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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当春秋霸主——在中原活跃的晋王室被宰臣们夺取，并分割为魏、赵、韩三国时，就被列为战国时代。所谓的“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到了公元前386年，位于山东的大国——齐，被宰臣田氏篡夺。在田氏篡齐后的14年，孟子诞生，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竞相称雄，国与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情也很不稳定。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曾在匡城遇险，但总体上还是好的，他能够率领弟子们到各国去传道讲学。可见变迁虽有，但不是很激烈。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引起了极大的变革。当时的情况是，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间以强并弱，以大吞小，全无道义可言。由于战乱频繁，各国都在全力谋求富国强兵之策，小国需要自卫，以免灭亡；大国则试图扩张，企图称霸，甚至统一全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国纷纷竞争功利。一方面重赋税，压榨民财；一方面广求人才，各国国君都卑辞厚币招贤纳士，寻求富强之道。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燕筑“黄金台”，齐置“稷下馆”。
当时的景象，《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大致说了以下几个方面，也表达了孟子的观点和看法：
一、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为争土地发起战争，杀人夺城。魏国在东边被齐国打败，太子死了；西边被秦国占领了大片土地；南边为楚国打败。魏王对此耿耿于怀，希望能为死亡的人报仇。
二、诸侯对百姓横征暴敛，夺取民众，使他们无法耕耘生活，就是为了充盈国家的仓库。
三、诸侯们自己有肥肉吃，马也养得很肥，浪费到喂狗和猪吃人的食物。但是在郊外，如果有人射杀了麋鹿却要按杀人罪处置。
四、士风卑下。古代人仁义忠信，乐于行善，得到的是天赐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就是为了得到人授的爵位，得到了人授的爵位，就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而今，相比之下仁义之士很少，现在所谓的好臣子就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民贼。
五、世道混乱。世风渐下，人们的暴行很多，有臣子谋杀君主的，也有儿子谋杀父亲的。
六、民生疾苦。老百姓的日子上不能养父母，下不够照顾妻儿。遇到太平年代，就终生受苦；遇到战乱年代，可能会死掉。老百姓脸上都有饥饿的颜色。
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混乱、动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春秋到战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为了封建制，过去一些世袭的大地主从春秋末期就逐渐解体。接着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大增，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再完全隶属于地主的统治。人们想要突破世袭统治桎梏的热情逐渐汇成了一股强烈的力量。
田氏篡齐前，实行了“以大斗出货而以小斗收”的做法，就是为了赢取人心、培植势力。孟子所说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就是当时有万辆车的国家，能够杀了君主的，一定有千辆车，这种以下克上的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役的来源。但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赋税繁重，人们被逼得离乡背井，好多都成了游民，集中在都市，所以到了战国时期，上千万户以上居民的大都市已随处可见。
为此，各国君王都大伤脑筋，他们想尽办法去安定这些人的生活，来确保国富民强。因为之前单凭血缘关系就能安然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靠实力来生存，所以兴起了重金招贤的养士之风。这样一来，一些农民、市民出身的年轻人都纷纷起来钻研学问，希望能求得一技之长而被重用，从此能声名远扬、光宗耀祖，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就是将自己所学到处兜售，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
孟子很敬仰孔子，也很赞成他的主张，他不求高官厚禄，一心想使儒学振兴，而打击当时社会不良的现象，行王道。他很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说会被人们遗忘，曾感慨地说过，从尧、舜到汤，过了五百多年，大禹和皋陶亲眼看见尧、舜的做法，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商汤对尧舜就是通过传闻知道的。商汤到周文王，又过了五百多年，伊尹和莱朱亲眼看到商汤如何治国，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到了周文王就只能从传闻知道。周文王到孔子，又隔了五百多年，太公望和散宜生亲眼见了周文王，知道文王的治国道理，但是孔子就只能听闻了。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又过去了，我们离圣人的时代很远，但是离圣人的故居很近，现在已经没有亲自听过圣人讲道的人了，恐怕以后连听到传闻的人都没有了。
孟子想要实现孔子的理想，不想人们遗忘孔子的学说，他要一身承担起孔子未完成的道统使命，在漫长的游学旅程中，继续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要把孔子的学说有所传承和发扬。
孟子热切地盼望能够继承孔子的理想，能够扰乱反治，解救民生苦难，但是没有机会。这段时期，他的全副精力便用在了教育工作上，像公孙丑、公都子、万章、陈臻、屋庐子、充虞等都是他的杰出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