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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上听到振黄从汽车上跌死的消息，我相信这个消息。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中，人命不是时常被当作儿戏吗？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到的悲惨故事太多了，振黄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个。
死者与我虽不是时常相聚的朋友——抗战以来他一直守着“部队中的画家”的岗位，在汉口见过一面，便匆匆分了手——却是我在学校门外认识的朋友中很早的一个。那时候我们都在“中学生时代”。彼此都是中学生，而且由《中学生》介绍，互相认识了，团聚了。在每一期《中学生》上，我们在文章图画中找到一些旧名字，发现一些新名字。尽管不认得人面，但凭想象，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个与自己相仿佛的喜蹦爱跳的中学生。而且在不可捉摸之中，还可以猜出对方也是个喜欢偷看课外书，受训育主任的呵斥，脑筋里时常在转一些怪念头的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尤其在女学校里，好学生只顾应付课本，对校外事是没有兴趣，也不容有兴趣的。
那时候振黄时常参加《中学生》的绘画竞赛，照例名列前茅，作品制成铜版，刊在首页。我在校中绘画成绩不佳，但对于《中学生》上刊出的画特别有好感。而且对于沈振黄、莫芷痕等人的名字，也像“征文竞赛”里的一堆名字那样稔熟。
那时候开明书店给我们的鼓励是书券，五元或十元，每个月凭了自己的劳力得到几本新书，在同学中，在家庭里，真是无比的骄傲。知识领域的开拓，人间友谊的建立，更是书券以外的收获。在每个未成熟的小心坎里，为此欢喜，为此兴奋，从此找到了心思上的寄托。
《中学生》曾举办个什么读书会，我记不清了。由于会员名单的介绍，真的有很多人成了朋友。我们这个小圈子就有二十人以上，后来或升大学，或就职业，先通信而后会面，就像同在地下埋着的种子，起初彼此不相会面，一旦苗芽儿钻出土来，才讶然指手画脚地说：
“这就是你呀！”
彼此会了面，似乎谁也不曾对谁失望。在二十岁以下的人，心地是那么真纯，受了相似读物的熏陶，尚少涉猎世事，所爱所恶总不会相去太远。即使是新朋友会面，只要说起来也是当年《中学生》的好朋友，便彼此有了坚实的信托。
振黄从学校里出来不久，便进了开明书店。在上海我和潜英去找他，第一次见面，我想用“笑嘻嘻”三个字形容他的面貌，因为他无时不是笑嘻嘻的。我们还在麦加里一起照过相，一起去拜访过开明书店的金仲华、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我们对于他们几位先生的尊敬，超过了对于学校老师的。后来振黄在金先生那里帮忙绘图，我在妇女生活社打杂，潜英在生活书店任编校，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假日曾在一起吃饭逛马路，上天下地胡扯。三个人都不是老上海，对于上海的奥妙知道得不多，记得潜英和我想到大世界去玩个够，找点报告文学的资料，请振黄保镖，因为我们害怕大世界的流氓白相人，振黄答应了，但是没有去成，我们三个到底都有戒惧之心。现在想来，真是胆小如鼠了。
忽然振黄回家去结了婚。在我们同辈中，他似乎是结婚最早的一个。婚后他和曼其一同住在环龙路，居然有了个独立的家。我们那时想：好伟大呀！有时到他家去玩。记得他结婚我们连礼也没有送一份，那套世俗的玩意儿还没有钻进我们的生活范围。结婚，结你的吧，不同你多画一张画一样吗？
上海教育了我们，在“一二九”以后的救亡高潮里，我们几个人也曾当一名小卒，虽说天真犹在，但不知不觉间人世渐深了。我们一起玩，在集会里玩，在行列中玩，有时也感到像浮萍似地没有根，只是乱搅一阵，然而无忧无虑。对于参加救亡工作，犹之要交考卷一样责无旁贷，对于世事之爱憎，却因知道得不够深广，不怎么强烈。
“七七”以后到了汉口，振黄忽然也来了，还领了他的妹妹来。他真有愿把所有公之大家的诚意，甚至他的家属照片也要送几张给朋友。他笑嘻嘻地穿上军服，笑嘻嘻地走上前线，作壁报，到乡间宣传，致力军民合作，一直笑嘻嘻地在一个岗位上守了几年，真是无比的毅力。他不是为了尝新鲜，不是为了开玩笑，他只顾笑嘻嘻地严肃地工作着。偶然来信，笔画依然粗得像作素描。记得他还曾诚意地约朋友们去前方工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鄙夷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朋友。
是前年吧，他忽然来了一封很厚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附了几张画，有一张是他大女儿坐在门前的速写。他在信里慨叹人已老大，说他为了家室妻儿，弄得生活很狼狈。“不知不觉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并且说他的女儿三四岁便喜欢作画，他想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时光像飞箭一样，是十年的友谊了，还不计算那惴惴地投稿作画的时代。我觉得光荣，振黄作了一名忠实的文化军人。他没有吃空额，他没有作走私生意，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守在前方，作政治工作。他一定吃尽辛苦，磨练成很好的耐性了；因为做政治工作的照例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信中提起过民众的可爱，他愿意用他的画笔，为他们素朴的心灵饰色，为他们干枯的生活浇水。
“振黄从汽车上摔下来跌死了！”我在七星冈听了孙源先生的报告，顿时感到跌死的不止是振黄，而且是那留在记忆里的少年时代。我们中学生时代可贵的集团，可贵的友谊，从此就残破不全了。
我搜寻振黄死去的原因。就在振黄死去前几天的一个集会上，我亲自听到陈诚部长说：“说也笑话，柳桂战事一直到独山才有了一次比较正式的战斗。”那么在独山以前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呢？敌人的实力据说才一个联队。
振黄，我不说了，你比我更明白，因为你至死仍在部队里当一个没有武器的文化兵。笔可以根绝侵略者的思想，却挡不住面前的侵略者——除非与抵抗侵略的部队配合起来。
昨天看到去年十一月份美国的《生活杂志》，其中刊载着湘桂流民的照片，注解的第一句话是“同盟国人民仍在胜利的敌人前逃亡的，只有中国人。”
多么深刻！多么可耻！
我们万万千千流亡的人民看了有什么感想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却又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没有容许我们每个人尽责啊！
振黄，你要叫屈吗？死难的同胞是会叫屈的。我们不能够作自己命运的主，好像我们生来就必需与百般厄运斗争，我们是一群无人照顾的羔羊。
难怪美国杂志要标出只有我们仍在逃亡了。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可怜到军民消息绝端隔膜，人民的逃亡赶不上军队的后撤？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疏散是必须坐在汽车上的——而且有许多人连汽车顶也坐不到？
我想起一支旧歌曲里的两句话：“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想不到今天仍能适用。可是，今天我们非深思一下不可了。如果自己不杀菌，不清除，不调养，也就不必怪创口越来越大，成为细菌的培养所了。
(一)这一篇历叙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友谊，联带表出当时彼此的兴趣与心情。
(二)把相知而没有相见的朋友比作“同在地下埋着的种子”，待“苗芽儿钻出土来，才讶然指手画脚地说：“这就是你呀！”这个比喻很妙，可以仔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