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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丝绸之路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以及相应时空上发生的有关王侯、使节、士兵、旅行家、商贾、僧侣乃至盗贼等各色人等活动的历史相比，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只能算是装旧酒的新瓶子。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调查研究中国地质与资源后所写的报告中，才首先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一词来形容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
丝绸之路的提法被另一位德国史学家赫尔曼（August Hermann）所接受，在其著名的《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他把这条通道进一步延长至遥远的叙利亚。不能不说，这是一条容易触发人思古幽情的路。曾经多次在中国西部和中亚游历的瑞典探险家赫定（Sven Hedin），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写下了某次听到无韵之诗驼铃的感受：“我聆听着，深深为这古老而又熟悉的铃声打动，正是这千百年来回响在商队经过的古道上的特殊旋律，长伴着旅人商贾展开了一幅多姿多彩、震撼人心的沙漠生活图景”
。也许是丝绸之路一词满足了西方人对富庶而悠远的东方古文明那种既热烈又浪漫的想象的缘故，这个说法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中不胫而走，并且所指范围越来越广，成了从东亚经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北非的贯穿三个大陆的贸易大通道。
虽然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承载了东西方世界物质与文化长程交流的辉煌，但就事实来说，从罗马时起西方对中国的需求就远大于后者对罗马的需求。那时，罗马贵族甚至还不知道丝绸来自中国，但已经深深沉迷于这一神秘、质地优良的奢侈品。又据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史学家鲁卡努斯记载，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拥有的丝绸衣服就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丝绸对罗马社会的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罗马元老院和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奢侈品成为贵族必需品而造成的奢靡之风的警惕。元老院一度禁止男性穿着丝绸，并对女性穿戴丝绸也加以限制。
1世纪的哲学家，曾经担任尼禄皇帝的老师和顾问的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在《论善行》中忧愤地写道，“我见过一些丝绸制成的衣服。这些所谓的衣服，既不蔽体，也不遮羞。女人穿上它，便发誓自己并非赤身裸体，其实别人并不相信她的话。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而损害了贸易，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人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里一样，裸体接待情人”
。
与之相对，中国的王公贵族和富裕家庭虽然也需要一些来自远方的香料、象牙、宝石装点生活，但没有一样能够达到让中国人高度依赖或痴迷的程度。这种高度的不对称依赖，或许是后来武装贩毒集团英国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原因之一。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作为英国政府派出的使节出使中国，希望发展贸易开拓中国市场。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以天朝上国的口吻回绝了对方遣使驻京等要求，仍然以“厚往薄来”的朝贡思维应对新的世界。
乾隆皇帝的回信后来被许多中外研究者不断引用，多用来说明当时清朝政府的盲目自大、狭隘可笑。的确，以那个时候马戛尔尼携带的天象仪、七政仪、地球仪、透光镜、气压计、枪炮等礼品背后所反映的西方技术与制度的先进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但以此责难乾隆或当时的其他中国人不能发现并正视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事实，其实太过苛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没有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大师言之凿凿地预见到这次危机。此前美国经济才经历了不过20年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而已，人们（包括大量的专家）已经忘记了危机的可能性和可怕性。要知道，至乾隆皇帝的时候，中国领先西方国家已经数千年之久。
这就好比一个扔硬币的赌博游戏，在已经扔出了2000次“正面”的情况下，第2001下注在“正面”当然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不能因为这次的赌注太大（清朝输光了自己的国运而中国也几乎输光自己的文明），就以后见之明来苛责乾隆或当时的其他中国人愚昧无知、不识时务。更何况马戛尔尼送的那些“尖端技术产品”，不少早已经通过贸易或先前来华的传教士流入中国，为乾隆所熟知。例如马戛尔尼礼单中向皇帝隆重推荐的反映英国天文学的最高水平的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早在20年前就已经由法国耶稣会士从巴黎带来并进献给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耶稣会士还重点为反射式望远镜写了详细的说明。马戛尔尼觐见结束后，皇帝派大臣陪同英国使团参观热河行宫。使团成员在行宫的各个房间里看到大量西洋玩具、挂钟和地球仪，制作之精良让英国人带来的礼品黯然失色。陪同的中方官员还介绍说，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还不算上品。通过自己的技术研发得不到的东西，中国已经通过贸易交往等渠道从海外获得，并不以为奇。
换言之，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开辟东西交通的先声以来，中国或东方世界一直领先在前。直至近代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之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等仍不容小觑。吊诡之处在于，丝绸之路这个引发对瑰丽的东方文明无限畅想的浪漫概念，却是在东方世界向黑暗深处沉沦的过程中，由西方人冯·李希霍芬命名的。而他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受上海的欧美商会资助考察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经商交通路线，为外国资本掠取中国资源而服务。不过，李希霍芬并未将他的发现向东家和盘托出。例如，经过考察他发现了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胶州湾的地理优越性，但只是向欧美商会强调宁波和杭州的商业重要性，却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建议其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
鲁迅先生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感慨道，“（冯·李希霍芬）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冯·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
德国学者施丢克尔（H.Stoecker）也评价道，“冯·李希霍芬——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无可争论的——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
在一带一路的写作之初，先了解丝绸之路这个词的本身的来源和背景，其重要性恐怕不亚于了解作为历史现象的丝绸之路曾经在东西文明汇通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后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与伟大，而前者则更具有警示意义。如果中华民族不戮力自雄于世界强族之林，曾经无论多么光彩夺目的文明历史，都可能化为一抹任他人玩赏回味的落日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