我先生就在这篇《我们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的所谓报纸大众化运动，这是因为他坚信“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立报》所号召的“报纸大众化”，当然与西方新闻资本家所使用的报纸大众化的概念截然不同。所以，成舍我先生自豪地在这篇发刊辞中写道：“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
那么，既然成舍我先生不赞成西方新闻事业主流派追求牟利的大众化报刊运动，他又为什么提出要顺应世界新闻事业这股大众化的潮流呢？在他一生所追求的成氏“报纸大众化”目标后面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和具体内容呢？
成舍我先生这样写道：“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那就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
为什么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呢？成氏在文章中指出：“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中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另有其宝贵的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
所以，成氏认为“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到读报是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
最后，成舍我代表《立报》同人“向读者声明今后的四个原则：凭良心说话。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除（非）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除因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显然，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似可以判读出成舍我的办报思想中存在着两个看似不同，但实际上辩证统一的办报目标：其一，从其主观动机来看，成舍我办报是为了唤醒民众，服务大众公共利益，使国家与国民融合统一；其二，从其客观效果追求目标来看，为达成此项崇高而非私立的目的，成舍我不懈地通过“报纸大众化”之努力来达成之。
这样看来，报纸的大众化目标乃是成氏为达成其文章报国、服务公众的终极办报目标而服务的一种必要之现实手段，而绝不是如西方新闻资本家那样的一种自私的牟利动机。
为什么成氏需要通过“报纸大众化”手段来达成其崇高的办报目标呢？
因为在成氏看来，在他所办报的时期与环境里，欲利用报刊达成报效国家、服务大众共同利益之理想志向，就非推行报纸大众化不可；而欲达成这一理想志向，推行报纸大众化运动，就必须在根本上杜绝为已赢利的自私的目的。成氏的报刊大众化手段绝非像西方诸多新闻资本家那样，以私人牟利为其最大目标、最终目的。
这就是成舍我独特的办报理念中与其他众多报人——特别是政治型报刊报人、营利型报刊从业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以往传统个体办报文人不讲求、不擅长、不重视报刊经营客观规律，不注重普通读者群体读报诉求，一味迷恋于社会精英之舆论动员，却缺少对现代社会环境下报刊与读者新型对应关系的研究，以至于不能真正达成其办报救国之鸿鹄之志的极大不同之处。
事实上，成舍我先生通过自己丰富的办报实践，通过对世界现代新闻事业趋势的观察与思索，在中国现代特定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大众、国家与国民、政治与商业之间进行现实之连接的主客观互用互助型“二元化”办报模式。这种承继了我国近代新派士人、社会精英（个体）独立办报救国之崇高理念，又非常尊重现实社会条件，尝试利用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客观发展规律达成我国报纸大众化之现实手段，构成了成舍我一生追求的一种“二元化”（主观的办报救国“一元”和客观的市场经营“一元”之统一，合称“二元”）办报模式。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纵向角度进行考虑，我们可以看出成舍我的这种“二元化”办报模式确有其独特之处。
众所周知，我国国人具有影响力的国人自办报刊活动，肇始自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这份报纸开晚清新派士人（指一批在列强侵略刺激下胸怀报国之志，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不再汲汲于传统士人追求的科举致仕理想、遵循“内圣外王”老路的新型士人群体）纵论危亡、呼吁变法、影响舆情、传播新知之先河，走出了一条新型士人知识分子集团办报兴邦、文章报国的新路。
这批最早的办报人有几个特点应予以点明：其一，这批办报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办报乃是他们度量自身的条件，自觉自愿选择的一种文章报国的方式；其二，由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新式报刊的活动根本得不到清廷官方的任何资助——反倒是压制打击，所以第一批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都是个体经营方式（后来清廷才逐渐开始兴办“官报”）；其三，这批报纸几乎都是政论型报刊，没有商业赢利的企图，不善长报馆经营管理。
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活动之后，康梁党人创办了大量学会机关报性质的“政论性报刊”，发起了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其中许多康梁党人或维新运动之同情者纷纷在各地创办个体报刊（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唐常才、裘廷梁、黄遵宪等人），鼓吹变法，互为呼应，使社会舆论为之一变，知识阶层群体响应，遂开戊戌变法之一时盛况，报馆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得到了举世公认。
康梁维新党人的办报活动也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虽然康梁党人所办的报刊具有了较为统一的思想倾想，呼吁变法图强，但大多数的维新报刊仍然是具有个人主持性质的个体报刊，主持者在思想上具有相似的维新思想，因而能够同声相求，同气相呼，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改革救亡的社会舆论浪潮；其二，康梁党人集团所兴办报刊，乃是把办报当作与兴学、组会同样重要的一种手段，用以开启民智、团结同人、鼓吹舆情、统一思想，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报刊的作用是神圣的、伟大的、威力无比的，康梁党人绝未曾有过报刊商业化的企图；其三，康梁党人的报刊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逐渐成为保皇党人的工具，并在与孙中山党人的报刊大辩论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组织性的政党宣传工具。
孙文革命党人在维新党人政论报刊之基础上，更延续发展出中国式的“政党型报刊”。
然而，政党型“这种报刊特质在于：（1）在经济上依靠政府和政党的津贴，报价较为昂贵；（2）阅听众主要以政府要员和上层知识界层为主；（3）往往会沦为固定政治立场之间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晚清的立宪革命之争，是典型的案例）；（4）报章内容多以政论文章为主，新闻性较少”
。无法与大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虽然国共两党均致力于在大众中间进行报刊宣传运动，但此种具有先天宣传操纵导向的报刊，还无法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化报刊画上等号。
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另外一种类型报刊——商业市场型报刊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报刊市场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服务”大众读者的报刊——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型报刊。但是，此类报刊的目的同其欧美同类报刊一样，以办企业赚钱之动机来办报，其报刊大众化之手段是为其商业私人最终之牟利目的而服务的。所以，这种服务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而是一种利用大众阅读嗜好（这种阅读嗜好很多时候是不健康的）来达成赢利之目标的服务。
随着清廷的倾亡和民国的建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格局也为之一变，出现了新的气象与格局。
在“五四”运动前后，具有共同思想理念的同人报刊乘势而起，轰动天下。这些具有鲜明个体精英色彩、政治家办报特色的个体政论-社团机关报-政党报刊-知识分子同人报刊一时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国人所办新闻传播事业之主流。以至于民国以降，在商业型、政治型、文人型（独立型）诸种报刊媒体格局中，政治型报刊仍然一直占据着社会主体影响的地位。
民初的新闻事业虽然发展艰难，报人被杀、报馆被封之事时有发生，但不可否认，新闻事业的格局还是有了一定的改善，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和文人独立报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成舍我的新闻事业正是从此时开始步入正轨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在相对稳定的和平局势下获得了发展的良好时机，以天津新记《大公报》、北京成舍我《世界日报》体系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新型文人报刊”出现了。这批新型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所办报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报刊的大众化。在《我们的宣言》中，报纸大众化的思想得到了集中的表述。
事实上，成舍我的这种“二元一体化”办报理想在他的一些主要新闻学文章中均有较为鲜明准确的表述。比如早在《世界日报》1933年12月24日创刊的《新闻学周刊》创刊号上，成舍我就通过发刊辞《我们的两个目的》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办报思想。他开篇即写道“我们自信，从今天起，决将藉这小小的刊物，来努力促进我们所怀抱的两种目的。这个刊物创办的旨趣，也即在此”。
紧接着，他写道：“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祉’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报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纪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目的，即在如何联合我们的报业同伴，来努力于新时代报业的树立。以‘拥护公众利益’为我们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谬见。第二，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既然是建筑于‘大众利益’的基础上面，那么，报纸是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的本身，又靠谁来拥护？”
成舍我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念：即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必须得到大众的拥护才能成立，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真正的永远服务于公众。
为什么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必须得到大众的拥护呢？成舍我写道：“（因为）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现任的报纸，他的环境，实比任何国家为恶劣。报馆的生命，和新闻记者的生命，都是毫无保障。封闭报馆，枪毙记者，已成了中国时代巨魔，所施于报业者的家常便饭。至于言论的多方束缚，新闻的百般封锁，更天罗地网，随处皆是。若是报馆或记者，与当代巨魔的冲突，他们是发动于私的原因，全国大众，袖手旁观，尚有可说，不然，他们既真为大众利益奋斗而被牺牲，则全国大众当然即应有群起抗争的义务。只有全国报纸，与全国大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完成民族的复兴。”“抑更就报纸之经济关系言，今后报纸，既将自机关报纸，及资本主义下的营业报纸，蜕变为新时代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其经济生命，当然亦惟有赖于大众之购读，与各种公告费用之收入。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二目的，即在唤起大众，如何对于一切报纸，能有精确的认识。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唯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亦唯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共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显然，在成舍我看来，大众对他真正拥护公众利益的新时代的报纸，应该在购读上大力支持，应该在时代巨魔迫害新时代的报纸时群起抗争。唯此，新时代的报纸才可能建立。
在《我们的两个目的》的最后，成舍我沉郁而又真诚地写道：“现在全世界报纸，普遍的，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既百不获一，而因大众和报纸，不能密切结合，以致有志于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亦无法产生，即产生，亦决难久存。此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这是全世界报业走进新时代的严重障碍，也就是全世界人们争自由光明的成败关键。所以我们愿意，一方面诚恳的要求一切有志树立新时代报业的同志，设法唤起报业本身的自觉，不要再以拥护一部分或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要以拥护大众的利益为目的。一方面诚恳的要求，有志争取自由，光明的人们，对于一切报纸，应具有真确的认识。凡真能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大众即当予以热烈的拥护。这就是我们的两大目的，也就是我们创办这个小小刊物的宗旨所在。”
从以上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成舍我先生对于为什么办报、如何办报，都有着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与理念。这个理念的特征就是既在办报的根本目的上坚持崇高的社会责任，又在具体的办报方式上坚持现代化的“报纸大众化”方针。采用“报纸大众化”方针的原因不是如一般性商业型报馆主那样去擢取巨额盈利为自己所有，而是利用“报纸大众化”来实现自己办报的崇高社会目标，完成自己办报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成氏“二元化”办报模式的真谛。
参考文献：
1. 成舍我：《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发刊辞。
2. 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世界日报》之《新闻学周刊》副刊第1期发刊辞，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二版。
3. 成舍我：《报纸救国》，《世界日报》之《新闻学周刊》副刊第98期，1935年11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
4. 唐志宏主编：《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总审订：成露茜），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
5.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