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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遭遇全球化的冲击
我们现在看民间文化已经不是站在农耕时代里看农耕文化，而是站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来看农耕文化。这就涉及当代文化最重大的问题——全球化冲击。
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主要来自全球性文化。全球化的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它以商品为载体，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消费时代，这种流行文化就必然势不可当了。
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外来文化是负面的，那么“五四”时代、盛唐时期，外来文化也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给中华文化带来麻烦？相反中国这条巨龙着着实实地饱餐了一顿外来的精神营养品，更加壮大了自己。
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时的那种关系了。在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都是一种各自封闭的状态。不仅我们对西方文化很无知，西方对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中西文化是明显的、相异的两个世界。可是现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的文化就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却毫无准备，毫无先见之明，毫不前卫。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开开门，把客人迎进来。他们知道客人坐在哪里，自己坐在哪里。当代知识分子是在“不断革命”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是在传统文脉中断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本来就身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外，他们能把客人引到哪里？弄不好，反客为主。以我们这样的“文化主体”来面对全球化，问题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状况，怎样去解决如此巨大、复杂、全新的问题？
我们的学界一直陶醉于一种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寻找中国的问题来验证某些西方理论的高明，而不是从理论上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因此说，我们没有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理论界基本是无能的，对现实中国的无能。
我们中国在近百年以来，国门洞开，中外文化碰撞，共有两次。一次是从清末民初直到“五四”前后的时代。那次打开大门的时候，我们面对着的西方文化是一个文化整体。在那个时代对外部文化是有机会、有时间进行选择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站在文化的前沿向我们的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精华。那时的知识分子可以沉住气又很从容地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一次不行。这一次我们一打开国门，涌进来的是乘载着商品经济的商业文化。它根本不管你的文化传统，也不管你官方的意识形态，什么都不管，呼啦一下子就进来了，所向披靡。这些商品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文革”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对市场及其文化一无所知，因而时不时回到“五四”时期的话题上，重弹中西文化怎么融合、怎么接轨、怎么走向世界的老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当流行文化乘载着商品经济涌进来时，根本不管你原有的文化，不管你的意识形态，也不管知识分子的这些讨论，全不管，把你推到一边。
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而是全球性流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问题。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根本没有商业文化。原有的商业文化只是那种古老的、传统的通俗文化，带着一点点商业性而已。面对着这种外来的强势的现代的商业文化，我们手足无措。这种商业文化也可以叫作“流行文化”。近一二十年，流行文化为主体的商业文明猛烈地冲击着我们，有时会感觉我们的文明要被冲散了。
我们没有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然而由于语言关系，英语世界的流行文化不会一下子登陆中国，那就要通过周边的、汉字圈的、已有成熟商品文化的地区（港台）与国家（韩日）“转口”而来。
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冒出过自己本土的流行文化的苗头，如“西北风”。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文化现象，完全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对商品文化的需求，那就只好四处伸手。于是，武侠是香港的，歌曲是台湾的，言情是韩国的，漫画是日本的。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多精彩”，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漠视。
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辄必受到冷落。
“文革”做的一件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当作自己的敌人，“文革”时基本把文化扫荡一空。我们恰恰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改革开放，当时的文化已经是一个空架子，而由外部涌入的舶来的文化又是商业的、流行的文化，我们怎样衔接好这个历史脉络？一时来不及。外来的流行文化席卷了我们的社会，湮没了公众和年青一代的心灵，这是事实。
我们是以一种粗糙的、松散的文化状态接受这一雷霆万钧的文化碰撞的！这还不算完。我们的文化还要进入市场，被卖方挑选卖点，它最终不是成了一片“文明的碎片”？这样的一种文化主体，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必然溃不成军，缭乱不堪。
当我们把“地球村”当作一种时髦的词儿而津津乐道，闹着“走向世界”，呼叫着“接轨”，或者正在自作聪明地说什么“文化也要入世”的时候，文化就全球化了，而且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二十年过去，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冲散，却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这真令人感到无奈又悲哀，因为文化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逆的。
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文化不可能单独地逃脱出来。虽然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但它已经是不可逆的。谁拒绝它，谁最终一定会被日益加速的地球甩掉。
我用作家的方式说：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杀手是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坐骑是媒体。坐骑上还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市场，在市场驱动下媒体要赚钱，还要跟同行竞争，这就要将其本领与能量发挥到极致。另外一个翅膀是高科技，现代科技不断增加媒体的种类、方式、速度、效率……
高科技是神也是魔鬼。它是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实现了人类的许多梦想；同时它也是魔鬼，它带来了灾难，而且是不可抵抗的。它成就了人类，最终也扼杀了人类；它放大了人的能力，最终也泯灭了人最基本的能力。同时，科学正表现出愈来愈大的物质的制造力，并与市场联手，不断扩大人们的物质占有欲。现代产品的科技含量很高，科技不断更新，给产品的换代插上翅膀。
全球化是高科技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给这种全球化注入激素。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它乘驾着比上帝还神通广大的高科技，通过市场管道，流通于国际市场；它有意躲过并超越一切人文障碍；传播中无须再去解读，甚至于不需要“交流”那个“古老”的概念。于是这种通行无阻的“地球文化”，愈来愈成为地球上最具强势的文化主流。
全球化是一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文化的雏形已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
文明转型期
转型，有两层意思。从社会层面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从文化乃至文明的层面看，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每个时代都有时代性的文化问题、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不是自己确立的，而是被时代性的文化困境逼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遇到了挑战——全人类的文明正面临第二个重大的转型期，即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不管文化多灿烂，历史多悠久，很多文明都要消失，因为新的文明要确立。
农耕时代正在从我们身旁消失。现在，我们的一只脚还没有离开农耕时代，另一只脚已经踏入工业时代中。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都在迅速地瓦解、消失、涣散、泯灭。
我们中国的情况又很例外，这种转型不是线性的、渐变的，而是从“文革”进入改革的，突然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跟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线性的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把这个文明的转变看清，并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是突如其来的。
从1972年到2003年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文革”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文革”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对立。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在“文革”后期，从批判红楼、水浒，到批判克己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20世纪末，中国社会进入空前猛烈、急转弯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它给我们民族的文化乃至文明最大的冲击是传承的断裂。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过于仓促的过程，许多文化形态还来不及经历人类的思考就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危机。
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是进步的；但是转得太快太猛烈，猝不及防，就必然带来事情的负面——破坏。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边要更新，一边要传承。如果只更新，没有传承，文明中断，就是一种破坏。更新本身也会成了无根之木，长不高大。
当前人类的文明正由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要根本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它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排斥，一部分被工业文明淘汰掉，一部分被商业文明转化为商品。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无论多么古老迷人的文化也得不到豁免权。我们所面临的这种转型又与急转弯式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几乎是横向地“杀入”到农耕社会中来。看上去，它更像一种文明的宰割。随着快速进行的乡镇农村的城市化，生活的现代化，原先固有的文化便被视为时代的弃物而撇在一边。在人们迟迟没有把农耕文明的创造当作遗产时，它们就已经支离破碎，大量地飘失与流散了。
我们现在农耕文明架构下的整个文化的瓦解与消亡，既是“正常死亡”也是“非正常死亡”。从整个的社会进步来讲，它的死亡是正常的。原有的农耕文明必然要瓦解和消失。但是由于我们对原有的农耕文化心里没有底数，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民间文化作过调查；而现在，不等我们反应过来，工业文明的浪潮就要把它们席卷而去，所以它又是一个“非正常死亡”。农耕文化正在烟消云散，大量的文化正在速死，死得缄默无声。
民间文化在社会进程中解体是必然的，人类毕竟要脱离农耕文明，但不能因此而失忆。人类创造的文明不能随之抛掉。相反文明需要积累。
这一次，人类必须自觉地记录农耕文明的一切有价值的创造，如果我们不记录，不保护，现在丢掉多少，后人就没有多少，它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保护好文明的延续与传承的遗产载体，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重大工作。
城市化与城镇化浪潮
新的一轮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一切贫困与落后的地区，都把自己繁荣的企望和富裕的梦，用一个美好的词来替代，这便是“现代化”。但这个现代化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具有怎样的内涵？高楼大厦、五星级宾馆、私家汽车、现代科技设施、大额存款、“夜间亮起来”等之外呢？无人测验，无人调查，无从得知。地球上什么地方是现代化的样板？没有样板还好，有了样板便会消灭自己而遵从样板。这种梦幻般的社会理想加上迫切的心理，便使不少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陷入了急功近利，短期目的，主观随意，漫无计划；尽管如今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城市文化形态问题，乃至人的心态问题已经亮起了红灯，却仍被搁置一旁，否则便被视为富有的障碍。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后方才觉醒并悔之晚矣的问题，东方正在重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城市文化遭遇的冲击有三次：
第一次是“建设性破坏”，也就是我们谈到的“旧城改造”。这一次伤了元气。由于旧城改造是政府行为，资金有限，城市总还保留一些开发难度较大的历史街区。特别是一些开发滞后的城市，历史遗存尚有剩余。
第二次是“旅游性破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迫切，人们渐渐看重了不同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的目的就是去体验不同的人文与大自然。于是新一轮破坏性的旅游大开发就扑面而来。我们的城市在经历了“摧枯拉朽”般的建设性破坏之后，又开始新的一轮旅游性破坏了。
第三次是“规划性破坏”。进入90年代末期，经济好了，手里有钱了，可以大干一场了。各个城市都是雄心勃勃，真的要开天辟地、改换山河了。这一次是全局性的改变，是“造城”，不是“改城”，首先必须由规划来完成。所以，新一轮的冲击跟着到来，就是“规划性破坏”。
近五十年来我们一直喊着叫着要“旧貌换新颜”。“文革”之中我们对历史文化是恶狠狠的破坏，现在是乐呵呵的破坏，是咧开大嘴的破坏。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都不是保护下来的，而是保留下来的。它能够幸存，是因为没钱开发；如果有钱开发，一准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在一往情深地追求现代。因此我们的文化在瓦解。
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踪迹也没有留下。我们可以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为老百姓迫切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经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最终像蚂蚁一样彼此相像。同时，堆满了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大概我们还乐陶陶地以为自己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吧。是不是应当反问自己一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糟蹋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十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去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抢救和保护的方式，现在开始变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了。
谁料到城镇化浪潮竟会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是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农民迁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然后是用推土机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去，荡然无存。
这是数千年农耕文化从未遇过的一种“突然死亡”。农村没了，文化何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皮之毛，焉能久存？刚刚整理好的非遗，又面临危机。何止危机，一下子就鸡飞蛋打了。
这种被改造为旅游景区的古村落，毕竟有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空壳留在那里。至于那些被城镇化扫却的村落，则是从地球上干干净净地抹去。半年前，我还担心那个新兴起来的口号“旧村改造”会对古村落构成伤害。就像当年的“旧城改造”，致使城市失忆和千城一面。然而，更“绝情”的城镇化来了！对于非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连根拔，一种连锅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毁灭。
对于我们，不论什么再好的东西，只要后边加一个“化”，就会成为一股风，并渐渐发展为飓风。如果官员们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和资本的狂想再参与进来，城镇化就会加速和变味，甚至进入非理性。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大势所趋，谁能阻遏？只怪我们的现代化是从“文革”进入改革，是一种急转弯，没有任何文化准备，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当作文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品。
文化现状民间文化的困境
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民间文化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一方面是农耕时代正在渐渐消退。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这个社会转型必然带动着整个文明的转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与消亡。这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是全球各民族遇到的共同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冲击。风靡全球的商业性的强势的流行文化，正在猛烈地冲击世界各民族——也包括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飓风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消解过程的民间文化。
随着现代化的迅疾发展，农耕文明正在迅速瓦解，农耕文明创建的文化自然也要瓦解。从经济发展角度上讲，农耕社会的瓦解是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从文化发展角度上讲，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是无穷的，相反要保护好人类的这份珍贵的遗产。但是我们的现代化来得突然，缺乏文化准备，缺乏应对，也缺乏自我保护。
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处于一种弱势文化，因为我们是一种弱势经济，我们自然有一种弱势的文化心理，就是我们缺少了一种文化的自尊心，文化的自信心。在这种弱势文化的状态下，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尤其对民间文化会更加轻视，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化受了西方文化的注入之后，新的民间文化没有形成，很模糊、很混乱，充满着冲突，没有整体的、现代的、中国的民间文化。
我们国家有《文物保护法》，但是没有《文化保护法》，属于民间文化板块的东西，统统是在保护之外的，我们没有任何力量来保护这个正在消失的文化。我们的文物概念非常陈旧。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对文物的认识早已发生改变，但我们的文物观基本上还是前清时期的文物观念。现在很多国家的民间文化已经都是文物保护的对象了。我们的民间文化至今没有进入文物专家的视野。所以，民间文化面临着破坏、践踏、篡改、偷窃。这样下去，再过二十年我们原生态的民间文化遗产基本上就会失去了。
由于种种历史偏见，民间文化并没有处在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甚至只把它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初级的自发性的文化现象来对待。所以，它们没有文字记载，没有登堂入室，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可是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因此，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一直是自生自灭的。
民间文化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是它赖以依存的农耕社会迅速瓦解；民间艺术是与生活同在的艺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辄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并不知道他们所创造文化的珍贵。于是传人去了，其艺了结；遗存散了，历史空寂。
现在农村社会变化大，很多传承线索中断，传承人改行身份就变了，不再做了，离乡背井打工了，导致传承人不断减少，这也是民间文化遗产日渐稀薄的最重要原因。
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文化上，就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困境。尤其是民间文化。它正在遭受冷遇、歧视、破坏，正在濒危和消亡。我们的文化根基不但被动摇着，而且已经松动与瓦解。等到全国的城镇盖满了小洋楼之后，我们的文化就会无所凭借！
如今每个城市的古玩市场就是民间文化正在流失的窗口。市场是买方的，哪样东西有买主，哪样老东西便热销起来。于是从民间家居的各样物品，到各种作坊和商家的器具，再到民间艺人的千奇百怪的各类行头家伙——凡有做工的，凡形制别样的，凡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便有买主。这一来九州各地积淀了成百上千年不同形态的民间文化就开始冰消雪融，全面地瓦解，化为商品跑到市场来。每一种民间物品来到市场，便表明这种民间文化已经成为历史。
可是，谁把这种由“现在时”变成“过去时”的民间事象，当作必须保护的珍贵的历史文化？
当一种民间物品从古玩市场上看不见了，便意味着它在其“发生地”已经彻底消失。换句话说，在它的发生地，一种本土文化形态已然灭绝。从这十几年古玩市场上民间文化的大走向看，先是文化精品，后是生活文化；先是室内物品，随后是室外物品。古玩市场的另一景象是，民间用品开始出现了仿制品。伪品的出现，说明真品的稀少。而民间物品的稀少，便表明各地的民间文化也已经分崩离析，寥落无多了。
民间文化一旦离开它的本土，便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而一个地方流失了自己的民间文化，便会失去历史的根脉与精神。
我国的文物20世纪的前二十年，贯穿着被掠夺的历史；后二十年贯穿着盗卖与走私的历史。对于前二十年，我们责怪洋人；那么后二十年呢？我们怨谁？
我发现有几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民间文化队伍非常薄弱。我们有大量的缤纷而博大的民间文化，但我们的理论研究根本不能把我们的民间文化覆盖。大量的民间文化遗产在学术上实际是一片空白，没有人去研究它。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相当多的民间文化遗产，还是在盲区里边。
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重新认识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这笔文明财富到底消失多少！
现在民间文化受到两面夹攻。一面就是快速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在拆除，随着拆除导致十年前整理出来的各类民间文化遗产形飞魂散，这个破坏又是不可逆的，因为城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的问题。另一面就是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不可逆，但不能因为社会进步了，我们的传统要损失的时候，就不去保护它。就像我们的老人病了，要去世了，这是生命的必然，这是自然死亡，这也是必然。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必然要死亡，连救都不救，你不能不把他生命的宝贵的东西保存下来，因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还要传承。
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文化菜单，各不相同。我想看一看中国人现在吃的到底是些什么文化食品。这一来，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老百姓已经吃惯了这种流行的文化快餐了，就像孩子们吃惯了麦当劳一样，我们怎么这样快就全球化了呢？食品反过来会改造生物。从口味到构造。
当代大众的文化食品主要来自两个巨型的“供应商”。一是报纸，一是电视。全是媒体。当然还有网络。当今是媒体指导生活的时代，也是媒体文化的时代。当代人文化菜单上的主菜是媒体给你的。
媒体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媒体是企业。它得赚钱养活自己，还得和同行竞争。那么它就必须有卖点。对于媒体来说，一切意外的、刺激的、新奇的、有趣的和独家的都是它的卖点；媒体的内容不崇尚永久性，只追求“当天的效应”。当然是愈刺激、愈新奇——愈好！媒体文化与生俱来地带着媒体这些特征。
媒体文化是商业化的、快餐性的、一过性的、消费性的。
媒体不能被动地等待知音，而必须主动地去招徕看客。倘若不去起哄、炒作、造势，不温不火，没人来看，谁还会在媒体上做广告，媒体怎么活？但是反过来我们的脑袋还得清醒，这种媒体文化到底有多少文化养分？
媒体的特征实际上也是流行文化的特征。
首先，媒体是喜新厌旧的，天天更新，时时更新，这就注定了它是快餐式的。流行文化也必然是快餐文化。
其次，它是企业，企业要生存，主要靠卖点。而且不能只靠商业卖点，还要自己制造卖点，比如名人就是媒体制造出来的。而流行文化也依赖着名人。
再有，媒体对自己的卖点要通过炒作推销出去。流行文化也离不开炒作，没有炒作就无法流行。
炒作的手法基本为三种：一、无限的夸大；二、虚张声势；三、高密度的重复出现。这些都是流行文化的要素。
媒体还要满足人们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欲求，比如对刺激的需求，潜意识中的性，以及对新奇事物的兴趣。这些也正是流行文化的内涵。一切为了满足人们对时间的消磨，花花绿绿地填补时间中的空白。只有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欲求才能达到填补时间的目的。只要它的内容更刺激，更来劲，哪怕带有很多水分，哪怕是假新闻，读者也并不在乎……
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观念不一样了，它首先是商业的，不是政治的；哪怕是政治的，到了媒体上也具有商业属性。
媒体自然有它推动社会进步而无可替代的一面。它可以使社会更客观、真实、透明、多元和丰富。当然这要看使用媒体的哪一面，如果使用负面，它会使事实被歪曲，真相被掩盖，充满欺骗。它可以撒下弥天大谎，也可以告白于天下。但无论如何，现在是媒体指导生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天天得到的很多重要而真实的信息都来自于媒体。
媒体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商业文化满足了人们最主要的文化需求。由于那些重要的信息——由天下大事到气象预报都是媒体告诉我们的，我们对媒体的信任就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媒体上其他的掺着大量水分的信息上。比如对商品与明星的炒作。
在这种光怪陆离的媒体文化的菜单里，你会发现最常见的两样“看家菜”：一是名人，一是时尚。这两样都是媒体卖点中的卖点。
名人（包括各类明星和公众人物）本来就是大众关注的人物。于是名人们的行踪、逸闻、笑话、结婚、离婚、再婚、绯闻、出丑、出事，等等，自然都为媒体所关注，所聚焦。媒体还要设法包装、炒作、升温名人，只有把名人哄抬得貌似伟人，他们摔掉门牙才能成为一条勾人的新闻。
媒体时代是名人的时代。因为只有媒体才能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名人来。
古代的名人靠的是“功夫在诗中”，现代的名人靠的是“功夫在诗外”。也许有些聪明人悟得此道，才使劲伸长脖子在媒体中探头探脑，还不断地“生事”，给好事的媒体送上“猛料”，以此赚得名气。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名人阵。没有人会去追究这些名人到底有几个货真价实。因为今天的名人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看点，一种消费或消遣而已。
现在的名人大多是媒体制造。媒体法力无边，可以一夜之间把一个凡人变成巨无霸。名人是公众生活的主角，媒体自然把劲儿都使在名人身上，还要不断地制造和推出新的名人。媒体是好事者，媒体天天都等着名人出事。当然，媒体对名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包装。包装就是涂脂抹粉，塞充填物，只有把名人打扮得像巨人，才能成为卖点。有人说自己是文化名人，岂不知大众并不看你有多高明的文化，大众更是希望你有趣，出毛病，甚至出丑，这是商业文化中名人的真正悲哀。
时尚，顾名思义，是一时的风尚。所以它的本质最符合流行文化。在没有现代媒体的时代，时尚是自然出现和自然形成的。现在，往往是商业创造，媒体炒作，时尚后边是一个商业的陷阱。
历史上的时尚是一种流行的风尚。比如唐代女人尚胖，或尚穿胡装，或尚骑射，但后边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商品化时代，时尚却是无由而生，一哄而起，一天一尚，层出不穷。
几乎无论什么都有时尚。比如流行一时的什么发型、衣装、背包、鞋子、手机、手链、饰物、玩物，都可以进入时尚之列。而且不单单是随身物品，从生活方式、度假方式、娱乐方式，都随时会有一种新时尚冒出来。时尚是一种时髦，一种新潮。时髦和新潮都有很大诱惑力。媒体自然要拿它炒作，作为自己的卖点。
名人是媒体制造的，时尚是商家制造的。营造时尚，是当今市场最主要的商业策划；一种时尚的营造成功，会创造出一个多么巨大的商机！有时，名人和时尚还可以联手，比如贝克汉姆的发型和张曼玉的旗袍，等等。一旦时尚由名人领衔，就一定有人大发其财。
也许你会批评时尚是泯灭个性的。你指责时尚是一种追随，一种趋同，反而失掉了自己。但时尚无法反对掉。它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时尚是一种最强有力的市场激素。
在当代社会，时尚被鼓吹为一种时髦和新潮，一种与众不同。实际上它是泯灭个性的。因为它诱使人们在一个新的样式中趋同、追随与仿效。一个人的是个性，十个人来仿效就没有个性了。商业文化很厉害。你追求个性，它就拿个性作为卖点，作为诱饵。
除此之外，当代人还会从媒体之外获得文化食品。比如偶尔去看一场电影，买几本书或杂志。但是，我国电影在好莱坞称霸的电影市场已经很难分一勺羹。而那种美国人的影片除去极少数如《辛德勒名单》之外，大多数影片看到底不过是幼稚的故事加上高科技的大制作，没有多少思想与艺术含量，基本上是卖钱的商品。
谈到图书，大众难免又会掉入商家的“畅销书排行榜”的迷阵中。畅销书也是一种变相的时尚。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如今严肃的纯文学基本上是在作家自己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相互阅读，相互看好，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影响。不是作家专业化，而是文学专业化。它们已经被当代人的文化菜单排除在外了。
大众的文化食品基本是被动的，小众的文化食品才是主动的，比如上网。我认为网络是当代人一种较好的精神文化方式。上网可以交流、深入，视野没有限定。但如今网络只存在于知识层，还远远没有进入中国大众的文化菜单。
网络的优点在于可以给人们很多信息，让人们可以查阅很多资料。但网络有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很难在上网的过程中获得修养，二是网络会把时间切碎。年轻人要与网络保持距离，不要对网络太过依赖，因为网络不可能把世界上什么都给你，毕竟网络还是在一个屏幕后面的东西。此外，网络文化商业色彩太浓。网络文化常常需要借助偶像、包装、炒作等各种手段来推广，一切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这样的东西就会跟真实有距离。
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全球化主要是通过一个跳板，这个跳板就是香港和台湾。我们的开放是向全世界开放，所有的文化一起进来，但从影响力讲，如果要排个次序，港台在第一位，美国文化并不排在首位，欧洲还要靠后，而且欧洲的流行文化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人的公众生活。
在中华文化中，港台地区是先于大陆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但它们的流行文化都很发达。它们的流行文化基本是“被全球化”的，同时它们又成功地使全球性的流行文化地域化。港台已经构建成自己的流行文化体系。由于语言、文字和文化血缘的关系，大陆便很容易接受这种来自港台地区的全球化的“转手货”。特别是大陆没有市场经济与商业文化的传统。故此，十多年来一直在食用着港台的文化快餐。
香港的商业文化已经鲜明地形成自己的特色。比较成功的商业文化是武打片。这和金庸等一些作家的功绩分不开，也和一些影人的创造性的努力分不开。无疑，金庸的小说是一种商业性的通俗文学，或者叫市井文学，一种快餐文化。它刊在媒体上，自然染上了媒体的特点。它决不能像纯文学那样等待知音，而必须主动去吸引和招徕读者。读者看得新鲜，很自然。如果被评论界奉若神明，那就真是少见多怪了！连这种小说的商业性也没看出来。按照足球场上的说法，起码是一种“低级错误”！香港的商业文化是有成就的，它的武打片基本上是好莱坞式的，或者说是把好莱坞的商业文化成功地变成了中国式，用的是现代流行文化的符号与方式，看上去非常的中国式，却只此而已，没有任何更深的文化内涵。
流行性的商业文化的本质是快餐式的，一过性的，它不追求永恒性。能覆盖前面又能被后面覆盖的，就是商业文化的本质。
在商品经济时代，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商品；只要卖座，都是卖点。在市场上，能被消费的通行无阻，不能消费的寸步难行。这就是市场的文化霸权。
商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要用新商品去替代以前的商品，不然商业没法发展，没法从别人口袋里赚到钱。比如手机，今天是彩铃的，明天是和弦的，它老在变，在一代一代变的过程中从你口袋里把钱叼走。你呢，美其名曰“消费”，实际是别人赚钱。这是商业最本质的一点。
商业文化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没有创造力，但在方式上有无穷的创造力，形式不断翻新。这个翻新绝非艺术上的创新。它主要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它的活力来自市场而不是心灵和思想。
流行文化是从根本上将我们的精神层面挤出去。流行文化的本质是享乐主义的。它使你渐渐习惯于美滋滋的被动的享乐，而放弃了主动的追求，最终按照它的规律生活。这个规律就是商业化、市场化的生活，从中获利的是资本的拥有者。
填补时间的空白不需要深刻的东西，人们不会对流行文化较真，咬文嚼字。流行文化只是一种粗糙的快餐，能充饥一时就行。这正是我们担心流行文化会使文化粗鄙化的缘故。
如果让我们鉴定一下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我看基本是快餐式的，消费性的，粗鄙化的，而且带着很大的商品的制作性。可以说，当代人的文化食品不是纯自然的绿色食品，而是一种商品性的制品。我感觉，我们就像产业化喂养的鸡鸭和鱼虾一样。我们天天用这种食品把肚子塞得鼓鼓的。但我们肚子里的这些乱糟糟的货色，最多只能在电视大赛上应付那种说“是”或“不是”的知识问答。精神里没有多少真正的东西。
当然除去“文革”，任何时代的文化菜单都不是由谁开出的，它是供需双方不断“磨合”的结果。但我们是否看到市场在悄悄地把它的非文化和纯盈利的意图有力地注入进去，并渐渐成为一种新的精神统治？
文化应对文化遗产保护
遗产是个古老的名词。它的原始概念是先辈留下的财产。在这种传统的遗产观中，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遗产的内涵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就是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
这种崭新的遗产观的产生，缘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型。人类的文明由远古到今天，一共经过两次“转型”。一次是由渔猎文明转为农耕文明。在中国，差不多是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在那时人类不可能懂得遗产的保护，所以渔猎文明荡然无存。再一次就是近一个世纪——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在文明转型期间，新旧事物的更迭非常无情。而且人们不是很快就能看到正在逝去的事物内在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遗产的消亡正是在这种“物换星移”的时候。因此说，谁提早认识到遗产的价值，谁就能将珍贵的遗产留住。
人类文明经过这样一个历程。它第一个阶段是自发的文明，然后由自发的文明进入自觉的文明阶段，但最重要的阶段是文明的自觉。从自觉的文明到文明的自觉，保护的意识就产生了，就有了文明的保护、积累与建设。珍惜文明，爱护文明，自觉地、理性地爱护文明，这个阶段的产生，人类就进入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这一步非走不可。
20世纪人类文明自觉的体现，是出现了新的文化遗产观，即把遗产作为一种精神而不是物质来对待。对遗产的看法不是回头看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为了继承。
对法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有三个人，他们都是作家。
第一个是雨果，雨果在19世纪中期曾写过一篇《向拆房者宣战》，这篇文章即使现在来看，对我国当前的“拆房热”也有相当强烈的警醒意义。他那种对历史文化的责任，对文化的酷爱，对文化的激情，那种为保护文化而发出的声音现在仍在震荡着我们。
第二个就是历史作家梅里美，早年的时候，梅里美写小说，晚年时候，他歇笔，组建了一个古典建筑保护委员会，对法国历史文化保护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是马尔罗，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当了法国文化部部长。做部长期间，他在法国搞了一次著名的“文化普查”，提出在全法国要对“大到教堂小到羹匙（调咖啡的）”全部作登记，也就是要摸清法国到底有多少文化家底。查了一遍后，法国人就说了，美国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法国是文化的大国。这次普查产生了两个遗泽后世的效果，一是强烈地树立了法国人在文化方面的自尊心，二是促使法国确定了文化遗产日。
将遗产内容由物质的、有形的、静态的，伸延到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的、动态的，显示了当今人类对自己的文明创造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只有进入了现代社会，才会把前一阶段文明视作遗产。因此说，当人类相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倍加珍视与保护时，一个现代的完整的遗产观便形成了。
现代遗产观也是一种现代文明观。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那么，与现代文明相对便是对遗产野蛮的破坏了。
当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以来，人类很了不起，想出了一个词叫“遗产”。这遗产是指人所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它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多样性的历史创造和自身的尊严。人们保留遗产是需要不断地重温它。
遗产是财富。财富是历史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历史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要保护，这是要经过选择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每个历史的横断面上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保留下来。有的没办法，比如说战争、地震，那就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了，而是靠它自身的命运。我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应该保留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的文化遗产不仅要保留古代的，现代还有工业遗产，连“文革”时期的建筑也选择一些经典的进行保护。因为保护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我们的保护是保护能够见证历史的实物。
文化遗产不是供人赏玩的，它里边蕴寓着一种灵魂，文明之魂，这也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人本要求就是对记忆的珍重，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记忆的重视。记忆是重要的精神财富，所以联合国保护的文化遗产里有记忆文化遗产。实际上，一切遗产的意义都是记忆，或者说都是为了记忆。
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并被人类广泛认同的文化遗产观，正在我国形成。然而，和世界一些遗产保护相当成熟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工作只是初步，刚刚入轨。我们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公众的文化遗产意识还比较淡薄；文化遗产的本身全面濒危。我们的文化遗产日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层面上设立的。
遗产日不是纪念日。它是一种人为的主题日。要想使它落地生根，需要注意：
一、要强调它的精神意义。不要变成千篇一律、表面热热闹闹的展示当地政府政绩的文化节。要设法使公众成为这一天的主人，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参加者。要使国家文化遗产日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日，使国家举措转化为每一个公民自觉的文化行为。
二、遗产日是一个纯文化的主题日。所有活动都应是公益活动，应该由政府主导。一切文化遗产的场所都应免费开放。商家不能从中牟利，使遗产日变味儿，变成“黄金日”。
三、社会各界都应为文化遗产日出力做贡献。首先是文物和文化机构的工作要在遗产日中充分发挥作用，积极进行遗产内涵与保护意识的普及工作。教育界也要利用好这一天，培养下一代人的中华文化的情怀是文化遗产日不能忽略的。对传承人的关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做实事，都应该是文化遗产日的重要内容。
四、遗产日可学习欧洲方式。每年确定一个主题。主题要针对性强，立意新鲜，有吸引力和启发性。
“文化遗产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应该说，只有现代人才会尊重历史，因为尊重历史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共形成了两个大体系：一个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由国家文化部领导的国家工程，是以保护为主的，国家通过行政体系实施的，是专家不能代替的，有财政部强大的支持，由国家的行政体系由上而下进行层层布置，这是一种方式，政府的方式。国家保护、政府保护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体系是由中宣部批准的，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做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专家学者、民间团体为主，联络各种社会力量，争取政府支持，由下而上的，以普查工作为主要手段的一种方式。这两个方式互相不能代替。正是有这两种重要的方式，才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相互协作、形成合力”的体系。在这个体系核心之外，还有大学、研究所、社科院等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保护中心。
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情况：第一是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是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第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制定中。第四是确定每年六月份第二个公休日为全民文化遗产日。第五是通过各界努力，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已从边缘之外慢慢移到视野之中，愈来愈重视。第六是对传承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