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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在故纸堆里翻找这些信息，并不是说要用现在的一带一路去机械地比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希望能更好地把丝绸之路这一古老的文明遗产能做现代化的转换，对现在的工作有所启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古今丝绸之路的相同与不同有清楚的认识。
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首先，两者都有贸易或经济利益的推动。今日以“经济带”为号召的倡议自不待言，两千多年前，来自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罗马上层贵族迷恋的商品，价格甚至达到每磅12两黄金，而西方的许多产出如宝石、马匹、香料、特有的水果等，也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长程贸易带来的巨额套利机会，成为人员物资川流不息于丝路上多段不毛之地的重要动力。
其次，古今丝绸之路都对参与各方协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提出了颇高的要求。按照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说法，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丝路的两端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诸多文明，其中还穿插着祆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固然有文化交融、取长补短的一面，其极端部分也留下了冲突与暴力的祸患，这些祸患对东西方正常贸易与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构成重大威胁。时至今日，中国与其他丝路国家（尤其是中亚各国）还面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所谓三股势力的侵扰，有必要联合起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维护地区安全。
第三，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那些因公共利益的取得而获益更大，或因共同损失的出现而受损较多的集团，更有积极性来促成趋利避害的集体行动。由此可以推断，在国际社会中，大国往往成为促成国际合作的集体行动的倡导者。就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而言，无论两千年前还是当今之世，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且也是受这一区域治乱兴衰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来扮演经济、安全、社会、文化诸方面合作的更积极的倡导者角色，在合作平台等公共产品上率先做出更多的投入，既是利益所在，也是责任使然。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与古丝绸之路已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倡议的战略目标也应有相应的调整。
第一，建设丝绸之路的生产力或技术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丝绸之路的开辟离不开班超、甘英、玄奘、摩尼亚赫、蔡马库斯、耶律楚材等人的筚路蓝缕之功，其中不乏军事统帅以武力“凿空”贸易通道之举。陆上丝绸之路的跨境政治“协调”成本如此之高但依然成就了贸易上的辉煌，除了这条通道的高额利润极具吸引力之外，当时技术条件下海洋贸易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成本，是人们取陆舍海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械工业加持的运输技术让海洋从畏途成为坦途，而公海上的航行除了较低的海盗风险之外，也无须开展航线沿途的政治协调，从而令海贸成本大为降低，陆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衰败。因此，新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当代复兴，也必有其倚为支撑的技术进步的基础。仅从运输成本来看，从中国重庆经丝绸之路的铁路到德国杜伊斯堡，比经上海通过海运过去要缩短近30天。另据测算，从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
通过青藏铁路的兴建，高原建设快速铁路的技术已经取得重要和可靠的进展，这将进一步降低新丝绸之路陆运成本。
还应看到，在当今时代的技术条件之下，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已经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
第二，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两千多年前不同，在“一切人与一切人为邻”（而非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丝路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协调，已经远离了以兵戈为谈判语言的模式。协调成本的大幅下降，也为丝绸之路端点国家与沿途国家都留下了更加充足的利润空间。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还能将沿线国家的土地、海域、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好地卷入到以贸易路线为主干的国际生产网络之中，有望在亚太和欧洲两大生产与市场体系之外，形成新的全球性的增长极。
第三，世界格局或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两千多年前西域的陆上丝路贸易通道的开辟，主要归功于中国及其西域盟友与匈奴的竞争。当今之世，除了区域各国之外，域外大国的干预也成为无可回避的因素。2004年日本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构想，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致力于用政治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资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2011年美国也提出了官方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希望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的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而区域内的国家，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也有更主动的设想与谋划。例如，俄罗斯将正在建设中的、由中国经过中亚和俄罗斯直抵德国杜伊斯堡，并连通欧洲铁路网和港口的“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并有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011年伊朗启动了将伊朗铁路线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同中国铁路线连通的计划。2012年，哈萨克斯坦也宣布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提出哈萨克斯坦应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及欧洲和亚洲间独特的桥梁。印度也提出了自己的季风计划，以免被一带一路倡议所边缘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也必然要赋以新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才能使一带一路的承诺与愿景能为相关国家所相信和接受。
应让国际社会尤其是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理解，中国倡导这一合作的主要着眼点之一是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及其背后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人类不同文明的延续自有其政事兴废、军力消长、财富聚散等短期波动之外的更根本的支持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坚持和创造性转换，能够让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不同文明之间的砥砺与相互发明，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进化，这比单极思维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加和平。一带一路正可以为世界主要文化的继承者们提供对话与共同演化的平台。
应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与中国的国内及国际战略具备内在一致性，是高度可置信的政策举措。从国内战略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社会问题凸显让原有的高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及出口和FDI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效率出现下降，中国有进一步发展西部地区、实现东西平衡布局的迫切需求。
中国已经采取过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政策，而一带一路是按照以外促内的倒逼思路对原有战略的深化与拓展。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都将一带一路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召开的会议邀请西北五省
与西南四省市
以及东部五省代表参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其中多个省市也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意图，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和具体地开启了新规划的国内动员，撤回或中止这一过程，中国将面临极高的政治成本。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完全符合中国开展离岸一体化合作的战略逻辑。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涉及西部及东南亚周边的稳定与繁荣，更意味着中国将视野拓展到了周边之外的重要能源资源的来源地与输送通道，以及更远距离的区域性中心市场。在亚太合作面临TPP挤压，东亚合作新的增长点又不明显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成为中国新一轮离岸一体化合作的破局之作，其顺利推进将给中国未来的国际合作带来重大的利益。上述成本与利益，保证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诚意与可信度。
应让国际社会了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充满活力，具备充足的制度与利益包容性。其制度上的包容性在于，可以充分对接现有的上海合作机制、谈判中的中国–海合会自贸区机制、筹建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亚经济共同体机制，乃至吸纳美国、日本丝绸之路设想的合理成分，形成一个各种机制互相补充的协调平台，来让经济带各区域主体更充分地享受到不同经济、安全合作机制带来的便利。其利益上的包容性在于，不是仅考虑通道两端经济体的“套利”需求，更重要的是形成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运营规则与合作秩序。与欧盟的“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安排不同，一带一路将更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来形成发展的合力，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