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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思想观
冯骥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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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宁夏黄河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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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因为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
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和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文化是精神事物，它是亦耶非耶与何去何从，天经地义地要由知识分子所关切所承担。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泊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予那个困扰纠结时代的文化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是个体。个体不一定是孤单和弱势的。当个体真诚地投入时代的大潮中，其判断与作为切中了现实，就一定会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认同，成为共识，获得支持，从而便不再孤单；只有成为时代文化进步的推动者，才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因此说，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任何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因此说，先觉与否要在现实中证实。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
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是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
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的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须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文化关键词
建设性破坏
“建设性破坏”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只看重城市的使用功能，视文化而不见的“破旧立新”行为。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一次性的，失去了便无复再生。“建设性破坏”使得中国城市失去个性，导致“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发生。
1995年5月21日在《文汇报》发表《手下留情——关于“建设性破坏”》，文中详细阐述这一概念，用于批判我国“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城市面貌乃至城市生命造成的严重戕害。
年文化
“年文化”是指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创造、选择、约定俗成和不断加强形成的春节节日文化，它以团圆、迎春、祥和、平安、富贵等为主题，通过大量密集的民俗方式，构筑起理想主义的景象，保持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情感的基因，是维系、增强民族自我亲和与凝聚的文化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此概念，后在1996年2月15日《文汇报》上发表《年文化》一文加以阐释，此后撰写《大年三十》等多篇文章不断丰富其含义。
行动的知识分子
“行动的知识分子”是指用行动去完成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一定要作用于现实之中，影响和改变现实，而最好的实践者则是思想者本人。同时，行动不是被动的行动，它是思想的一部分，可以充实、修正和巩固思想。在经济全球化下本土文化命运的思考中，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过程中，行动者一定是知识分子自己。
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的发言中提出相似观点，随即于2002年《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中正式提出此概念，并在2005年11月《思想与行动》一文中得到丰富和完善。
文化政绩
“文化政绩”是时代向官员们提出的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和相当高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富于深挚的文化情感，才能够真正地树立起文化的政绩。官员不仅要有经济上的政绩，还要有文化上的政绩。他们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乃至文化价值的取舍，所以必须懂文化、有文化和热爱文化，这样才能够按照文化的规律来做文化的事。
在2002年《中国政协》第一期撰文提出“文化政绩”概念，并在2012年政协会上作《关于建议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的提案》，建议政府官员政绩考评机制中增设文化考核制度，对主管文化的官员进行取舍。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由学界呼吁、中国民协发起的空前规模的文化抢救行动。该工程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始自2002年，历时十年，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主要是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大板块，进行抢救性普查、搜集、摄录、分类、登记、整理、出版和制作；该工程后来融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普查与认定中。
抢救工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以抢救和普查为主；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2012年，以编辑和出版为主。原则上强调地区优先，项目优先，濒危优先。抢救工程的成果包括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手艺人名录》《中国唐卡艺术集成》《中国剪纸艺术集成》等，后期档案化与数据库制作仍在进行中。
在2002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2543号提案《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中发起倡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筹备、主办，于2003年春天正式启动。
全民文化自觉
“全民文化自觉”是指知识分子、国家、政府执行层面等几个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因此，要唤起民众的自觉，让民众对文化有一种热爱和保护上的自觉。只有全民的觉悟才能保护好这种文化，才能传承好这种文化，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当代社会文明才能放出光彩。
在2002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2543号提案《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中使用这一概念，其后在《呼唤全民的文化自觉》《文化怎么自觉》等多篇文章和讲话中加以补充和阐释。
文化粗鄙化
“文化粗鄙化”是指在当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需求和商业文化泛滥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平面化与浅薄化的负面的文化现象。
2002年11月9日在《今晚报》上撰写《文化的粗鄙化》，提出此概念。
盘清家底
“盘清家底”是指要用十年时间，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遗存，进行一次“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的地毯式普查，摸清我国农耕文明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遗存的现状，以便开展和实施具体的抢救、保护工作。
在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肇始之初的各类讲话和文章中提出的文化概念。
民间审美
“民间审美”是指存在于民间的、相对于精英审美而言的独特的审美体系，包括审美语言、审美方式与审美习惯。民间文化是自发性的，直接来自生命本身，具有生命的本质，生命之美是民间审美的第一要素；民间文化是非理性的、纯感性的、纯感情的，因此民间审美又是一种民间情感；民间文化只追求人们的认同，即一种共性。它们最鲜明的个性是地域性，也就是审美语言的方言化，这使得民间审美具有很浓厚的文化含量。
在2003年4月1日《文艺报》上发表《民间审美》一文，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希望文化界从昔时看待民间文化的偏见性视角、狭义的观念与精英文化的标准中超越出来，从更广更深的文化角度来认识民间文化，感受民间独特的审美。
民间自救
“民间自救”是指“民间的事民间办”。虽然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对遗产负有首要责任，但民间文化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它是一种民间的生活，它在民间，民间对它也有责任。民间自救就是要回到民间文化的原点，从民间做起，再回到民间，落实到民间。发动民间保护不止于争取物质支持，更重要的是唤起大家心中共有的文化情怀，唤起全民的参与。保护是为了传承，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只要老百姓热爱，老百姓参与，老百姓自觉，文化传承便在其中。
在2004年12月31日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成立之际，提倡民间文化自救理念。
文化空巢
“文化空巢”是指在急速的经济大潮中，由于“城市改造”与农村“城镇化”，以及人们未能深刻、及时地认识到历史遗存的文化价值，一味追求商业价值，造成我国尚存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空余干瘪建筑躯壳，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因之流散和抽离的文化现象。
在2007年3月12日《文汇报》上发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一文，正式提出此概念，并提议建立小型博物馆，以积极应对“文化空巢”现象，把那些容易流失却失不再来的历史遗存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文化政绩化
“文化政绩化”是由国家的文化自觉转移到全民的文化自觉进程中出现的两大思潮性障碍之一。在申遗热潮和各级文化遗产名录建立的大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本位”色彩过于浓重，一切都和政绩挂钩。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申遗成功、政绩完成之后，文化遗产或被搁置一旁，无人过问，或只是在张扬保护成果时，演化为一种“表演秀”，甚至与开发商联手进行开发，使文化遗产保护陷入一种盲目、粗鄙和急功近利的状态。
在2011年3月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文化政绩化”概念并对之展开批驳。
文化产业化
“文化产业化”是由国家的文化自觉转移到全民的文化自觉进程中出现的另一思潮性障碍。文化产业加上一个“化”字，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文化产业化往往使文化的产业超越了它的界限，把不能进入产业的文化产业化。一旦产业化了就必须按照商业规律来操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反过来伤害文化的追求，甚至伤害文化的原则。
在2011年3月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文化产业化”概念并对之展开批驳。同时针对各地的文化遗产产业化热潮，主张文化遗产应利用保护，坚决反对“打造”“开发”。
源头性记录
“源头性记录”是指专家应该趁文化源头还在的时候，抢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好源头记录工作。以使民间文化进入市场后，仍旧知晓文化遗产的原本和真实（即原真）的形态。
在2011年3月“两会”期间呼吁专家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头记录工作。
临终抢救
“临终抢救”本是医学用语，用在文化上，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遇到了新的麻烦，即迅猛的城镇化浪潮。包括古村落在内的大量农村被拆除并村，刚刚整理好的“非遗”再陷危机，数千年农耕文化遭遇从未遇过的一种“突然死亡”。对于城镇化带给民间文化遗产的新一轮破坏，我们积极应对，展开紧急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并将这种抢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之为：临终抢救。
在2011年5月10日撰写的《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一书的序言《临终抢救》中以画乡宫庄子和南赵庄为个案，提出这一文化概念。
文化先觉
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先觉，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在2011年8月26日《文汇报》发表的《文化怎么自觉》和201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等文章中较为系统地阐述、完善这一概念。
“非遗后”时代
“非遗后”时代是指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进行了十年之后，“非遗”保护尚未终结，而是刚刚开始，应该说，进入了“非遗后”的时代，即完成了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又有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政府方面应依据《非遗法》对非遗进行保护，而专家学者知识界则应担负四方面的工作，即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研究，使非遗得到广泛的共识、共享和保护。我们是从“非遗前”时代走进“非遗后”时代的，我们要带着往日的责任与激情，在新的时期努力使传统中华文明发出更大的魅力与光彩。
在2011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提出“非遗后”时代的概念。
科学保护
“科学保护”是指作为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的政府，应当邀请和组织专家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要由专家提供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管理、保护、执行与监督，使保护体系更加科学化。所谓科学，就是严格按照文化遗产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行事。特别是当今在非遗进入市场化的时代，如果没有经过学术认定的原真性的科学依据，没有专家指导，没有严格的制约与监督，就会丧失文化的本色与个性的本质，致使非遗迷失在花花绿绿的市场中。
在2011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总结性地提出这一观念。
年画学
“年画学”正如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必须包含有几个因素，第一，必须是深不见底，浩无际涯，才能构成一个“学”的对象；第二，必须有研究的历史；第三，必须有大批的具有高质量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第四，必须有专业研究队伍。鉴于木版年画的地域的、历史的、审美的、精神的文化内涵，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具备建立“学”的可能性。
在2011年11月5日的“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探讨性地提出“年画学”的学科概念。
审遗
“审遗”是指目前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存在撒手不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为此提议应把“申遗”改成“审遗”，即对已确定的非遗项目采取审查措施。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在2012年“两会”召开期间，适值世界非遗名录将展开新一轮申报工作之际，提出“审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