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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直听从父母安排的巴尔扎克，虽然拥有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但他过得并不快乐，这些年来一直受压抑的心中突然重新燃起了叛逆的火焰。1819年春季里的一天，巴尔扎克忽然从办公椅上一跃而起，抛下案头的工作甩袖离去。这样没有自由和快乐地按照父母的命令和安排活着，他受够了。他终于勇敢坚决地对家里宣称：他不要做律师、公证人或是法官，他不要从事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业。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个作家，要凭借伟大的作品来获取自立、财富和名声。
巴尔扎克突然宣称要放弃一份有保障的事业，让这个没有防备的家庭十分震惊。作家？这个工作将来会得到稳定可靠的收入吗？对未来的生活有任何保障吗？父母一再劝说巴尔扎克，文学和诗歌这种东西，是那些拥有漂亮城堡的贵族们可以接触的玩意儿，要不就是四处流浪的吟游诗人，难道没有名正言顺贵族头衔的巴尔扎克要放弃前途无量的体面职业而去做吟游诗人吗？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确未曾见过这个总是心不在焉的小子在文学方面爆发过值得人注意的天赋，他们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文思顺畅的文章，他又几时有诗歌在当地的报章发表过？在每个学校里，他的成绩都是垫底，拉丁文考过32名，商业经营中所需要的数学就更别提了。
最糟糕的是，巴尔扎克偏偏选了父亲经济状况发生变动的节骨眼上来提出做文学家的鬼想法。波旁王朝复辟使欧洲的纷扰结束，也挖断了拿破仑这棵战争的摇钱树，一些发国难财的人顿时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巴尔扎克的父亲原先8000法郎的高薪一下减少了很多，并在银行和投资事业的肃清行动中损失了不少。家里人其实还可以舒服地过日子，也留有一些钱应急，可是像巴尔扎克家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却以为既然收入减少了，那便应该加倍节俭。于是一家人离开巴黎，搬到20公里开外的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安家。在这里他们可以降低生活质量而不用担心会引起别人注意。一切安排得好好的，但万万没料到那没脑筋的儿子居然在这时突然要当作家，并且还要家里出钱来支持他的不务正业。
巴尔扎克的父亲倒是很镇定，他只是低声地说了句：“有什么不行？”与巴尔扎克最亲近的姐姐罗拉对诗歌颇为喜爱，也站在他这边支持他。然而被生活琐事纠缠得日渐庸俗的安·夏洛蒂却认为这是天大的不幸。如果让亲戚们知道了她的儿子没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反而要去写文章，投稿给报社，这叫她如何在亲朋好友面前抬得起头？她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岂是让他做无业游民的？
但是，安·夏洛蒂却没想到，她的这个好脾气、随和的儿子为了坚持做“无业游民”，竟然首次不听自己的劝阻，根本无视她的眼泪、哄骗和歇斯底里的哀嚎，他就是要当大作家，不要当公证人。
安·夏洛蒂的绝望不难想象，一向喜欢自作主张地操控家里每位成员的她，这次竟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既然好话说尽，百般的恳求都打动不了那坏小子，安·夏洛蒂便改用智取，跟他长期抗战，一定要饿他个半死不活。她亲自陪他到巴黎去租房子，表面上是说为了他好，可是她选的却是最差劲、最破败、最不适于居住的房间，巴黎的贫民窟还要比那好些。她的计划就是软化他的决定，再击溃他的意志。
日后，巴尔扎克曾在一封信中悲苦地呼喊：“我从来没有过母亲。”
巴尔扎克天性善良，可是他总无法忘却小时候所受的冷落和忽视。当他的头发也已经斑白，都还在责怪母亲无情，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和她决裂。
巴尔扎克坚定地与家人奋战了几天，最后全家终于达成协议：巴尔扎克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父母支持他两年，两年期满，如果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大作家，他就得乖乖地回公证事务所，否则，就会失去家里的支持。每月家里给他120法郎，让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可笑的理想。就这样，巴尔扎克搬进了莱斯杰奇耶街的九号房子。为了掩饰儿子离家赴巴黎，安·夏路蒂告诉亲友说，他因健康的关系，到南部一个亲戚家休养去了。她期望儿子早些悔悟，不要再让愚蠢毁了自己的名誉和婚姻的前途，并连带失去了法律主顾。
巴尔扎克离家后的落脚地，现在早已拆掉，但它的描述却留在《驴皮记》里。
走过五段阴暗、有异味的楼梯之后，是一扇由几块木板粗陋拼成的烂门，门后是低暗的阁楼，冬天冷夏天热。每个月的租金是5法郎。
这个顶楼四壁污黄，散落着一片凄惨。屋顶几乎斜到地板上去，从疏落的屋瓦间望去，天空隐约可见。晚上点灯又要另花3个苏（法国昔日一种货币）。我穿法兰绒的衬衫，因为我付不起一天两个苏的洗衣费。我烧煤取暖，一天约需两个苏。
……所有这些花费加起来不超过18个苏，还给我留下两个苏做不时之需。每日清晨，我自己到圣米歇尔广场的泉水处取水。在如教士般独居的前十个月里，我便这样地在贫困与遁隐中度过，是自己的仆人。
在这间阁楼里，巴尔扎克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而且都是从家里杂物间搬来的。他的床是由硬板铺就的，“像一个惨不忍睹的支架”，一张小橡木桌子上头覆着破烂的皮革，还有两把椅子。这些就是巴尔扎克的全部家当。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租一架小钢琴，但是家里不准。过了几天，他写信回家，要家里寄来一双白棉布的长筒袜、一双灰毛线袜和一条手帕。当他给自己弄来一面四方镀金的镜子时，母亲便怪他花家里的钱过奢侈的生活。
生活虽然清苦，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却没有受到抑制，反而更加活跃。他的眼光能赋予最朴实无华的事物以鲜活的形象，并将丑恶提升。从他这间简陋的屋子向窗口望去，便可看到巴黎灰暗的屋顶，可是这样阴沉的景象也能带给他安慰。他在《驴皮记》里这样说道——
我记得自己是多么快活地将面包浸在牛奶里，坐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游目四顾这一片棕、红和浅灰的瓦顶或石板屋顶覆着青苔藓的景致……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清晰而勾曲的鼻子侧影，一位年轻女子在梳妆，并不知道有人在看她。我只能瞧见她姣好的眉毛和长长的发辫……我细审着那些苔藓，它们的颜色经雨而鲜明起来。白日的诗意如风驰电掣，雾水的忧伤、太阳的突然升起、夜晚静寂的迷魅、日出的奇幻、烟囱的炊烟……都是我所熟悉、使我快乐的。我爱我的囚牢……
遇到晴朗的好天气，巴尔扎克唯一能尽情享受却不需花钱的便是沿着林阴大道压马路，一路徒步到圣安东尼郊区。路程虽短，却充满刺激。
辛苦获得自由之后，巴尔扎克亲自动手刷墙，在污渍斑驳的墙上贴上壁纸。他把自己带来的书整理好，并到图书馆去借了一些，又准备了成沓的白纸、几支笔以及蜡烛和灯油。陋室里的书、街道上的行人和洞悉一切事物的眼睛，构成了巴尔扎克自己的世界，他开始写作了。
现在万事齐备，只是我们这位满怀希望的作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些什么。他要当作家，只是直觉而已。他还未明确地打定主意，究竟是做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家？可是，他说：“我觉得体内有个信念，我有思想要表达，有一套体系要建立，有一段科学要阐释。”但是什么思想、什么体系、什么类型的文学才是他所贡献的才赋呢？他看了看自己带来的文稿，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片段。他该怎样开始？
巴尔扎克的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一部作品，获得一些收入，好使他能够脱离父母而独立。于是，他打算从哲学作品入手。巴尔扎克钻进浩瀚书海中，找寻写作的题目，并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写一部哲学作品的计划搁置了，因为它费力而难讨好。写小说，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余下便只有剧本了。当然，必须是一部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剧，像席勒所写的那样。他在图书馆里来回翻找，他一定要有个题目。
1819年9月，巴尔扎克写信给罗拉——
我已决定选“克伦威尔”做题目，因为他在近代史中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已经沉浸在其中，几乎对其他一切都失去了知觉。意念不断地在我脑中积聚起来，可是我却一直因为缺乏写诗的才情而遭到阻碍……我至少还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来把这出戏写成韵文，还要斟酌审度我的意念，然后再整饰全部。伟大的拉辛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润饰《费得尔》。两年！整整两年啊！想想看！
但是，现在他已经后退无路了。他“必须在妈妈来之前有点东西给她看”。
巴尔扎克夜以继日地坐在桌前写着，常常三四天都不离开房间一步。即使出门，也只是去买必不可少的食物和提神的咖啡。冬天渐渐地来了，在通风而无取暖装置的顶楼上他怕冷的手指变得麻木，无法握笔写字。然而他强悍的意志并未屈服，他依旧坐在桌前，脚上盖着父亲的旧毛毯，肩膀上围着他从姐姐那儿求来的旧围巾，头上戴着他求母亲给他织的帽子。为了省下些昂贵的燃料，他只能躲在床上工作，一待就好几天。使他烦恼的是，白日变短了，下午3点钟就得点起灯，这样又要支出额外的灯油费。不然，他倒不在乎日或夜，因为日、夜他都能工作。
这段时日里，他没有半点娱乐，他上不起饭馆或咖啡厅，也没有一丁点儿的闲暇。他天性胆怯，不敢去找女人。在各个寄宿学校里求学时，他就知道自己笨手笨脚。他不会跳舞，没学过怎样与人交往，而且由于父母的节约，他的穿着总是称不上得体，更不要说考究了。现在，他正值成人阶段，除了不注重穿着，他的外表也不讨人喜欢。一个与他熟识的人这样说：“他的体格粗短而厚实，黑发杂乱不整，五官瘦削，嘴大，牙齿参差不齐。除了那双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小眼睛，他真是丑得可以。”
当时只有一个人偶尔对这个孤苦的心怀作家梦的青年特别照顾，他就是巴尔扎克家的一位老友，巴尔扎克家的孩子们称他达勃兰叔叔。他是位五金批发商，对这个穷困却对文学抱有远大志向的世侄给予过不少关怀，巴尔扎克的一生都与达勃兰叔叔保持了这段情谊。
达勃兰叔叔虽然只是个城郊的小生意人，却深深地敬仰文学。一天的生意结束后，他常会带着这个年轻的作家一道去看戏。这样的夜晚，是巴尔扎克在身心方面唯一的兴奋剂，为此，他深深地感激达勃兰叔叔。
达勃兰叔叔每周都要爬上五楼来和巴尔扎克研读拉丁文。巴尔扎克在他身上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小人物心中所潜藏的道德力量，这是与他自己家里截然不同的。后来，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巴尔扎克赞颂这位诚实的老百姓，并特别感激他“同情的内在力量”。叔叔凭着直觉，早在10年前，就比全世界的所有人先发现巴尔扎克是个天才。
达勃兰叔叔偶尔能够消解巴尔扎克外在的孤寂，却无法减轻这位文坛新秀内心的彷徨。巴尔扎克不断地问自己：“我有足够的天分吗？”他又在信中求姐姐不要给他同情的赞誉，要她永远别说“那样很好”！而是必须指出他的缺点，把称赞留在自己心中。
有时，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克伦威尔》好极了，有时又绝望地感到自己毫无天分。他创作的悲剧剧情越接近完结篇，他的疑虑也就越深。
不幸，巴尔扎克无人指引，走错了方向。他既不知这世界运行的方式，又不懂舞台技巧，却偏偏写了出悲剧，还是押韵的诗剧。他本没多少写韵文的天赋，因为他的想象会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联想，而不能止住，使他无法写出精巧的音韵。拘谨的诗裁形式阻碍了奔腾的思绪，他模仿古典作品而写的悲剧显得冰冷、做作，而且空洞。
但是，巴尔扎克可没有时间分析自己的性质，他急着要把悲剧写成，看看命运究竟怎样答复。经过4个月亢奋的辛苦工作之后，草稿于1820年1月里完成，然后在朋友家中作最后的润色修饰。5月，他终于又回到了家。
巴尔扎克的父母焦急而好奇地等着他们的问题儿子和他的杰作。这时事情转变得稍稍对他有利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些，家里的气氛也较以前愉快，因为他喜欢的姐姐罗拉刚同一位贵族出身的富有工程师结了婚。同时，巴尔扎克能够备尝艰辛、俭约刻苦，不但连一个苏的债务都没有，而且还带回了2000行的作品，家里不免对他另眼相看。这是巴尔扎克一生中首次被父母如此看中。
全家为了检验巴尔扎克的成果及其是否有当作家的天赋，决定在5月里举行一次公开朗读。当天，巴尔扎克一家郑重其事，安·夏洛蒂除了请来了娘家人和新姑爷德·苏维尔之外，还特意请了有影响力的医生朋友和达勃兰叔叔。这场奇特的首演就安排在家中的客厅里进行，整个朗读仪式进行了三四个小时。
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都对刚刚听到的东西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甚至无法解释，是自己欣赏水平不够，还是这作品真是冗长乏味、糟糕透顶。德·苏维尔见到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就建议把稿子再送去给一位真正有能力的权威过目。他认识一位在法兰西学院里担任教席的文学史教授。于是，巴尔扎克的首部诗稿便送到了这位教授手中，教授先生阅过稿子以后，认为它不成气候，但是他不愿武断地否定巴尔扎克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于是他礼貌地写信给安·夏洛蒂，告诉她：他并不想让她儿子气馁，但是，他以为巴尔扎克若是不写什么悲剧、喜剧，他的时间可以用来作更有意义的努力。他还说：“如果他肯来一趟，我很乐意告诉他怎样运用他的时间和精力，我以为不必非以诗歌为职业不可。”
《克伦威尔》虽然失败了，巴尔扎克却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职业诗人。他不想去找工作，他觉得自己会像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迷失在工作里。毕竟，两年的尝试时间尚未期满，他还有一整年的时间。怀着不屈的精神和坚强的决心，巴尔扎克再次回到了自己的那间阴暗冰冷的小囚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