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

在中国新闻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成舍我一直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人物——特别是在我国大陆地区。

但实际上，成舍我是一位业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新闻知名人物。他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所创造的多项纪录迄今无人超越，拥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终身以新闻事业为唯一志向，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年龄最高的一位专业人士。从1913年他为安徽《民岩报》撰稿算起，到1988年仍以91岁高龄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到1991年逝世，从事新闻事业达77年之久，此项纪录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仅见，就是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无人企及！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位经历见证了辛亥革命震荡、五四运动、民初军阀割据、国共两次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两岸长期对峙、台湾“戒严”“解禁”、大陆改革开放等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诸多重大历史风云的新闻人士。

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尝试创办现代连锁“报业托拉斯”（世界报系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世界画报》）的“新闻大王”。

成舍我是一位成功的报人，他创办的上海《立报》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过20万份，是当时中国日报创办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的《世界日报》也曾经在北平达到过3万多份的该市最大发行量。

成舍我是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最多的一人。他先后创办了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包括短期的重庆世界新闻学校）、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日台湾世新大学）等多所新闻专业学校，先后培养新闻传播各类学生近5万人之多，这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亦无人能超乎其右。

成舍我不仅办报、办刊、办社、办台、办（书）局，还计划开设全国新闻股份公司，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从事新闻事业多元化、集团化、现代化管理形式的一位新闻事业管理先驱。

成舍我一生参与及创办过近20家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自己直接创办过12家媒体，是中国现代新闻从业者中个人创办和参与媒体最多的一人。

成舍我不仅办报刊、开公司、办学校，还擅长新闻采访、言论写作、报纸编辑、报馆管理等多重业务，他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一位能够同时从事新闻业务、管理、教育、经营并分别取得不俗成就的“新闻全才”。

凭借这些“唯一”的纪录，成舍我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当该自有一席之地。

除了这些显著成就以外，成舍我先生依据具体时代国情，在其办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亦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本篇论文，旨在通过考察与分析成舍我先生这种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宗旨与形成轨迹，尝试对其做出恰当准确的历史评定。

一

在探讨成舍我办报的特有模式之前，我们需要对成舍我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位置”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

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发展轨迹，海峡两岸历来有不同的学术概括与梳理范式。1978年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新闻史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的诠释方法是阶级斗争分析法。通过对新闻史上各类报刊的阶级划分，围绕着新闻史上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轨迹来排列各类报刊、事件、人物的位置，并据此展开相关历史的评价。

如今，这种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诠释范式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现代化范式解读中国新闻史发展历程的新思路。然而，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编制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的诠释方法也存在着诸种的不足。通过对中国新闻史的从新发掘和梳理，学术界近来发现，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起步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史，还可从媒介自身发展的角度（不同新闻媒介的创办人群、不同媒介的传播功能与特质、不同媒体的创办价值取向等）来进行某种划分，并借以构建、厘清、诠释中国新闻史的发展过程。

依照此种思路，人们把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上不同的（报刊）新闻媒介大致地划分为两大群落（外人报刊、国人报刊）和四种模式：商业营利型报刊模式、政论政党型报刊模式、独立精英（个体或同人）型报刊模式和官办官报型报刊模式。虽然这种划分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单纯从探讨国人报刊的层面来看，到有一定的简便性与合理性。

依照这种新闻媒介类型史发展角度来进行观察，从纵向时间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大致地划分为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1815—1949年）。从横向报刊类型角度来看，除了外人所创办的中外文报刊以外，国人自办的报刊似可从创办者、功能特点、传播价值等几个方面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官方报刊、商业报刊、政党报刊和独立报刊。

在这四种类型中，官方报刊是官办的，由官员来主持；政党报刊是政党集团创办的，由政党精英人物来主持；而商业报刊与独立报刊则都是民营型报刊，它们都是民间人士所创办的，但一个以商业赢利为办报目标，一个以办报救（兴）国为从业志向，两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后者——中国的独立报刊，一般新闻史学者常将其称之为“文人办报”。对于这些独立报刊的从业者们，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谢咏认为他们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报人集团”。他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出洋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

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特聘研究员唐志宏先生则将这些人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出现以后，中国社会里逐渐有一批文人开始“选择纯粹以办报成为一生的志业，这个志业则是以民众的立场为后盾，作为其对抗、监督政府的资本。这群受到媒体产业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称其为‘媒体知识分子’，有别于受经书教育为主的传统知识分子” 。

大陆更多的学者们把这些“报人集团”或“媒体知识分子”——就是以独立办报的方式自由发声的独立报刊现象，称为“文人办报”。

那么，在“文人办报”这一谱系中，成舍我先生又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在此，我们需要对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办报”现象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文人办报”——按照张季鸾先生的看法，乃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现象。他曾在《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布给该报“最佳外国报纸”奖时发表了一篇社论《本报同仁德声明》，指出“文人办报”（或称“文人论政”）是中国报纸的一个传统特色。他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时说是特长……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很明显，张季鸾先生所指称的这种中国式“文人办报”现象，既具有中国古代传统士人立言、立德、立功的天下为己任之“道统”特色，也与近代新闻事业出现后类似于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类“独立报纸”托大众化现代传媒——报纸而达到公共精英知识分子独立发表意见，以实现自身理想，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有关。本土的传统与外来的专业影响导致了类似于《大公报》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出现。

按照大陆有关学者对“文人办报”现象的总结，从事新闻事业的文人——特别是媒体知识分子大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论政而不参政；第二，营业而不营利；第三，以文章报国；第四，代民众讲话。 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成舍我先生办报的媒体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是鲜明的。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报刊”（大约等同于个体文人创办的独立报刊）在晚清时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民国时期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文人报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晚清时期最早生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人报刊雏形，乃是以初期国人中的洋务新派士人为主体的“个体文人政论报刊”（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出现在港、沪、广、汉等地的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如1874年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1884年创办于广州的《述报》等。粗略分析即可看出，这批新型士人创办的新式报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这些“横空出世”的新式报刊是在中华民族遭遇西方外来列强的侵略背景下，由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通过模仿学习外来的近代新闻媒介而创办的。它们出生伊始，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救亡特征、士人（文人）报国的志向和为国为民的宗旨。

其二，从这批新式报刊的创办人来看，其创办者大多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觉醒，随着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洋务运动而衍生的“新派士人”。这批新派士人既承继了中华传统儒家士人阶层关心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入世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具有感慨时艰，睁眼看世界的敏锐眼光。他们开始主动切合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学习办报办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达成维新变法，富强国族之目的。

其三，在中国近代独特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批新派士人，受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商业和政客开办的各类西式近代新闻传播媒介之影响（其中当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巨），遂开始学习创办新式报刊，企图以之为新的救国之工具，用以达成救亡图存、振兴神州、发达族群、国家富强之神圣使命。为国为民的公共服务意识，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先行的精英型人物主持，以创办新式报刊报效国家的志业，构成了这批最早的文人报刊的“DNA”基因。

其四，由于上述“DNA”的性质，逐渐使得国人初期自办文人政论报刊构成了一个初始弱小、但却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报刊类型。它既不像具有外商背景的商业化报纸如上海《申报》、《新闻报》那样——以报刊赢利为主要圭的；也不像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那样怀有殖民者宗教传播或政治私利之企图，而是一批新派士人通过学习与利用西方外来的近代报刊舆论工具，企图应对危机、挽救危亡、实现自己心中理想。这些由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所创办、所经营的新派士人报刊，最后逐渐成形为中国新闻史，也是世界新闻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中国“文人报刊”。

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康梁党人学习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和初期新派士人（以王韬、郑观应、容闳、邝其照等人为代表）的办报方式，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也开始了国人办报——特别是士人办报和政党办报的尝试。

这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办报之主体虽以维新党人为主，呈现出后来政论政党报刊的雏形，然从具体形式上观察，仍可见个体文人办报的影子。譬如梁启超是该时期最为著名的报人，但他所办的《中外纪闻》、《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以其个人的魅力而使读者“如饮狂泉”。天津的严复，虽然被后人纳入维新党人的办报阵营，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独立的报人，只不过同情与向往维新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罢了。另外，像上海《时务报》的汪康年、《时报》的狄楚青等，虽总体来说是维新党人阵营中的健将，但又都是具有个体判断力的独立报人。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政党团体，是国人第二次办报的主体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史上的政党报纸开始成型。孙中山先生以兴中会喉舌《民报》为中心，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本党宣传精英，集中进行政见宣传。《民报》与其对手《新民丛报》的报刊大辩论提升了政党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政论政党报刊成为主流媒介。

然而，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宣传浪潮中，个体文人的办报队伍仍然存在。即使如著名的《苏报》，虽然发生了与清廷的上海租界官司，扬名天下，但细加考察，当知《苏报》并不是由兴中会出钱资助的革命派报纸，而是由在思想上接近孙中山革命派的人士所主持的民间独立报纸。当时这一类民间报刊为数不少，既有同情孙文主义者，也有强烈反对者。维新党人与孙文党人之间的报刊大争论，就吸引了许多独立的报人加入不同的阵营激烈笔战，相互呛声。

可以说，清末的中国近代新闻史是外来的传教士宗教报刊，外来商人的商业报刊，国人第一批自办的新派文人个体报刊，与第二批、第三批国人自办报刊中政论政党报刊，清廷各地“官报”兴起与成长的历史。在这一阶段，新派文人个体兴办的独立报刊呈现出强烈的中国色彩和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文人办报”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人办报与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结合。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通常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三次国人办报高潮，这次办报高潮的主体力量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文人或情趣相似、政治、文学倾向近似的同仁办报群体。

五四期间最为著名的杂志《新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由陈独秀一人主持的。随着后来同道者的纷纷加入，这份杂志遂竖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化代表“孔家店”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掀起了伟大的五四思想解放运动。

随后创办的众多五四启蒙报刊中，无论是李大钊的《每周评论》、胡适的《独立评论》，还是傅斯年的《新潮》，乃至于《东方杂志》和其他许多著名的报刊，都以标志性的办报人物（或主要主持者）而闻名。虽然这些报刊所传播的思想流派不同，对中国社会的主张各异，但绝大多数刊物都是由一些思想倾想较为一致的同仁们所创办的，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独立的立场，服膺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独立办报之精髓。

辛亥革命后的各地军阀执政割据时期，中国的独立文人报刊受到了沉重而又残酷的打击。袁世凯时期的“葵丑报灾”，著名记者黄远生被误杀，邵飘萍与林白水惨死在北洋军阀的枪下。但是，由于军阀统治者假扮“政治开明”，相互攻讦牵制，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独立报业的短暂繁荣虚假景象。

民国政府正式建立后，随着国家的表面统一以及东南沿海民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部繁荣，文人独立报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借助于资本市场元素的濡养，加上西方外来现代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政论型文人独立报刊发展较为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然而，日寇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抗战八年，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新闻事业被作为动员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有力舆论工具而全体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民营的文人独立报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卓著的名声。

随后的国共三年大规模内战对文人独立报刊的打击非常致命，企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而不得的独立文人报刊被迫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在大陆地区绝迹。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独立报刊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政论精英型报刊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艰难之路，他们一开始并不想独立，而是竭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洋务维新，努力寻求与封建统治者合作（国人初期自办报刊和维新党人的办报运动都是如此）。然而，由于统治者不仅不接纳这些新式报刊，而且对其残酷打压，这些文人报刊走上了开始渴望，继而失望，最终与颟干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孙中山革命党人报刊）之路，成为了反抗倾覆清廷的强大力量。后来，在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立自重、文人办报，以监督社会与政府、守护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精英政论独立报刊类型，如北平胡适等人的《独立评论》、天津的新记《大公报》、成舍我上海的《立报》，乃至后来台湾雷震的《自由中国》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在百年中国新闻史上，这些爱国报刊文人们一开始以呼吁变法、改良维新为目标，应付列强侵略，攻击后党顽派、清朝腐朽政府、五四封建思想、民初反动军阀，经历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继而鼓动全民抗战。国共内战，呼吁和平而不得，走上了一条艰辛困苦，但却光荣有为的道路。

就这样，因为中华民族的时艰，士人传统的嬗变，清廷的漠视与镇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对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的借鉴，中国的独立型精英知识分子报刊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艰难与困苦中，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在这一阵营里，成舍我先生的办报活动与所取得的业绩很有研究的意义，这是因为成舍我的独立报纸和相关新闻事业活动创立了一个文人办报的成氏模型——这就是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成氏的这一“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中国新闻史上“文人办报”现象与“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多重原因，还能够对后人有所启迪，有益于寻求未来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发展模式。

二

所谓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是指成舍我先生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办报思想、办报理念，一种独特的双向度办报价值追求。

如上所述，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国人的办报实践活动中大致存在着个体文人报刊、政党团体报刊、商人营利报刊三种类型。“文人办报”的特点是指一批批仁人志士、自由主义分子、个体爱国者们以报刊为媒，以笔为器，通过独立的办报活动来达成其报效家国、服务公众、强大祖国之目的。政党报刊则以宣传一党一派的政治主张为主，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为宗旨，自愿充当政党的“耳目喉舌”宣传工具。商人企业家办报则是将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营利性企业，通过积极主动地提供公众消费者“新闻”等消费品而滚动营利。

但是，成舍我先生的办报理念与实践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报刊均有所不同。成氏办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兼有“文人办报”与“企业家办报”的双重角色定位，具有既追求“文人办报”的办报救国、服务社会、不为私利的终极价值导向，又有重视报馆企业化经营管理，追求报纸市场成功的专业价值取向。最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成舍我的市场化办报目的是为着办报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服务世界此一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这种看似矛盾，但又最终辩证融合的双向式价值统一体系，形成了成氏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舍我的“文人办报”角色定位与价值追求深受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那些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文章报国、独立发声的先进报人们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成舍我“立己、立人、立国”的办报理念。而从横向的学习西方角度来看，所谓的“企业家办报”角色也给了成舍我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对这种基于报业市场成熟发展机制之上的办报潮流、办报规律体会很深，形成了他新闻事业大众化、市场化目标的追求定位。这两重目标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基础。这样双重角色的叠加与互补最终造就了成氏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并使得成舍我先生取得了我国现代报业史上的许多成就，成为一代报坛巨人。

为了清晰地展现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的具体内涵，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办报模式中的“二元”价值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成舍我“二元”价值体系中的“文人办报”这“一元”具体表现在哪里。

1. 以新闻事业报效国家民族的爱国办报理想

如前所述，一部百年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血泪情仇的屈辱历史。从近代以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到几近亡国灭种的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日寇侵华、国共内战，百年的中国历史苦难深重，几乎没有片刻平静的时候。内忧外患、艰难困苦，使得中国许多有良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和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终身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无数英雄人物或者揭竿而起，反抗清廷；或者举办洋务，学夷制夷；或者出国留学，遍寻真理；或者实业救国，教育精英。其中，受外来西洋传教士使用现代西方报刊媒介之启迪，从王韬肇始，康梁维新、孙文革命、五四运动、民国北伐、抗日烽火、国共决战，在百年不同的历史时段，都有一群人怀抱着救国志向，学用西洋传媒，办报办刊办社，开智通气鼓呼，创办了一种特具中国文化特色与时代需要的“文人独立报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

这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最为突出与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是深深地热爱着中国这片苦难深重土地的人，在主观意识上都企图以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为媒介来达成其办报救国、鼓呼兴邦之崇高目的。所以，炽热的救国情怀、强烈的报国责任、一生的爱国志向是他们这一类中国文人独立报刊从业群体的共同特点。成舍我先生也正是这个办报群体中的一员，强烈炽热的爱国主义一直是支撑成舍我先生一辈子办报并且终生无悔的深层持久的动机。

成舍我的这种“文人办报”气质与办报追求在他《我们这一代的报人》、《立报发刊辞》和《中国报纸的将来》等文章中都有鲜明具体的论述。

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把自己比喻为既幸运又不幸的中国报人，幸运报人是因为可以在如此需要报人挺身而出的时代有幸作为一个报人为国出力，为民呐喊，报效家国，无愧时代。虽然时运艰难，外敌侵入，内乱频仍，作为一个报人又是不幸的，但生逢其时，成舍我还是以报人身份而感到自豪。

在上海《立报》发刊词中，成舍我宣称办报就是为了“立人、立己、立国”，对报刊服务民族、国家与普通大众之崇高目标非常清楚，毫不动摇。

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中国报纸的将来》中，成舍我先生也多次谈及报人办报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中国的报人绝不能像西方的那些报业资本家一样，把办报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赚取金钱的私营企业。

2. 终身从事新闻事业的专业志向

成舍我1898年出生，1991年去世，共享年92岁。他的一生虽经历了许多的战乱与政局的变换，但却终身只从事新闻事业，几乎没有做过其他的行业。

在时局大动荡的年代，国家危亡在即，人民困苦艰辛，民族前途未卜，这促使许多热血青年、俊杰之士纷纷以各种方式投入救亡保种、富国强兵之路。他们或如蔡元培以教育救国，或如张謇以办实业救国。有人著述，有人从戎，有人科学救国，有人开矿富民。成舍我先生则像许多知名报人一样，选择了办报救国之途，而且一办就是一辈子，终身以新闻事业为实现自己爱国理想、社会主张的工具。在这个艰苦漫长的从业过程中，成舍我曾经数次被捕，十几次报馆被封，还差一点被“狗肉将军”张宗昌枪杀。同时，他几次婉拒了朋友们的举荐和一些当权高官们的主动提携，从未做过什么高官大员和政党报刊负责人。虽然他在办报后略有薄产，但绝不富裕，因为一生所有的积蓄都投入了办报办学的事业之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办报为国、匹夫有责的理想和对公正世界、正义社会的不懈追求，促使成舍我先生选择了一辈子从事颇有风险、很难发财的新闻之路，并且终身不悔、矢志不移。

3. 以舆论推动民主社会与建设富强国家的奋斗目标

成舍我投身于新闻事业并终身以其为志向，当然是有着内在强大持久的动机的，这个动机就是他立志以报业为媒介，以笔墨为器具，以新闻言论为手段，以舆论引导为目的，来达成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民主社会、大同世界之目标。

自从人类社会组织中出现了信息传播媒介以来，信息传媒就一直被人们所看重。因为在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之中，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已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须臾不可脱离的重要需要，传播信息的社会化传播媒介也就成为社会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因此，社会化的传媒媒介——特别是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大规模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已成为各方政治、经济、文化团体和个人关注的公器、重要的载体、统治的武器。不管是在人类社会的初级原始信息传媒时代，还是在文字语言传媒时代、纸介印刷传媒时代、电子互联网传媒时代，从个体传媒到群体传媒再到大众传媒，信息传播媒介都是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团体、各方人士志在占取的社会“重器”。因为谁能够占据信息传媒的统治地位，谁就能利用信息的采取与发布，获得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有力手段与重要管道。

自从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所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以来，西方的近代大众传媒媒介——主要是纸介的书籍、报纸和杂志，随着殖民者和传教士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在发展演变中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利器”。商人们发现办报办刊能够在市场上给他们带来丰收的资本利润，于是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商埠租界，不断有人进入这个新的市场领域，成为一个经略民营商业报刊的主体。同样，痛心于外敌侵略、国事糜烂、民众愚顽、君上颟干的几代知识分子精英则投身于办报行列，设法利用现代大众传媒，鼓吹变法，倡言革命，新民开智，富国强兵。同样是掌握现代大众媒介，因志向不同，目的相异，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营利的商人报刊，鼓吹政治主张的政党报刊和以独立的立场引领大众舆论、达成社会理想的个体精英报刊。而成舍我正属于后者的行列。

个体社会精英人士所创办的报刊，其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和发表言论，影响社会舆情，达成他们心目中所理想的社会前途。在清末近代，以王韬为代表的“新派士人”利用报刊来呼吁变法，学习西方，以达到救亡保种、民富国强之目的。康梁党人则利用报刊，力图形成有利于改革进步的社会舆论，以拥君变法，渐进图强。五四精英亦利用大众传媒，造成强势社会舆论，打倒“孔家店”，推崇“德赛”两位先生以救国，在客观上达到了冲决封建旧思想的樊笼，宣传新思潮之伟业。民国时代的一批批社会精英，更以办报办刊为其职业，仿效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媒介，力图通过独立的新闻报道与言论引导，促进社会发达、民族进步、国家强盛。

成舍我一生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当官或从事其他致富的行业，但他从来不作它想，一心办报，屡扑屡起，越战越强，就是因为他企图以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报道传播信息，影响社会舆论，产生明智意见，建立公共领域，完成对国家、民众、团体的启蒙与益智作用，最后达成成氏心目中社会平等、民主自由、独立自主的美好社会前景。

少年时代的父亲冤案一事，使成舍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新闻事业之威力有了深刻的印象。青年时代机缘变迁，又使他一直在新闻圈子里工作，五四时期更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接受了崭新的思想，目睹了大量新型报刊风起云涌，批判旧礼教，宣传新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北大期间，风云际会，他通过创办好几个社团活动获得了很大的锻炼，也萌发了改造社会的巨大梦想。所以，成舍我对利用现代新闻报刊来达成自己的社会目标、人生理想，有着很深的基础。早在“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成舍我立志办报，为公众服务，这是因为他坚信“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祉’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报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纪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 。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办报深层动机。

4. 以独立人格为标志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

观察成舍我的办报活动，可以发现他总是力图保持其独立的人格、客观的立场、公平的言论，尽量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破坏，保持独立报人的公正形象与“超然”地位。

由于时代的影响，中国几代从事报业的个体文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起起伏伏，不断变换。起初，王韬、康梁等人企图依靠清廷支持，创办近代新闻事业，达成其变法改革之理想。随后的孙文革命党人则彻底放弃了与腐朽清朝统治者的合作幻想，以报刊为宣传批判之利器，誓与清廷周旋到底。民初时代，军阀割据，反动武人动辄打杀，政治风云波骤诡谲，许多旧式文人报刊犹如墙头干草，随风摇摆，定无所见。直到北伐成功，民国政府成立，报业环境稍有平稳。然此时之报人，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熏陶，饱受西式欧风美雨之冲击，其对报业之理念与眼光，已与其前辈不可作同日之语。其中最大变化者，就是许多独立报人开始仿效欧美当代精英主流大报的立场，走上了一条以独立人格为标志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道路。

这种身份在报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报人在处理新闻报道时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身份上的非党派色彩。

成舍我早年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但很快因从军队中退出而自动丧失了国民党党籍，从此再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终身恪守独立的报人身份。在北大就学期间虽与早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过往甚密，并接受过二人的关键性帮助，但他只参加了一次李大钊召集的共产党人小组会议，就表示完全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其中心理念“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没有科学依据，自己不能接受。在五四北大前后，成舍我深受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仅仅是日后与李、吴两人过往较为密切，接受过他们的帮助，帮他们做过事，并执弟子礼，但他最终也没有受李、吴的影响，重新加入当时已是统治政党的国民党。可以说，为了做一个职业化的新闻人，为了追寻心目中的新闻报国之理想，成舍我刻意地保持独立之身，以追求独立人格和中立地位，保持报纸的客观性与主动性。

成舍我先生曾经是1949年之前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创办人，也是旧中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创办人，这两份报纸分别是上海的《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北京的《世界日报》，发行量3.5万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其独立办报的宗旨有极大的关系。成舍我坦陈，他一直遵循对外争取国家独立、抵抗强敌和对内督促民主、严惩腐败的办报方针，始终坚持“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消息灵通”的宗旨，不屈服于硬的威胁和软的收买，对社会政治与时事敢于持公正的批评。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纵观成氏办报的整个过程，他确实基本上坚持了独立办报，坚持无党无派的初衷。

在国共两党激烈争斗的年代，成舍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与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不无关系。

他在一篇纪念老友程沧波先生的文章中曾这样赞许程氏对新闻记者的描述：“沧波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新闻记者与天下国家》中说：‘新闻记者在东方是有骨气有作为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东方的士风，代表士风的新闻记者，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新闻记者的荣誉，是力抗强暴，拨乱反正。反之，新闻记者的耻辱，莫过于但见现实的利害，对现实的利害，屈膝低头，把是非邪正，一脚踢开。’这一段话，真可作为每一记者的座右铭。”

成舍我还说过“我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每年毕业典礼中，经常以下面一段话，告诉毕业同学：‘你们毕业以后如果进入报馆，你们手中的一支笔，正和战士肩上的一管枪相同。如果新闻记者的笔，不用来维护正义，奖善惩恶，相反的却要求贿赂、受人豢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则这一类的记者，其罪恶与战士不用枪保卫国家，歼灭敌人，而只是威吓善良，抢劫强暴，或报仇泄愤，同该受全国唾弃，最高刑罚。此外，我也常常说：新闻记者要红包，争特权，其为害社会，创贼人心，影响之大，实百倍于贪官污吏、恶霸土豪’。”

所以他认为“记者应有抱负，应尽可能以其为终身职业，在可以发挥抱负的条件下，应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塑造一位独立自由记者的形象”。作为一名记者“在参加某一刊物工作时，无论报纸、杂志，应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负，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尽管记者是一项职业，辛劳有限度，报酬有标准，但如果上述两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则所谓辛劳与报酬，即将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计较。否则即日酬万金，亦可掉头不顾”。

5. 以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目标

与前辈精英报人王韬等不同，成舍我这一代的报人固然仍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圣主”的身上，但他们更相信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自由、个人权利、民众力量、社会公平。所以，成舍我创办报纸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是仅以少数官员为读者的“官报”，也不是以党员为基本读者的“党报”，而是以社会各个阶层普通大众为读者的大众化报纸。

这里必须要加以必要解释的是，成舍我心目中的大众化报纸与西方新闻史上以通俗化、娱乐化、消费化为特征的大众化报纸有所不同。同者是成氏的大众化报纸与西方同类报纸一样，讲求利用现代化企业经营方式来管理报馆各项业务，注重在内容、报价、发行、广告等各个环节的大众化价值取向。但是，成舍我的大众化报纸又在“读者大众化”这一目标上与别人——特别是商业化价值取向的报刊不同，成氏的大众化是为了服务广大读者，提升其对国家民族前途之兴趣。达成国家前途与个人前途的紧密结合，是成舍我办报之根本目的。所以，成舍我以普通大众读者为“父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成氏报纸生存与发展的“衣食父母”，更因为读者大众是成舍我向其灌输民族民主观念，提升其思维理想层次，使其成为社会合格公民的服务对象。诚如张育仁先生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有着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苦寒卑贱的民间而来的成舍我更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当时的‘大众化’报纸的鄙薄性评价，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指示着他‘中国式’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方向——他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描述和阐释他理想中的‘大众化’报纸的精神面貌的。他对中国当时不少所谓的民间报纸的精神格调，特别是与广大民众严重隔膜而浑然无知深怀忧愤。因此他认为，报纸仍应当肩负起‘唤起民众’的启蒙重任——应当通过启蒙，使国民树立牢固的国家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国家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朝着现代他的方向发展——‘大众化报是一种革命’，其思想和文明的意义正在于此。” 比如像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这个副刊曾经因为发表过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荆棘山河》等长篇小说而脍炙人口、极受欢迎）这样通俗化的副刊，成舍我也要求绝不能办成像当时许多报纸副刊那样格调低下，所以“《明珠》副刊明确提出‘四个反对’，反对茶余饭后的消遣，反对不顾及大众的个人牢骚，反对软性化色情化的东西，反对无聊的考证”。

虽然成舍我在现实的层面上一点也不忌讳采用市场化的运营手段来达成其报纸大众化之目的，但他却非常明确地反对欧美国家中许多报业资本家只把报纸当作赚钱的企业与工具的做法。他在《中国未来的报纸》演讲稿中这样讲到：“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

6. 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机关的独立办报方针

报纸的独立方针历来是大众化报纸的立身之本。因为只有刻意在办报立场上保持客观中立，保持自己的立场，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阶层的读者。所以，办报采取独立方针，尽量在办报过程中避免党派偏见，这是成舍我大众化报纸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在发刊辞里首先标榜把不党不偏、不受津贴、不畏强暴、保持公正立场、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的喉舌作为办报宗旨”。 显然，为了达成成舍我坚持的读者大众化服务目标，办报精英化的社会理想以及文人论政议政的报刊方式，成舍我就必须采取他的西方同行们所采取的相同立场，这就是实施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团体的独立办报方针。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北平《世界日报》在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冬从日本人手里收回后复刊。办公楼内高挂着一幅‘人民喉舌’四个大字的条幅，宗旨明确，该报是人民的代言人。”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天津的《大公报》在自己的报馆内镌刻“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办报方针，美国纽约时报大楼内的八字箴言“不偏不倚、不党不私”，和普利策所宣称的《圣路易斯邮讯报》新闻哲学：“《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人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提倡道德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

就是在到了台湾岛之后，1988年，成舍我先生以91岁的高龄再次出山，创办台湾《立报》，他的独立办报、民间监督、为民说话的办报理念仍然一直保存。他在台湾《立报》的发刊辞《何以要创办台湾〈立报〉？》一文中这样铿锵有力地写道：“台湾《立报》，今日创刊，我虽不敢确保这张报必将办得光辉灿烂，十分精彩，但我定可确保，这张报一定能发挥正义抵抗暴力，为老百姓说话，不但不会依附任何党派，并将永远不致如英美等国家报纸，尽管不是党派的政治工具，但却是资本家的发财工具……英美报纸往往为投资者或大幅广告登户所操纵，相信台湾《立报》永远不会发生此弊害。”

“台湾《立报》将百分之百为抢救国家生存，维护人民福利，为人民说话，永远不受任何党派及资本家操纵。”

7. 追求媒体舆论监督社会的强烈信念

“《立报》为确实做到‘为老百姓说话’及‘读者有其报’两最高原则，兹特订定：一、首创设立‘言论督导委员会’，由订阅本报者，选出公正之专家学者及各业领袖若干人为委员，定期或临时开会，督导本报，实施上述两基本立场，如有违反，严予纠正。总编辑及主笔之任免，均须报经‘督导会’同意。二、本报特辟‘人民论坛’，欢迎读者投书，凡有关国家生存人民福利之言论，无不刊载，实施为人民说话，且‘人民论坛’与本报社论同刊一版，以示尊重” 认真负责的专业主义精神。

怎样办好一张报纸呢？成舍我先生认为办好一张报纸，最重要的有三条：优秀的编辑，“版面决定一切”，“要把报业看作指挥一支作战军队”。成舍我的这些说法，反映了他注重现代报纸的总编辑、报纸内容和严谨专业的办报作风。

成舍我认为“一个报纸办好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劳而无功” 。

“此外，我认为办报还应有三种看法，第一，要把办报看作开机器，马达固然重要，小螺丝钉也不能忽视。……第二，要把办报看作指挥一支作战的军队。新闻工作，虽被称为自由职业，但为增加工作的效率，一报馆的组织和纪律，却绝对不能松懈。指定的发稿时间，一定不许迟误；指定的采访任务，一定需要达成。印刷部延时出版，一定要追究责任；校对房错字连篇，一定要依章处罚。尤其重要的，即对于参加这支报馆军的每一份子，必须随时随地充分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一个标题不如人，编辑先生应该感到羞愧；一条新闻不如人，外勤先生应该吃不下饭。人人要争取胜利，但这胜利的有效期限，永远只是一天。……（第三）粒米寸布，不许浪费。……将办报看作开机器，看作上前线，看作管家务。” 从成舍我一生的办报实践来看，这些要求他自己都基本上做到了。

三

在成舍我“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中，市场化营运“一元”的具体体现也十分突出，甚好辨识。

中国的“文人办报”固然以报业为救国之手段，但个人的“小打小闹”、松散的同仁组合、传统的经营方式、弱小的经济实力，既无法抵御商业化经营的报刊企业之扩张，也无法与具备强大政治、经济后援的政党报刊进行有效竞争，还常常因为经费短缺而遭受兼并，被人收买，所以在民国时期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了。在这种状况下，旧式文人的办报模式开始了“与时俱进”的补充与修正，这种修补的主要手段就是报馆的企业化现代经营，成舍我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大建树。

成舍我以报纸为其矢志不移的报国志业，倾尽全部心血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这种以报业为手段而无私报国的理想情怀当然非常值得后人仰慕追随。然而，成舍我绝非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式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新闻报国的伟大理想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科学可靠的报业市场运营环节来现实地达成的。在报业的市场经营一环中脚踏实地、稳健开拓，是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成氏报业的成功经营也奠定了他实现其理想化新闻报国目标的现实基础。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成舍我是以一个成功的报业企业家而知名的。他曾被人称为中国报业托拉斯的第一人——因为在上世纪的20年代，成舍我就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世界”为报名的三个连锁性质报纸——《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而且还开办了为自己“世界报系”各报服务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他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创办了第一份民营小型报纸《民生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他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纸《立报》，更是发行量大、影响力广、专业水准高的一份著名报纸，发行量曾经最高达到20余万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新闻史上对成舍我的办报理念与影响评价有异、褒贬不一，但在涉及成舍我办报的具体经营与管理方面，可以说大家一致认为他的办报活动是相当成功的。

透过成舍我的系列办报活动（主要在1949年大陆期间，离开大陆后成氏曾在香港和台湾办过《立报》，但时间短暂，影响较小），我们可以看出，在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中，市场营运化“一元”价值指向是非常鲜明与清晰的，也是十分成功的。

不过，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一点是：成氏办报活动中的市场营运价值取向绝非一般欧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意义上的营运化指向，因为这种西式的市场竞争价值取向的终极目标乃是最大限度地撷取高额市场剩余价值，将报馆当作一个纯粹的企业来进行滚动盈利。而成舍我的市场化价值取向之最终目的，乃是为其“文人办报”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的。我们总结了一下，成氏报纸市场化价值取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读者大众化

在成舍我的办报理念中，报纸大众化一直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理念。在他发表的众多相关新闻文献中（许多都是创办新报纸时的发刊辞），“报纸大众化”都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为了让中国的读者能够轻松地接触到报纸，就要面向广大的读者来办报，为了实现成氏的办报目标，就必须对报纸的价格、办报的内容和发行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完善，这个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就是西方成熟的现代化报馆企业管理体系。这一切都是为了达成“读者大众化”这一目标的。成舍我曾经感慨到：“在欧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见工人，老妈子，手拿着报纸，一面走，一面看。一个工人的家庭，当他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时，她的篮子里，除却面包，小菜外，一定还附带着一份当天出版的报。中国，则不仅工人，没有看报的福气，即所谓知识阶级的小学教员，如果要看一份报，也那样很费气力。大多数的平民，和一部份贫乏的知识阶级，都不看报，然则报是给什么人看的？我们办报，还有什么意义？” 他痛感于“中国的报，大部份，一向只是给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做起居注，做玩具，因为他的销路，只限于这种极少数人。” 所以，成舍我立志要实施报纸的读者大众化之现代报业理念。

我们知道，从新闻报道方面来看，“报纸大众化的重要一点是新闻宣传内容的‘大众化’。成舍我的办报经验是以最快的速度刊登新闻，以通俗的文字、风格鲜明的议论撰写文章，在新闻报导面方面，则以读者大众喜欢的新闻为主。《世界晚报》创刊初期，主要有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副刊等，而教育新闻则是其主要特色” 。

言论写作是否能够反映读者大众的呼声与要求？这也是读者大众化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重视新闻评论的角度来看，成舍我的报纸大众化并不仅仅是将报纸办成一种通俗性的‘小报’，而是努力将报纸办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唤起大众思想情感的报纸。因此，这需要报纸的可读性并能为大众所阅读的同时，使报纸发挥其舆论导向的作用，这就是报纸要达到‘立己’、‘立人’和‘立国’的目的。《立报》创刊时所打出的大众化的旗号，并不仅是报纸的小型化和通俗化，而且也是通过评论而起到的‘唤起民众’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国民‘觉到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立报发刊要旨》）。说大众想说的话，议大众所议的事，这是报纸面向大众的根本。”

“与新闻、社论处于同样重要地位的报纸副刊，也是报纸大众化的关键。从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越是大众化程度高的报纸，也就越重视报纸副刊的建设。一张大众化的报纸不一定能通过副刊吸引读者，但副刊却有着新闻、社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往往是知识分子精神与大众化文化精神的汇合点，是面向大众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化的一个途径。”

除了这些办报的基本内容以外，成舍我还在印刷、发行、广告、财务、管理等各个环节为读者大众化这一目标而奋斗。为读者该花的钱虽千万亦慨然投资，不该花的钱，则一毛不拔，这在成舍我的报馆管理中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文化”，以至于一些职员对此很有怨言。

为了实现读者大众化，成舍我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采取的最重要之重大措施，就是学习了西方的小型报纸样式，立志打造中国化的高质低价、服务大众的小型报纸。

成舍我曾经精心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报纸市场的现状，结果发现中国报纸价格太贵，无法为普通读者所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大多数报纸篇幅太厚，使用新闻纸过多。“报馆所以定价太贵的原因，就因为篇幅多，纸价昂。除却上海报，还可以靠广告收入来补救发行损失外，别地方的报，大概主要收入，专靠报费。”这种专靠报费或低劣广告的方法根本无法补齐报馆的亏空，更遑论让报馆走上一条正常的滚动发展之坦途了。

所以，成舍我认为必须办新型“小报”方能降低报价，改进报纸质量。虽然传统的“小报”在人们眼里是那种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报，但成舍我在谈及北平的小报时却说“我觉得北平所谓‘小报’，我们真有提倡的必要。虽然大家在那里鄙弃‘小报’，但是若把他的短处，加以改革，在将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小报’一定要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篇幅小，所以定价比一般所谓‘大报’也更便宜，因定价便宜，所以士大夫不齿的引车卖浆之徒，也还可以勉强买得起。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是要将这种‘小报’‘提倡’‘改良’而发达起来。他现在所以不能十分发达，就因为他们的大部份，在‘评论’，‘新闻’，‘印刷’，和报馆的‘组织’方面，都缺乏了近代报纸必具的条件。如果能够使他充实而具备。更依着环境的需要，他的篇幅，可以比现在所谓的‘大报’少，‘小报’多，那么，在形式上说，这简直可算做我们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标准报” 。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和一批报业同人共同创办了上海《立报》，其发刊辞《我们的宣言》提出了“报纸大众化及日销百万份的营业方针”。这份中国式的新型小报走“精编精采”的路子，实行“小报大办”方针，以4个版面的篇幅与有16个版面的上海大报《申报》与《新闻报》展开面对面的竞争，不仅很快就站住了脚跟，而且在第二年就达到了10万份的销路。1937年上海中日淞沪会战期间，《立报》的发行量达到了20万份以上，打破了当时中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

2. 管理企业化

同那些前辈个体文人办报思路有所不同，成舍我的报馆讲求实行现代科学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力图把良好的经营手段与报国的办报宗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成舍我虽然敬佩以往的文人办报前辈们的奋斗精神，但他也能脚踏实地，清醒地认识到时代与环境不同了，所采取的手段也要有所不同。他曾说过：“从前那班文人，想以个人力量去办报的，近百年来，在欧美几乎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现在，虽还有些文人，用极少资本，凭个人文章和资望，去自行创办报纸，然而这种报纸的成功希望，是一天会比一天减少。”“这就因为现代的报纸，既然纯粹商业化……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资本。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

为了实现心中理想，就必须正视现实，学习与掌握先进的西方报业管理经验，以企业化的方式来管理报馆。在这方面，成舍我有着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和强烈的经营意识。

1924年4月成舍我创办自己的首家报纸《世界晚报》时还很贫困，仅以200块大洋就办报了，所以勤俭节约就成为他“节流”的主要手段了。成舍我自己也说过，“由于我的办报，多是匹马单枪，无本起家，一切不能不精打细算” 。

在第二年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以后，成舍我开始注意使用现代化企业管理手段来“开源节流”。他广揽人才，厉行节约，集约生产，理顺环节，在报纸业务、印刷、广告、发行、采购、人事、财务等各个环节强化管理，力图使报馆获得良好的经营成效，以便保持滚动发展。

在北平创办“三个世界”报刊的时候，成舍我已经开始在中国第一个探索使用报业集团化“托拉斯”组织方式来集体采购，降低成本，共享资源，互通有无。他的“三个世界”报刊内部人事统一调配，相关物质统一采购，不同资源互相共享，尽量节省成本，达成最大经济效益。

为了培养可靠的报童，成舍我曾经意图收容北平报童，计划在全市各处分办20个《时世界日报》附设的报童工读学校，以对抗北平“报霸”操纵克扣报纸零售通路的行为。为了培养合格可靠的专业人员，成舍我还创办了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开设各种报馆急需的管理科目，自我培养“世界报系”大批量的“手脑并用”人才。

1930年成舍我的欧美新闻事业考察一行，对他的报业理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方报馆的现代化市场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管理观念与手段，给了立志当中国“新闻大王”的成舍我以很大触动。实际上，成舍我一生中总是希望能够成为像其心目里所钦佩的英美报业巨头那样以强大的报馆实力影响社会发展的有力人物，所以，他虽然唾弃西方的许多报业大王把报馆当作为自己盈利的“私业”，但对西方先进的报馆经营方式却赞赏有加，因为成氏知晓，这种报馆管理的企业化手段将有助于他办报理想之实现。

从西方新闻史的角度看，“总观西方大众化报纸，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政治立场上标榜是‘超党派的独立报纸’，将报纸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企业。二是新闻业务上扩大新闻报导面，特别是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以及煽情主义新闻。同时重视评论和政论文章，以尖锐、犀利、活泼的政论吸引读者，并树立报纸在读者心目中的威信。三是在经营管理上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以广告作为报纸的主要收入。作为极力借鉴西方新闻管理经验的成舍我，在其报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尽力向着这三个方面努力，以大众可能接受的程度从事新闻事业” 。

1932年从欧美游历归来，成舍我就开始了报馆管理工作的改革。“《世界日报》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实行“科学管理”，这就是新设立的‘监核处’，对报纸营业方面的事情实行严格的管理，并登报声明要求读者的监督检查。随后，成舍我又在会议制度、人事制度、编辑、营业、印刷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增大监核处的职能，加大监核的力度；实行工作日记制度，全体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工作日记，作为考察人员的凭证。”

诚如一些专家所言，“《立报》创刊后，成舍我继续他的报纸管理方式，坚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思路，惨淡经营，刻薄起家。以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报纸，实行赏罚分明的制度，甚至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督促编辑勤奋工作，他亲自设计了扇形编辑桌，等等，这些措施在报纸的管理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3. 收入广告化

报馆现代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注重广告。因为广告能够带来丰厚的收入，能够支撑报馆的正常营运，还能够为报纸提供新的业务，开拓新的领域。

与现代化的西方大众化报纸老板相似，成舍我也十分注重广告业务，注重在自己的报馆营运收益中广告收入所占的地位。

成舍我重视广告，首先表现在他的大多数报纸第一版都是广告版面，这种纯粹仿效英国老牌报纸《泰晤士报》的版面安排方法令人吃惊。

1785年创办的《泰晤士报》因为其第一代创办者老沃尔特是商人，他最早创办《泰晤士报》也仅仅是为展示其推销的高速印刷轮转机之效用，所以非常重视广告，并将宝贵的第一版版面全部拿来作为刊登广告之处。这种传统成为英国老牌报纸的标准版面，但在现代报业兴起之后——特别是廉价报刊兴起以后，此种重视广告的排版方式报纸已日渐稀少。但是，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和《民生报》等主要报纸第一版都刊登广告，这只能说明，在成舍我心目中，报馆的广告实为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除了第一版通常用来刊登广告以外，成舍我的报纸还经常“见缝插针”地在中缝或“报屁股”、半版上下部或报尾等处刊登广告。各种黑白相间的广告内容与图片虽然使成氏的各类报纸看上去并不那么美，但带来的效益一定是可观的。

从成氏各类报纸所刊登的广告类型来看，可谓“五花八门”，但仍以工商、文教、政府、社团、就业广告为主，乱七八糟的广告也不是没有，但其版面都比较隐蔽或版次靠后，数目也较少。

因为是“穷孩子”出身，苦日子熬过来的人，成舍我为人有时显得过于“吝啬”，所以他的报纸上也常常有拒绝刊登免费广告的告示，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民生报》1928年2月6日第二版上的这则“本报广告部特别启事”，内容如下：“本报并非任何方面之机关报一切费用纯恃营业收入且广告地位异常狭小故无论何种广告均须收费惟有关党国者自当特别从廉所有请登免费广告者概难照办事非得已尚希各界得以鉴原不胜感荷。”这则启事专门说明该报纯属民营，特别依赖广告，不愿意被人“打秋风”而减少对《民生报》来讲非常重要的广告收入。

其实成舍我对待广告是有着一整套观点的。他认为在报纸的内容上，报纸内容和言论版面无疑占据着第一的位置，而广告则是后续的产物，只能随着好的版面内容与发行而来。因此，广告虽然重要，但并不是一个报人最值得重视的科目。“因为内容不弄好，言论、版面，一塌糊涂，就发行说，你即逢人哀求，或竟免费奉送，人家也不愿阅看。至于广告，则更要销路广、效力大，人家才肯刊登。假使这张报根本没有几个人看，登载任何广告，都如石沉大海，则尽管卖人情，讲关系，最多也不过敷衍一次、两次，要人家欢欣踊跃，长期作你的广告顾客，那等于你要人家做你长期的广告‘施主’，当然这是不可能也极可耻的……因此，一个报纸办好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劳而无功。”

《立报》初创期成舍我争取广告的方法就令人称绝，他主要通过三种办法：“一是派出广告人员外出联系，招揽生意，灵活掌握广告费；二是从其它报纸的广告中选择一定的广告，在未经业主同意时就便刊登在自己的报纸上，然后派人上门收取广告费，此种办法无论多少，有收到便可；三是自编广告以吸引商家的关注。这些办法自然不是好办法，但在报纸初创阶段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以后报纸的广告业务打下了基础。”

但是，成舍我的报纸上也经常出现新闻与副刊为广告出让版面的情况，我们在《世界日报》或《民生报》、上海《立报》上都曾发现过这种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成舍我真的非常重视广告，视广告客户为“上帝”，另一方面说明成舍我还没有积累起西方著名主流权威大报（如《纽约时报》）那样的财力，无法真正贯彻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4. 新闻本位化

新闻本位化是现代报纸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在离开了维新改良、革命暴动、五四运动、军阀割据等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动荡时代后，政治化的政论政党报刊固仍然存在，而且势力还相当强大，但是大批的（个体或同人创办的）民营独立或商业报刊也已崛起，新闻已经逐渐代替言论成为报刊上的第一主角，这种趋势在成舍我时代的报刊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同把宣传本党立场的诸多“论说”放在首位的政党报刊不同，这类独立的民营报刊都不约而同地把“新闻”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用不同派别的社会大众都非常关注的新闻信息、新闻报道来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成舍我所创办的报纸也是这样。

成舍我自己最早创办的报纸是《世界晚报》（1924年4月16日）。这张晚报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报纸，第一版是报头与广告，第二版就是国内外要闻（新闻）了，第三版为本市新闻与教育新闻，也是以新闻信息——特别是教育新闻信息为特色，第四版是副刊“夜光”。从这个版面安排来看，《世界晚报》的“中心竞争力”还是新闻信息。

成舍我虽然在创办《世界晚报》时已经在新闻界摸爬滚打了好多年，稔熟报纸的校、编、采、写、印等主要环节，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活动与办报经验，但是《世界晚报》创办之时，“正是北京办晚报的高潮时期，常见于市面的晚报已有十几家之多，同业之间竞争很激烈” 。但成舍我却力求将这份晚报办出特色，这就是强化新闻信息报道和办好“夜光”副刊。他“宣布其国内外新闻均设专人采访，绝不向早报和其他大报抄袭。其次是除刊载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之外，特设了其他报纸很少注意的教育专栏，以扩大该报在教育界的销售。” 果然，由于出色的新闻消息——特别是关于北京教育界的各类新闻信息，以及张恨水主编的“夜光”副刊，成舍我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赢得了“开门红”并很快成为北京的一份著名晚报。

成舍我随后创办的《世界日报》更是以出色的新闻报道而知名。这家成氏未来“世界报系”中的“旗舰日报”创办于1925年2月10日（该报历经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25年到1937年；第二时期从1945年到1949年。总共大约生存了17年），是一份两大张八版的大报。略为研读这份报纸可以发现，除了第一、第四版为广告（如前所述，成舍我非常注重广告业务），第五版为画报，第七版为各类专栏，第八版为“明珠”副刊以外，《世界日报》的第二、第三版皆为国内外要闻，第六版是各省新闻和社会新闻。显然，除了很有特色的画报和专栏、副刊以外，每天占据了三个版面的新闻信息仍然是这份报纸上的“主角”。

成舍我创办的南京《民生报》在新闻信息的刊载上更加突出。该报创办于1927年4月18日，以“精、简、全”为编辑原则，开创了成氏新式小型报纸之先河。

《民生报》不仅重视每天跟踪报道国内外的新闻消息，而且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出发，创设了一个“上周国内大事述评”专栏，对过去一周内发生的国内重要新闻进行回顾综述与简评，帮助读者加深对过去一周大事的印象。有一周这个栏目因故没有刊出，《民生报》马上在报纸第二版右上角的显著位置刊登“编辑处启事”，说明“一近日沪宁长途电话线损坏故本报上海电话暂行停止一矣修复再行报告刊载二今日因出版时间关系（一周国内大事述评）稿未及付排改于明日刊登敬希注意”。

5. 发行服务化

对于未来中国报纸的发行问题，成舍我先生一直给予很大的关注，这是因为成氏认为中国未来的报纸如果不能得到大众化的普及与喜爱，则断无成功之可能。

由于发行工作直接关系到成舍我报纸之读者大众化目标的实现，所以被看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成舍我对发行所涉及的印刷、报价、交通、组织等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功夫，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谈及发行工作时，成舍我认为首要问题是降低报纸的价格。他在《中国报纸的将来》一文中这样分析道：“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中国报纸的价目。一份日报，普通总要买到大洋四分，以月计算，平均总是大洋一元。”“因为拿中国的生活程度，与欧美比较，中国报纸，不但绝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报，且是世界上最贵的报。”“中国普通工人，像牛马般劳动的工人，就北平来说，平均不过月入十二元，如果他们看一元钱一月的报，就要占去他们全部收入十二分之一。不特一般工人看不起，就是每月收入二三十元的小学教员，要叫他提出全部收入二三十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三或四强来看报，恐怕也十分不易。他们这样微薄的收入，先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奉父母，下养孩子，试问那里还有许多余钱，再买报看？” 所以，成舍我力主创办“小型报纸”，缩减版面，通俗内容，降低报价，因为这样才能在发行中取得最佳的效果。

其次，成舍我特别强调在发行工作中要注意采用先进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如果能使用飞机，把报纸每天将要发行的内容制好版面，用飞机运送到各地大城市中，就能在一天中让全国的读者看到相同的报纸内容。他曾经设想过一种依靠飞行运输而发行全国的‘国家报’发行网络模式，他写道：“据我的理想，未来的中国‘国家报’，譬如就北平说，北平的一个大报，他总馆设在北平，他可以就他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去尽量普设分馆于他所要推销的全国各省市县镇。” “每晨，由总馆，将应运往外埠之报，提前用飞机分别送达，如果航程仅在一小时，或最多二小时以内者，每一外埠之分馆，可俟总馆报到，以总馆出版者为正张，分馆出版之本埠消息为附张，一并分配于阅者。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都会报与地方报之长，可冶于一炉。都会报之短，为不能详载地方消息，地方报之短，为不能有巨大资力，可以供给地方读者，以最灵捷详尽之世界的全国的重要消息。由此办法，两种报之缺陷，即均可弥补。” 事实上，在成舍我的办报过程中，使用便捷的通讯与运输工具来达成迅速普及的发行一直是一个他相当关切的重要环节。

在组织上，为了与各地霸占报纸发行市场的“报霸”作斗争，成舍我曾经在北平开设报童工读学校，将全市报童组织起来，对抗“报霸”操纵克扣零售通路的恶劣行径。成舍我的计划是“意图收容北京报童，计划在全市分点办20个这样的学校，每班定额60人，两班交替在上午学习，下午工作。这所学校如果办成，约可收2400人，所谓工作就是卖报，上午有1200外报童出动卖日报，下午也有1200人卖晚报，形成一股强大的推销力量” 。这些设想，在成舍我所办的各家报纸发行工作中都有体现。

报纸印刷是否及时，是否能够保证质量，这也是关系到发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成舍我在印刷方面也投入了大量心血。

事实上，成舍我先生一开始创办报纸，就对报纸的印刷业务极为重视，非常上心。他早年在不同报纸担任校对工作，对报馆印刷工艺程序比较熟悉。1924年他最早“创办《世界晚报》，资本仅二百元，最初系委托在印刷厂代印”，然而，“托人代印，只要迟付一天印刷费，工厂即拒绝排稿，若你加以责问，印刷厂老板即会叫人躺在地上打滚叫肚子饿” ，殊为不便。后来随着业务发达，月有盈余，成舍我虽仍无法大量扩充设备，但却陆续购进了十几部对开凸版机，着力加强报纸的印刷机械化水平。为了节省资金，保证按时出报，培养报馆人员的印刷能力，他特意开办了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专门设有“报业印刷与实习”课程，并且在学校附设印刷厂以提供学生随时进行实习。为了强化学生的印刷排版能力，成舍我亲自动手，设计各种中文排字改革计划，革新印刷排字工作的训练方法，“彻底整理字汇”，采用“新字架的规划”，甚至自行设计一种排字桌，以尽快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之健全新闻人才。

有人说成舍我“就报纸而言，无论编辑采访，经营管理，他都有一套办法，甚至可以说那已成为‘成舍我体系’吧。只是一件不足之处，他始终搞不好印刷。1930年，赴欧美考察，主要就为的学印刷技术。后来办新闻学校，听说遇到印刷课程，他都去旁听，而且很用心。他老想在印刷方面有所革新创造” 。这说明成舍我确实在印刷方面下了很多工夫。

成舍我曾经回忆说：“民国24年（1935）我在上海创刊《立报》，排字工作全部由‘北平新专’初级班毕业学生担任（高级班当时尚未毕业），他们不但夜间在馆内排字，白天还出馆采访。” 他还说：“四十年前的报纸，尤其北平，尚未完全进入企业化时代，大家仍停滞于文人办报阶段，以巨资购置新机（器），自非一般文人所能负荷。” 但当1932年天津的“《大公报》购置新轮转机，其原有轮转机，因工厂狭隘，必须迁出，新机始可装置。《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乃就商于我，愿廉价转让。时北平各报，尚无使用轮转机者，销路最多的《世界日报》和《晨报》，也只用十几部对开凸版机印刷，对于胡先生的提议，我深感兴趣。于是我到天津数次（商议）” 。最后在张季鸾的帮忙下，成舍我以8000银元买到此机，经过彻底整修后，效能与新机已相差不远。“《世界日报》在改用这部轮转机以后，出版时间提前，销路加速上涨。”

另外，成舍我也很注意在发行工作中时刻以读者方便为中心，刻意做好服务工作。他的报纸上经常刊载一些“启事”，及时告知读者发行方面的相关信息，以方便读者。比如这条“启事”刊登在《民生报》某日的头版报眼重要位置上，“直接定报诸君注意：（一）本报收取报费均有发行部收据为凭倘无收小型据请勿付款（二）尊寓如有迁移务望通知鄙社避免漏送此启” 。说明该报十分注重维护读者权益，注重发行工作。

6. 内容通俗化

为了达成报纸大众化之目的，就必须在报纸的内容上满足普通公众的阅读需求，做到报纸内容通俗化、对口化、丰富化。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和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在内容上都有着通俗化的特点。

成舍我所主张的报纸内容通俗化并不是西方“黄色新闻”式的小报风格，而是以精编精采的方式，注重报道普通大众关心的新闻，刊登大众喜闻乐见的多种专栏信息，并将严肃的政治军事新闻以通晓明白的文笔加以报道。

成舍我判断：“据我的意见，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的报纸，对于政治消息，和社会上盗窃，及变态恋爱，太注意了。这种新闻，在将来，一定要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至于人们对政治盗窃恋爱等事件，决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津津乐道。”

成舍我先生引用多重发行与广告资料、世界报坛发展趋势、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等知识，结合自身长期办报的实践经验与思考，提出了中国报纸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中国未来的报纸，因为科学、经济、文化、读者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发展影响，将改变目前“英美派”报纸“篇幅多、定价高”的模式，而走向一种篇幅缩小、内容精编、价目低廉、发行便捷、读者大众化的中国式全国性小型报纸，所以报纸内容也必须相应地通俗化、明快化，以适应读者的要求。

“众所周知，一张报纸之所以生机勃勃，能够让读者掏钱购买和阅读，是由三种元素构成的：其一是新闻，这是报纸的血肉，它使报纸鲜活而丰满；二是言论，它包括评论、访谈、述评等被归入报道类的议论，这是报纸的旗帜和精神；三是专栏、专版、专刊，这是报纸的骨架，它支撑起报纸的体型，也显示出报纸的气派。专版、专栏、专刊的策划，主要是解决可读性的问题。成功的版面策划能够使报纸有效的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巩固阅读率。成舍我在这几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的新闻，信息丰富、编辑精炼；他的专刊，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他的言论，短小精悍、一语中的、十分及时，显示了一种中国新式小型报纸的魅力。

“成舍我的受人欢迎的实用性新闻理念，如看中消息的迅速、新鲜、准确，关注特定读者群，娱乐性强等大众化、平民化的受众思想及坚持独立办报的原则，为报纸内容增添了极大魅力，而他科学的报业经营思想则使这些魅力得以辐射至千万百姓，并为他们所认同。” 这其中就包括他服务于读者的发行措施。

对于成舍我来讲，“做报业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梦想，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设，独立经营新闻事业’相标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办十家大报，都以‘世界日报’命名，还要开办专用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功，但他对新闻事业的深情和执着从来都没有改变” 。他曾说：“我有一个设想，如果时局稳定，我计划在全国十大城市即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沈阳、广州包括已出版的北平和重庆各办一个报馆，每份报纸以10人阅读计算，那么全国就有1000多万人能阅读我的报纸，这对提高全国民众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都很有帮助。” 显然，成为全国性的新闻报人，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服务一直是成舍我不懈追求的一个梦想。

四

成舍我创办“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的背景与原因是什么呢？

民国时期，乃是中国的文人独立报刊在强势的政党报刊胁迫下，在商业通俗报刊沉重的挤压下，在国际国内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的背景之下顽强生存、坚韧成长、迅速壮大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成舍我能成为这个文人独立办报群体中有影响的一分子？为什么他的办报活动与其他的文人办报方式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成舍我最终发展出来了一个“二元一体化”双向价值取向的办报模式？这可能与成舍我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1. 少年时代的深刻印象

成舍我祖籍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个旧式小官僚家庭，幼时家境贫寒，随父成壁举家迁居安徽的安庆。10岁，少年成舍我遭遇了一次家庭巨大灾祸，并因机缘凑巧，第一次见证了新闻媒介的巨大威力。

“1908年，成璧任舒城县监狱典史时，该狱发生一起囚犯暴动（反狱）事件，知县为了推卸责任，买通地方报纸驻安庆访员制造谎言，颠倒黑白，硬把反狱说是越狱（囚犯因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而逃狱），嫁祸于成璧。此间，上海《神州日报》驻安庆访员方石荪（有人称方时荪），经多方调查取证，由其子方竞舟撰文，在报上披露囚犯反狱真相，为成璧洗扫了不白之冤。这一事件给少年成舍我感触很深，使他意识到新闻舆论的威慑力量——既可深文周纳，锻炼人罪；也可伸张正义，讨回公道。他因此立志要做一名正派的新闻记者——用笔，写出人间社会的公理与不平。方竞舟成了他习作的‘蒙师’。”

一个人的终身志向之确立，可能与他（她）少年时的生活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试想当年，为辩清冤情，10岁的成舍我和父亲各处奔走求告，得记者方石荪仗义执言，其父冤屈才得以平反，整个家庭才得以存生。成舍我由是震惊于新闻记者旋转乾坤之力量，遂决心日后投身于报业。显然，少年时经历的这场生死官司，使成舍我初次认识了新闻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威力，这种具有锄强济弱、维护公义的职业深深地契合了小小成舍我心中追求社会正义的理念与抱打不平的理想，对他日后终身从事新闻事业，以之报效家国、服务众生之志向可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五四运动和北大独立与自由精神的熏陶

1918年，因“南社”风波只身来到了北京的清贫青年成舍我，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陈独秀等人的推介与安排，初以旁听生资格，后正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中文系）学习，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正式学生（当时他的名字叫成平）。在北大学习期间，成舍我积极参加新文化宣传运动，广泛吸收各种思潮——特别是李石曾、吴稚晖“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自由思想，在校园里参加了多个学生社团，创办了两个他为负责人的学生社团，尝试各种文化活动，还在李大钊的推介下课余在北京《益世报》担任总编，得到了全面的锻炼。这一段青年时期的求学与办社办报履历，对成舍我无政府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他创办报纸、书局、编译社、大学校等“大局面”的理想襟怀，都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力。

北大学者陈平原教授这样论述成舍我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之关系，“五四时期北大提倡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崇高地位，以及蔡元培校长亲自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文科教授徐宝横出版国人自编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无疑都使得大学生成平深具改造中国报业的责任与信心。实际上，蔡校长之强调新闻事业的巨大意义、论证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特别之经验与广博的知识，以及徐教授之主张新闻‘在文化运动中，占甚重要的地位’，故应‘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应‘谨慎据实直书’，应代表国民舆论而不是党派利益等，对青年成舍我产生巨大影响，并落实在其时所撰《舆论家底态度》、《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知编译社报告书》、《新知书社计画书》等文中” 。

事实上，“1918年至1921年，成舍我就读北大四年，正是这所大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时期。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提倡与鼓励，五四时期的北大校园里，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这实在是个奇迹，校园里五花八门的社团，既促进了学生思考，又可引导社会思潮。即便名气不大的新知编译社，也都令今人刮目相看；而社长成平的文化眼光与组织能力，更是日后大展宏图之预演” 。

“北大学生之所以能够保持远大抱负，并且尽快出现在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的前沿，与在校期间的‘操练’大有关系。成平们的新知编译社，除了组织新知书社，还要‘设立读书会’，主要工作包括研究、讲演、办杂志、编纂教科书及百科全书四项。成平曾说，‘我极主张，现在的中国文化运动，非有各种大规模的组织不可’。依此思路，成平并列出三种从事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日后努力的方向：报馆、书局、大学校。” 当时“已经投身新闻事业多年的成舍我，不满国内报馆之或转译路透社电讯，或充斥‘流氓访客’糊弄来的‘敲竹杠’的新闻，而将‘完备的报馆，健全的舆论’作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理由是‘我以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注重文化运动，而不是一般新闻写作技巧，此乃北大出身留下的深刻印记，终其一生，大概都很难完全磨灭” 。

后来的岁月里，成氏先后创办了“世界报系”、南京的《民生报》以及上海、香港、台湾《立报》，还连续创立了三所新闻专科学校，这些，很可能都源于他年轻时候在北大校园里所萌生的梦想。

成舍我日后以报人及新闻教育家著称于世，早年的意气风发，以及在北京大学阶段所设立倡导的文化运动三大计划，后来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显然，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成舍我以天下为己任和热爱家国、共襄时艰、文化改造社会、独立办报救国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长久的影响。

我们相信，正是北大的校园氛围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最终确立了成舍我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据成舍我的同窗好友昊范寰回忆：成在北大时深受蔡元培‘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理念的影响，有很强的独立性，从不愿依附别人。他虽然最早被陈独秀、李大钊邀去参加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集会，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并不欣赏。”

“当然，他当时信奉的这个主义还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中的温和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吴稚晖，这一思想派别的政治文化特点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并把道德教化视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手段。很明显，这是成舍我当时拒绝‘布尔什维主义’的最直接的思想和价值依据。后来，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派别分化为许多支，其中的一支就是成舍我奉为人类真理的‘世界主义’。他之所以将自己所有的报纸都冠名为‘世界’，其思想奥妙就在这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都是与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有密切联系的。特别是当成舍我稍后又将李石曾的互助合作主义加进来，他的新闻思想内涵就更丰富和热闹了。应该说，坚定地信守蕴含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主义’正是他从办报伊始就敢于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勇猛无畏揭露抨击军阀和形形色色的权贵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成舍我于五四时期在北大求学四年，对其最大的影响有三：其一，奠定了成舍我一生信奉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支派）独立思想；其二，北大的社团活动养成了成舍我宽视野、高目标、大动作的工作素养，对他后来追求大而全的报系集团有直接的影响；其三，成舍我课余一直在北京《益世报》打工，以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贯彻了他从北大学习来的新思想与新理念，这对他日后终身从事新闻行业的志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执拗独立的个人性格与坎坷的青少年奋斗经历

成氏祖籍为湖南湘乡人，同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等湖南俊杰同乡。成舍我的祖父还曾经给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打下太平天国天京城的曾九）当过幕僚。湖南人性格中的执拗、倔强和顽强是出了名的，可能这种乡土文化对成舍我后来的成长与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成舍我虽然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在上北大前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学堂教育，只能随父读书习文，通晓了旧学基础的四书五经。1909年，11岁的成舍我在安庆进入湖南旅皖第四公学高小班学习，虽因优异成绩晋升初中，但翌年就因贫辍学了，后来考上了私立江淮大学也无力入学。13岁时，他曾偷偷地跑去参加青年军的学生队，即将登船时被其父拦下，否则可能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会缺少成舍我这一号人物了。

15岁时，成舍我受孙中山国民党派的影响，并担任了安徽《民岩报》的外勤记者工作，开始从事新闻事业。虽然年轻贫穷，但成舍我自强自立，从安庆的《民岩报》到沈阳到《健报》，再回安庆与同志筹办《长江报》未遂，为当地军阀逮捕，保释后流亡上海，卖文为生。在结识了十分赏识他逆境奋斗的陈独秀等人后，成舍我进入了上海报界，在《民国日报》担任校对和助理编辑。后因“南社”风波，一怒之下愤而辞职，只身北上，欲进北大求学。到北京后，成氏上“万言书”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其赏识，获准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北大。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俊杰的热情帮助下，成氏进入北大旁听，参与北京《益世报》编务，并最终凭借一己之力考上北大，赢来了人生的辉煌。成舍我这段青少年时期的奋斗经历，对他日后独立自主地创办报纸，兴办学校，开办新闻公司都有巨大助力。他能够在军阀割据、国共战争、南京受压、抗日烽火等艰难时局中抛家舍业，屡扑屡起，自强不息，应该说青少年时候的贫寒与奋斗经历对他的人生性格、生存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成舍我的性格属于那种刚硬倔强、独立自主、宁折不弯的类型。他痛恨不公，藐视权贵，不喜虚伪，追求完美，凡事亲力亲为，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他“把报业看作指挥一支作战军队”，要求报馆各单位严格按照各自的要求来做好自己的工作。他说：“指定的发稿时间，一定不许迟误，指定的采访任务，一定需要达成。印刷部延时出版，一定要追究责任，校对房错字连篇，一定要依章处罚。尤其重要的，即对于参加这支报馆军的每一分子，必须随时随地充分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一个标题不如人，编辑先生应该感到羞愧，一条新闻不如人，外勤先生应该吃不下饭。人人要争取胜利，但这胜利的有效期限，永远只是一天。” 从这段话中，可见他对手下人员要求之严、管理之细。那么他对自己的标准肯定更加严格。

1934年成舍我的南京《民生报》因为报道汪精卫手下彭学沛贪污案的丑闻而被封馆，汪的党徒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坚决地答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 汪气极之下，下令成舍我永远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南京办报，《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毫不妥协，立刻又筹备在上海创立《立报》，继续做新闻记者，坚守自己的主张。

4. 外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影响

由于成舍我受过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教育（为了考上北大成舍我曾经刻苦攻读基础最差的英文），所以他对西方的新闻事业状况并不陌生。1930年，成舍我与好友程沧波一起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考察了欧美主要国家的新闻事业，对当时的西方新闻主流状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了解与学习。这次欧美考察活动对成舍我的办报思想与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促使他思考中外新闻事业的差距和原因，对他形成“二元一体化”的办报模式有着直接的影响。

1930年4月到1931年2月的这次考察，给了成舍我一个就近观察学习西方现代新闻事业的绝佳机会。他和程沧波两人同赴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美国等国家，不仅详细考察了伦敦、巴黎的各家报纸、通讯社等媒体，还去日内瓦参加了“万国报界公会”，成舍我还随后在布鲁塞尔的“报界公会”上应邀发表讲演。第二年他们离欧访美，专门前往密苏里拜谒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著名新闻教育专家威廉博士（前密大新闻学院院长，时任密大校长，曾经帮助中国建立正规化的美式新闻教育体系）交流，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因为成舍我具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又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同行的好友程沧波亦是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知名干才，两人相互探讨，比较切磋，获益更多。据当年的一位当事人回忆，“他们（成程两人）到巴黎区参观报馆，有我陪着他们，曾看过《无敌报》、《日报》、《小巴黎人报》、《巴黎晚报》、《论坛报》。还有很多别家的报纸。舍我之看，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而是细细的看，从排字开始，而编辑而发行，无一不看，不但看，且研究，而且比较——他们彼此之间的比较，同中国报纸的比较。有点不明了的，他必问，反复的问，不厌其详的问” 。从此段回忆文字中，可以想象成舍我此次欧美报业考察的翔实仔细。

具体来看，成舍我的这次国外专业考察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他影响甚大。

其一，西方新闻界主流权威大报所表现出来的办报方针的独立性和社会舆情的强大影响力对成舍我印象至深。他说英国的“‘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 回国之后他在北京报界公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世界新闻概况，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有保障，主张报纸的言论完全听民意的支配” 。“他对于英国报纸对政界的影响，尤其是报界两巨头罗赛迈（北岩爵士之弟）和毕维林左右政局的作用极为赞赏。曾任《世界日报》经理的昊范寰认为，在欧美的考察，对于他经营民间无党派新闻事业并有重大的影响，使他的组织报业托拉斯、做个真正权威的‘无冕之王’的思想更坚定了。”

“把报纸办成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那样的民间自由主义大报，是从王韬以来许许多多中国民间报人的最大愿望。成舍我更是如此。他最羡慕的是这两张以‘公众良心的独立信托者’自居的‘高级报纸’，一是在政治上的独立，二是经济上的独立。” 后来他回国后马上创办南京的《民生报》和上海的《立报》，就是想以独立的办报方针，获得强有力的社会影响力。

其二，成舍我考察中重点考察了英国北岩勋爵等人所办的“小型报纸”，对这种讲求“精编精采”，以服务普通社会大众为办报目的的报纸非常感兴趣，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思考。他对北岩勋爵的这种以工友、市民、小业主为对象的报纸情有独衷，对英式“小型报纸”的低廉报价、大发行量、精炼的文字与内容和负责任的犀利言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创办旨在实现读者大众化和社会责任化的小型《民生报》和《立报》。

事实上，从世界新闻史上来考察，北岩勋爵的“小型报纸”（Tabloid）的出现并非偶然。以往英国的报纸多为“大报”——即使是像《泰晤士报》这样的独立报纸，也是以上层精英主流社会为服务对象的。而一部分“廉价化”的政党报纸虽然开始向普通大众靠拢，但“骨子”里的上层意识和习惯却没有多少改进。最为新颖的《每日电讯报》全面学习美国商业报纸的做派，完全商业化了，但大型的报纸、老式的美国导语、僵硬的所谓“倒金字塔”式写作方式并不能获得普通都市大众读者的欢迎。于是，在适应都市广度读者的层面上，出现了北岩勋爵的新型“小型报纸”。这种“小型报纸”篇幅只有普通报纸的一半，运用现代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办报机械，大幅度地降低成本，导致售价低廉。同时，在办报版面上采取“精采精编”的方针，不遗漏任何重大新闻，但却用简洁生动有趣的写作技巧和大量的图片来加以处理，达到普通大众喜爱的效果。最后，“小型报纸”在获得大众读者的欢迎时并没有放弃社会责任，依旧以犀利的言论、独家的揭幕报道行使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职责。这种混合了商业性报纸和独立性报纸双重有益成分与特色的英式小报，当然引起了成舍我先生的注意，成为其实现“二元一体化”办报目标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模仿对象。

其三，欧美之行——特别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考察工作，使得成舍我清醒地看到并认识到了当时西方新闻事业中的一些弊端。比如西方以“黄色新闻”报道为特色的大众通俗报刊泛滥现象，使得成舍我忧心忡忡。他曾当面询问影响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界至深的密大校长威廉博士：如何才能避免不负责任的“报纸商业化”现象？对威廉博士的泛泛答词不以为然，并产生了改造中国报业的新想法——就是绝不能坐视新闻事业成为新闻资本家牟利的工具。报纸既要利用市场竞争来服务公众，更要通过相应的改造来剔除报业资本家牟利的私欲。

成舍我在欧美考察期间就曾写了两篇通信，记述在英法两国考察的内容与感想。这两篇通信其一是《我所见之巴黎各报》，认为巴黎的报纸注意缩减篇幅、降低报价，此两点皆值得仿效。其二是《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提出了四点看法，对英国新闻界对政局的影响——特别是英“报界两位巨头罗赛迈（北岩爵士之弟）和华维林左右政局的作用极为赞赏” 。

总之，1930年的这次欧美新闻行业考察活动对成舍我后来的新闻从业活动影响是全面的，对他寻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办报模式更是提供了相应的案例和理念。可以说此行对他经营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组织报业托拉斯，做真正有权威的“无冕之王”思想。他的口号是“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讲话” 。

1932年，成舍我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翌年2月该校开始招生开课，学校的老师多为成氏世界报系各栏编辑或专才人物，成舍我也亲自担任了好几门课程（国文、新闻学等），著名作家林海音曾经就读过“北平新专”，她回忆成舍我讲授的课程时的一些情景，可以反映成舍我对世界新闻史相关人物与资料的稔熟。林海音说：“提起新闻学课程（注：成舍我亲自讲授），不能忘记英国报人北岩爵士，因为舍我师为我们讲世界新闻史的课程中，讲得很多很细。北岩爵士固是世界新闻史上必须提的人物，但他对于北岩爵士如此推崇，必有其原因。”

林海音又写道：“我想舍我师在世界许多著名报人中，特别崇拜北岩爵士，师有其理由的；第一，舍我师和北岩爵士一样，也是十几岁就在报馆工作，后来才入北京大学读书。他办报的理念也是受了北岩爵士的影响；他要办的是一份为大众所看的报，为人民做喉舌的报，而不是为少数人有什么目的的报。”“记得我当时还曾问过他，世界著名报纸中，尚有赫斯特报系（Hearst W.Randolph，1863-1951）等，为什么他在学校时很少向我们仔细讲起？他说赫斯特对于社会新闻的夸张渲染，他认为是报之下品，看不起，因此也不屑多讲给我们听。” 这些回忆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成舍我对世界新闻史上相关史实的熟悉和他所接受的深远影响。

从抗战胜利后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复校后的课程表中还可以看到，该校的“世界报业管理概况老师成校长（兼）” ，可以设想成舍我对世界报业的熟悉程度一定是很高的。

5. 以新闻为报国的志向

成舍我形成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与他终身以新闻事业为报国的志业是分不开的。因为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很早就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

其实成舍我在青年的时候就曾以集体的形式参加过国民党，但很快退党。后来他的一些国民党官员朋友曾劝他重新加入，但他从未答应，终身再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层有意聘请他出任国民党重要报纸负责人时他也数次拒绝了。

成舍我之所以对政党组织没有兴趣，一方面是其北大的教育背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独立自主的政治评判意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很早就抱定了以新闻事业为报效家国、独立办报的职业理想。因为看够了政党报刊的偏见吹捧，不齿于作为特定政党组织的吹鼓手，所以，政治上的中立、组织上的无党派和行为上的独立就成为他创办心目中理想的“二元一体化”新闻事业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因此，任何可能妨碍他独立办报的政治行为对于成舍我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可能在北大求学期间，成舍我就发现了新闻事业是最为适合他的一项职业了。在他看来，从事新闻工作可以保持他十分看重的自由人格，可以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知识进行事物的评判与发言，可以向他在北大时所发现的那样，通过强大独立的大众化新闻事业达成教育公众、提升民智、有益国家民族的个人志向。在成舍我看来，创办自己的报馆，自己当老板，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又能够在自己的意志范围内掌控报馆的发展方向。所以，就在成舍我因为办报而获得了很多人脉、很大声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办报优则仕，而是努力追求自己所确立的成为中国报业新闻大王，成为一个独立评判、独立发声，具有独立社会影响的职业化报人。

所以，当1947年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复校后的编采班毕业时，校长成舍我在西郊颐和园请毕业班同学们吃饭，同学模仿记者实习采访了他们的校长：“记者问：校长在我们国家声望很高，办报馆和学校好几个，又是国民政府参政员，为什么没有参加国民党？校长答：办报馆、班学校要费很多精力，我一贯反对党派进入报馆和学校，它会影响事业和青年学习。记者问：根据你多年办报情况，你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影响，你准备建立什么党派吗？校长答：不准备建立什么党派，我办报馆和学校，目的在于育人，我办的报纸平均每份报有10人阅读，每日出版10多万份报纸就有百多万人在阅读我办的报纸，读者学习了不少东西。” 这反映了成舍我献身于报业的终身志向。

五

从以上的简单讨论中我们可知，成舍我从事新闻事业以来，因为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形成了他较为独特的一种现代“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横向性的比较工作来看一下成氏此种办报模式的独特性与必然性。

1. 成舍我与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

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驾马车”驾驭的天津新记《大公报》一直被公认为“文人办报”的一个典范。将《大公报》这三个人与成舍我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拥有许多一致性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成氏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

在《大公报》张季鸾主持业务、尤重言论，与负责官场应酬、经费运筹的吴鼎昌，主持报社管理、人事安排的胡政之权域划分、各负其责。张季鸾少小从学于陕甘地区儒家大师，有着深厚的私塾旧学根底，虽然曾经在日本游学，但骨子里还带着浓厚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烙印，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较为传统的“士人型”知识分子，具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诸多特征——比如积极入世、清廉自好、立德立言、重义轻利、国士精神等。所以，当蒋介石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于他时，张季鸾便感怀于心，立志对蒋有所回报，声称彼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样，《大公报》的言论便从以前的为新闻自由与社会民主鼓与呼，渐变为报纸须服务于国家，民主自由须服务于民族统一等理念，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

不过张季鸾先生对中国报业之最大贡献恐怕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以自身成功的方式标榜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人办报”方式，这种独立的“文人论政”新闻现象乃是《大公报》和张季鸾先生承继中国传统优秀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华和模仿西方“第四等级”、“无冕之王”之“独立报纸”的一个中国化的成果。第二，张季鸾在《大公报》出版一万期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第一次在新闻史上正式提出了现代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比1947年美国“霍金斯委员会”发表的最后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一书正式提出“社会责任理论”早近十年。

虽然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旗帜性代表人物，但相形之下，胡政之则是《大公报》真正的经营顶梁支柱。虽然胡政之本人乃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全才型”人物（在本人有限的知晓范围里，另两位大概就是成舍我先生和俞颂华先生了），能写能编能管理，但他在《大公报》期间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报社经营管理这一块，这同他勇于任事、长于经营筹划之大才有关。在他主持《大公报》任期内，不仅任人唯才，先后网罗了范长江、徐铸成等一批俊杰之士，还在极为艰苦困挫的时局里，把各地的《大公报》都管理得很好。张季鸾的一支笔为《大公报》博得了举世声誉，使得《大公报》成为一家享誉海内外的名报，而胡政之的一本账务簿将《大公报》管理得风生水起，成为一家经营上相当成功的现代化的大报。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

成舍我呢？与张季鸾相比，他虽然也出身贫寒，但曾经正式就学于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系），其思想观念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服膺西方自由主义的分支无政府主义理念，与留学法国出身的吴稚晖、李石曾来往甚密，算是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因此，成舍我在其办报过程中一直恪守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独立立场，对国民党高层多次邀请其入党、办报不予考量。与胡政之相比，成舍我不仅像胡一样是一个新闻全才式的人物，更因为来往于京（南京）、沪（上海）、平（北平）等城市经营麾下多家报馆，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相互呼应、相互接济、相互补充的中国报业托拉斯体系，具有了更为超前的报业管理视野与决心。与《大公报》张、胡这两位主政者相比较，成舍我先生的长处是兼优张季鸾之业务长才，又具胡政之先生之经营管理之特色，是一个兼备张、胡之特长的罕见人物，这就为他能够创立出成氏特色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能。

事实上，在成舍我的时代，一个人在具备从事报馆业务工作能力的同时，就很难再具有经营管理方面的才能了，因为这两个领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相互克制的矛盾。长于报纸编采言论的人，通常都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精神，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立德立言立功为目标，崖岸自高，重视名节，自当对资本主义的追名逐利之行径相当厌恶；而长于报馆发行、广告管理的人，则必须具备资本主义企业化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才干，注重市场化竞争赢利，注重报馆企业化经营管理，注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并为了最终的赢利而向市场价值规律“投诚”。所以，两者虽不能说是“风马牛之不相及”，但却甚少有人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达成两者的融合，实现两方面的共赢。而这种融合与共赢在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中获得了辩证的统一，实现了两者的互助共赢。

成舍我的这种把言论报国、服务大众与市场赢利、企业经营这两种不同向度的目标结合起来，相互支撑，混双共赢的办报模式很有特色，值得我们细细加以分析。

有人认为《大公报》有四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该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自讦为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 事实上当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决定接手老《大公报》时，就曾相互约定以五万元开办费为顶，如果达不成预定的办报理想和效果，把五万元花完了即散伙，不料却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但凭心而论，《大公报》确实没有在该报的市场化方面下过苦功，所以它只是以其社会舆情引导能力而著称，在中高层读者里有很大影响，但对一般的读者，则在内容与发行方面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

如果说《大公报》在经营管理上都没有刻意地进行读者大众化、内容通俗化、发行市场化的定位，那么，其他的许多“文人办报”或同仁报刊更是轻视报业的市场化，无法遵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无法使自己的报纸与普通民众实现大的联合，没有办法真正唤起民众心智，建设公共论坛，产生大众舆情，实施民主自由权利。

诚如有人所说，“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重义轻利，自命清高，既不了解也轻视市场力量。但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许多报人和学界认识到市场的意义，重视报纸管理和广告经营，他们不反对报纸商业化，但反对报纸庸俗化和媚俗倾想。用谷德纳的话叙述，他们是‘文化机构’（cultural apparatus）的成员，以追求社会公益为目标，不是所谓‘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代理人，孜孜争逐个人和市场利益，以至受到权利和钱财的腐化” 。按照这个思路来探究，可以发现，以往的文人报刊（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前），中国的文人论政报刊还是一种高层少数精英类型的报刊。这些报刊的读者对象是统治阶层人士或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精英式的报刊“开化教育”来达成办报者期望的治国效果，其方式大都是私人集资或接受开明官吏的资助，其内容则较为注重“政法”方面的新闻，言论更是此类报刊的重中之重。所以，如同早年英国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一样，虽然中国文人论政报刊具备很大的言论引导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富有巨大影响，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蹲处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报刊，而且是儒家型的知识分子精英报刊。所以，有人说《大公报》馆内“所高悬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大旨趣，代表儒家自由主义” 。而张季鸾也“认为报纸言论独立来自士人知识分子的良心，不相信商业利益能够保护言论自主。所以，尽管《大公报》的经营相当成功，却仍以‘文人论政的企业’自我定位。”

“文人论政有哪些特征？其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文人论政以同仁刊物为主，因为本钱小，何况论政只是学者文人的副业，他们无法全力办报……其二，他们感染儒家‘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无党无派，个人主义的色彩浓厚，论政而不参政。” 同时，办报者还声称“代民发言”，虽然注重报馆营业但却不重视报馆的赢利能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专业主义在历史上是市场经济勃兴的产物，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形成多元报道的风格，让各种利益在意见市场互相竞争制衡。而《大公报》的专业标准则立基于儒家知识分子得到的责任，对市场的作用多持疑虑”。“儒家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之师，居高临下，以提供专家学者的权威意见荣”。这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想，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所以，我们可以说张季鸾式的独立办报、自由发声、酝酿舆情、分析时事的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与特色，是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儒家格致（西方的）自由主义之义，多半带有文化母体的精英倾想的历史渊源分不开的。

比如有人这样评价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所创办的“文人报刊”，说胡适办的“《独立评论》下笔平和，却遭地方势力（宋哲元）的查禁，又遭文化人的攻击。大致而言，该刊影响所及，仅限于都会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阶级，但与广大底层群众几无关联。侃侃而谈，而不能影响不识字的农民和劳工。《新青年》和《观察》亦复如是” 。

与《新青年》、《独立评论》甚至《大公报》相比，成舍我报纸的平民色彩要重得多，这是因为他历来主张报纸要面向最普通的大众，因而注重追求报纸的读者大众化目标，以求将所办的报纸最广泛地发行于全国大众读者中。他曾经在1932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致词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有两点极应改革：（一）应由特殊阶级之读物，变为全民大众之读物，报纸要向民间；（二）为消除劳资对立，使报馆成为合作的集团。”可见，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熏陶的成舍我已经与传统的旧式“文人办报”有了一定的区别，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成舍我非常注重报纸对象的大众化和报纸发行的市场化。他希望借助于良好的报馆经营与运作，达成发行量上的大面积普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报纸阅览队伍，从而切实发挥独立办报在民众中的舆论影响。

2. 约瑟夫·普利策与成舍我

如果我们把美国新闻史上的普利策与成舍我做一比较，也能看出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与这位美国新闻大王之间的许多相同之处。

普利策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极力推动面向普通大众读者的“新式报纸”的第一人。与成舍我一样，普利策也是穷人出身，自学成材，只手打拼天下，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创办了引领时代浪潮的《圣路易斯邮讯报》和《纽约世界报》。

从美国新闻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普利策是美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大型现代化商业报纸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创办的大型日报《纽约世界报》有着现代化的印刷厂、经营部、编辑部和多种附属的复杂机构；有着近代报纸难以企望的发行量和篇幅；其内容包罗万象，有着最广泛的大众读者适应面，同样，普利策的报纸更有着巨大的社会声誉和舆论影响力。

普里策创办的报纸如《纽约世界报》及时从舆论上反映和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新闻事业监督政府、干预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纽约世界报》财政完全独立，没有党派联系，依赖广告自负盈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纽约世界报》都奠定了西方现代大型报纸的雏形。更有人断言，正是普利策的新型报业理论和实践活动，最终奠定了美国当代新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方向。

普利策宣称《纽约世界报》将努力追求最高的理想：它是读者每天的学校与每天的裁判所，它是人民的导师，也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它是正义的武器、邪恶的克星、教育的辅助者。

普利策在1907年即将告别他眷恋的新闻事业时这样写道：我知道我的退休不会影响办报的基本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失去对贫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的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发表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坏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干的还是贪婪的穷人干的。

概而言之，普利策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相混合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自由观念与原则；坚信现代报刊是文明社会中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动力元素，并对报刊和新闻事业的民主进步作用深信不疑，毕生追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确切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阅读趣味和不同阶层公众群体的特殊新闻需要，并以现实的态度和丰富实用的手段满足了这些需要。当有人谴责他那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手法时，普利策辩解说，有人情味的和危言耸听的消息是扩大销售量所必需的手段，在发行量得到扩大后，编辑们就可以吸引读者注意高质量的社论栏和新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以此来制造健康的公众舆论。在这里，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普利策办报活动中的某种“二元化”价值追求与辩证统一。

虽然没有像普利策一样鼓吹为了开发大众读者市场，让普通人都能够以较低的门槛进入信息自由交流的“意见市场”，但成舍我也极力鼓动报纸大众化运动，极力寻找各种方法（如创办适合中国读者报价的“小型报纸”，注重报纸的内容、印刷与发行工作，强调为老百姓代言等等）来推动报纸的市场化、读者的大众化、报馆的企业化和印刷的机器化、发行的市场化。成舍我从来不讳言报纸赢利能力，只不过这种赢利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报纸事业，服务于国家与公众。在这一点上，成舍我做得比普利策还更本真与彻底。

最后顺便提及的是普利策对美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贡献。由于普利策本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的系统训练，他晚年的最大愿望之一便是建立一所以新闻为专业的高等院校，以便把新闻工作提高到一个为社会所公认的专业地位，使新闻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而存在，他为此捐献了200万美元，建立了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现在，这所新闻学院已成为美国最好的新闻院校之一。成舍我一生中也创办了以“世界”为名号的三所私立新闻专科学校，台湾的世新学院更发展成为一所知名大学。两人在新闻教育方面也有着相似的理念与成果。

3. 赫斯特与成舍我

如果我们再将成舍我与同为美国新闻大王的威廉·赫斯特做一个比较，将能更为凸显成舍我的办报特征。

赫斯特在报刊数目和销路总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1935年极盛时期，赫斯特曾经在美国的19个城市中发行26家日报和17家星期刊，其日报的发行量占全国报纸发行总量的13.6%，星期刊则占全国星期刊发行总量的24.2%。此外，他还控制着美国最大的金氏特写辛迪加、《美国人周刊》、国际新闻社以及13家杂志、8家广播电台和2家电影公司。人们认为这是赫斯特娴熟地运动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美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然而，尽管赫斯特也曾在客观上把许多新的读者争取到报刊阅读圈里，尽管赫斯特有钱，尽管赫斯拥有庞大的报业舰队和出版公司，但他却并没有用手中强大的新闻媒介来对社会施加良好的影响。

20世纪初，赫斯特的报纸的确曾有过进步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出自对理想的追求就很难说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当赫斯特的庞大报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站稳脚后，它就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倒退现象。正是赫斯特的报纸在上世纪30年代鼓动在政界领袖、教育工作者、基督教青年会、劳工领袖和普通公民中间“搜捕赤色分子”，反对美国人民在二战前后的民主阵营外交政策，鼓吹民族孤立主义，并对德国法西斯政权表示“亲善”。正是赫斯特的报纸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劣政”，称“全国复兴总署”为“全国躲债总署”。当最高法院决定取消这个机构时，兴高采烈的赫斯特在他的报纸上刊登了一面美国国旗，并加上这样的标题：“为最高法院感谢上帝”——尽管以前赫斯特还曾肉麻地吹捧过罗斯福总统和新政政策。也正是赫斯特的报纸背叛了它早年曾支持的一系列进步主张，反对工会权力，反对大众对垄断托拉斯进行的法律制裁，反对中小普通公司的利益。

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经历说明，通过市场竞争建立起来的强大社会媒介能够对社会生活与重大事项施加影响力。只不过这种影响力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时代的，就要看报业所有者的用心了。成舍我深知在现代社会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其市场化的客观规律，必须采用符合市场竞争的一系列手段才能获得真正影响社会发展的强大舆论能力。所以，他为了实现心中社会理想，服务国家与大众，就必须在客观上获取市场竞争的胜利，必须在广袤的中国领土内建立连锁经营的报业帝国，就必须创办那些能够为一般普通大众所接纳与喜爱的大众化报刊，必须讲求经营之道，形成强大的报纸社会竞争力。唯有这样，才能“立己、立人、立国”，才能实现国家与人民的上下沟通，才能在公共的社会论坛讨论中产生最为大众所需要的意见。就这样，这种主观追求上的新闻事业理想化与客观现实上的报业市场营运化构成了成氏“二元”价值辩证取向的一个模式。

在当代社会，一份负有责任的报纸想达成正面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必须通过每日出版的报纸版面，报道新闻、针砭时弊、传播理念、沟通观点、建立社会共识，而这些功能的达成，都有赖于最广泛的社会读者群。所以，一家报纸如果没有很大的发行量、极高的专业标准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就无法达成独立权威主流报刊所期望的目标，无法真正影响社会舆论并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如同美国的普利策一样，成舍我也企图把庞大的报纸发行量与他心目中的办报为国之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之路。

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的叠加与互补使得成舍我先生取得了我国近现代报业史上的重大之成就，成为一代报坛巨人。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类似于美国近代新闻史上的普利策，英国近代新闻史上的沃尔特二世和现代新闻史上的北岩勋爵，以及法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亨利·威尔梅桑。一言以蔽之，成舍我先生的办报经历与卓越成就构成了我国近现代文人与企业家办报浪潮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解剖意义的独特标本。

成舍我先生从文章报国理想与企业家现实经营的两者重合点着手，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办报模式。那么，我们研究成舍我先生此种以理想化的文人抱负为魂，以现实性的企业经营为本所构筑而成的极具中国近现代特色的一种“二元型”（文化-商业型）办报模式意义何在？成舍我的办报模式、创新思想、先驱业绩有没有价值呢？

答案非常明显，成舍我所创立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具有重大的创造性，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首先，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开创了将中国独特的文人报刊基本特征与西方现代办报规律有机结合之先例，这告诉人们，唯有主动地吸收与融合不同新闻文化中的优良因子，再融会贯通，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特殊国情又符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办报模式，才能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这是成舍我先生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

其次，成舍我办报模式之形成也启迪后人，优秀的知识分子办报活动必须在走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开拓中才能真正存活下来并获得极大的发展。虽然精英型文人报刊有其存在的价值，商业型的大众通俗小报也可能泛滥一时，获利不菲，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土广阔的民众国度里，只有将负责任的精英报纸与大众化的现代报纸两种形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开创中国报业的崭新之路。

成舍我的特殊办报模式还告诉我们，中国的新闻市场与众不同，无法完全“拷贝”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之体制与理念，唯有大胆创新，不断探寻，才能闯出一条符合当下中国国情民意的新闻事业独特体系。这是成舍我先生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留给我们的最高贵的一笔财富。

但是，是不是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和其实践过程没有缺陷？没有不足？没有遗憾呢？

从办报实践来看，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基本上还是依赖个人精英独立奋斗模式（单打独斗式）来推进的，成舍我先生从来没有主动接触别的社会力量（当然包括官方力量），也从不接受官方主流力量的支持，这就使得他建设“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的努力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

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在思想体系上源自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观念，这决定了在现代中国，他的社会主张根本无法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他的报纸也就只能成为主流媒介之外的一支“辅助力量”，无法达成其期盼的社会目标。

成舍我所处的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水平低下，内忧外患，环境恶劣，都市化程度极低，人文社会环境很差，这也导致了他的“二元一体化”报刊无法真正成功。

然而，成舍我先生一生的办报经历及办报模式业已证明，他成功地在承继中国近现代爱国知识分子独立办报传统之基础上，依据他所生活的世界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规律与趋势，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既保持了中国近现代媒体知识分子新闻事业报国、办报服务社会的志向，又学习运用了现代西方商业市场化科学营运管理手段，能够摆脱不同政党派别的依附关系，独立自主地行使现代传媒监督权力、服务大众、报效国家民族的功能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成舍我先生的此种“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既是对我国文人办报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创造性地、选择性地根据我国之国情，吸收学习西方成熟新闻事业市场化营运机制，并将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为我所用。这种将近代爱国精英知识分子办报特色与现代欧美商业独立大报元素结合起来的模式，这种具有将中国特色的媒体知识分子新闻报国志向之价值与西方特征的现代市场化经营管理价值组合起来的“二元”价值辩证统一的新闻哲学观念，形成了中国现代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之外的一种新型新闻事业类型，这乃是成舍我先生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一大独有之贡献，对如何创立中国后世之新闻事业特色之路，实具深远的示范意义与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新闻研究所编：《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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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志宏主编：《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总审订：成露茜），台湾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

5. 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1815-1945），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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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湾时报股份出版公司2007年版。

8.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正中书局1974年版。

9. 李瞻：《比较新闻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刊行，1972年版。

（本文为作者2009年2-8月间在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从事博士后研究员工作结束时提交的研究结项报告，报告原本存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 j3rHcPvehY1OZzWfkK/hxHfBXL+uOfWfRLybv/xE3IdOwJH38BvNo+rn9d2QmB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