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重温演讲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引起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9月7日发表的名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思接千载，先是回顾了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进而，习近平念及家乡陕西即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从丝路的起点来到张骞出使之地，让他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倍感亲切。

习近平盛赞哈萨克斯坦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地，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过重要贡献。东西方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他还讲述了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故事。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华章只是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的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

话锋一转，习近平由对历史的凭吊怀想谈到了当下的大势。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随后他呼吁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并提出了重大倡议。他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交通便利化协定已经签署。在此基础上，各方应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习近平提到的以上五个方面的合作内容，构成了后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基本框架。从这个演讲到一年半之后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文件，只有措辞上的完善（“道路联通”改为了领域更广的“设施联通”，“货币流通”改为了更加正式的“资金融通”），对合作的框架并没有颠覆性的改动。

丝路情怀

研究者对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更关注的是后面对五个合作方向的分析，往往忽略了他在前文的铺陈中纵论历史与现实、使命与友谊、家乡与远方的情怀。忽视了这一点，就容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只见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与人员等具体的事务，容易为这些具体事务的一时进退而欣快或急躁、得意或失落，忘却了一带一路共同事业所寄予的友谊、奋斗、协作并最终改变共同命运的远大理想。

习近平主席先是谈到了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指出，历史或传统的继承性因素是合法性的三大来源之一（其他两项是领袖的个人魅力，以及制度或法律授权的合法性）。谈到历史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与中亚除了现实中存在迫切的相互需求之外，从历史来看，中国在中亚的存在也给彼此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返中亚”并不突兀，具备历史传统所支持的合法性。

习近平主席还谈到了张骞的使命和冼星海与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友谊。使命意味着丝绸之路是一种政府行为，需要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强调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冼星海的友谊以及前者甚至给予了后者温暖的家，则反映了这种合作的情感基础和广阔空间。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解释为三种状态。其一是霍布斯文化所谓“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各国视其他国家为敌人，通过武力或掠夺来使对方屈服并壮大自己。其二是视各国为基于一定规则下的竞争者的洛克文化。在此状态下，各国彼此竞争，但通过国际制度或契约排除了那些具备高度破坏性的对抗方式。其三是假定各国之间并非敌手或竞争者，而是朋友关系的康德文化。在此状态下，各国能够达成基于同情的理解，在一方受到灾害、疾病等外部冲击时，能够感同身受予以积极的援手。按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这种文化下国家间的朋友或合作关系，系器物层面的压迫或利益驱动所致。即便根据建构主义的解释，朋友关系系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身份”的认同，这种“我与他”的划分同样是竞争性的，无非是包含善意的良序同质竞争罢了。尤其在传统中国天下体系中“自我相对于我们的身份”的参照下，康德文化“我与他”的竞争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不难看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从相互认同的层面建构康德文化，已然是难以企及的极高的“终点”，但这种朋友关系严格说来刚刚进入东方文化的“起点”。在中国式的天下体系语境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外，还有兄弟、夫妇、君臣、父子等更紧密的“家–国”伦理关系。当习近平主席讲到拜卡达莫夫为冼星海提供温暖的家时，反映的是东方国际合作体系相对于西方国际关系，所能够企及的合作的潜在空间更加广阔。

中亚乃至丝绸之路沿线更西的国家和地区固然是远方，但通过丝绸之路的存在而和家乡紧密连成了一体，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寄予了使命和抱负的远方与寄予了温情与爱意的家乡的纽带。远方也因此变得格外亲切，远方之人也由此成为亲人。这也是让习近平“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倍感亲切”的原因所在。家乡是一个人心中那段最纯真和柔软的时光，也是一个人走上万里征程的起点。习近平主席谈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时将其与自己的家乡联系起来，其中也透露了他本人对现代丝绸之路远大前景的真诚期待与厚望。

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阐述中国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印尼关系和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构想，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他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次演讲的官方电文中，“21世纪”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修饰语。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1世纪”还在可有可无之列。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渐成形，“21世纪”与“海上丝绸之路”很快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完整的术语，并最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一带一路”。

2013年12月10日至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稿中使用了作为完整术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议在2014年经济工作的任务中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2013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外交部共同主持召开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部9省区市负责同志，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5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能源局、铁路总公司、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部门负责同志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总体设计和框架方案制定的动员会。

“天字一号”工程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后，就成为中国领导人不遗余力、亲自推动的“天字一号”工程。从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2014年10月的一年之中，习近平和李克强的13次出国访问有11次涉及了对“一带一路”的推介与期待。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出访文莱时提出中国–东盟未来10年合作框架的七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李克强总理出访罗马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前者被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中亚向中东欧的延伸。他在乌兹别克斯坦明确强调上合组织成员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希望以运输便利化作为合作的突破口。2014年2月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就俄罗斯跨欧亚铁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问题达成了共识。次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时也表示，要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联动欧亚两大市场，造福沿途各国人民。6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希腊时，其总理表示希腊愿成为中国产品进入欧洲的门户和枢纽，与中方加强海洋合作，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韩国方面也提出“丝绸之路快线”构想，并希望将其与“一带一路”对接，双方联合拓展合作空间。8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时，与蒙方就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交换了意见，蒙方表示正在讨论和积极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已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希望与塔方以此为契机推动深度合作；盛赞马尔代夫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对斯里兰卡表示，愿共同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表示要与印度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引领亚洲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两位领导人如此密集地向世界“推介”或“宣讲”一项对外合作倡议，在中国国际合作历史上十分罕见。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并非中短期的合作项目，也不仅仅是中国“西向发展”的区域性规划，而是中国国家大战略中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方面提出的相应配套措施和有关机制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10月24日，21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意向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第一步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交通设施为突破口，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实现亚洲的互联互通等。中国还向世界宣告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11月召开的APEC会议上，互联互通内容被写进《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两个文件里，这使“一带一路”有了国际背书。

机制化水平提升

2015年2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一带一路领导班子的首次亮相。后来披露的具体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小组组长，四名副组长分别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国务委员杨洁篪。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相对完整和明确的界定。文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截至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到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6月29日，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科威特、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丹麦、波兰、南非等7国国内程序还未走完，根据“亚投行协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9月亚投行第一任行长金立群表示，预计亚投行成员将很快从57个增至70多个，超过美日主导的亚开行成员（共67个）总数。亚投行作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机制，本身也推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水平提升，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进展。

并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与非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和国外一些观察者以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来看待这项倡议。投资人士普遍欢迎这个概念，因为它给人以“拉动国内生产的大手笔对外投资”的想象，点燃了市场对港口、基建等概念股票的欲望之火。一些战略观察者则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持审慎或否定的态度，不过其理由却迥然不同。

一种理由是害怕“声名狼藉”的“马歇尔计划”玷污了中国对外战略新设想的令名。因为“马歇尔计划”是一种制造大国对立、分裂世界、更有利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且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的冷战工具，强调和平与合作的中国是绝对不屑于也万万不肯这么做的。如果非把“马歇尔计划”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种抹黑。这类反对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者笃定地指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一定会破坏抹黑者的图谋。

另一种理由隐秘地秉持着自惭形秽的态度，认为中国当下徒有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虚名，实际在考虑科技、军事后综合国力上与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当年的美国也相去甚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更无法与当时或现在的美元霸权相提并论，中国甚至还看不懂当前的国际规则。无视巨大的差距而去奢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和争夺世界话语权显得太过操切。

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未必那么坏，中国的境况也不至于那么差，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义利合一的制度设计

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无非是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要做的事情，毕竟从内容上讲，两者都有资本输出带动消化国内富余产能的目的。这就好比跟国人讲克劳塞维茨，大家未必能马上反应过来，但若说是德国的军事家孙子，国人大致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有人讲“马歇尔计划”，承认其为援助欧洲复兴之举外，念念不忘强调其主要是为了消化二战中积累起来的过剩产能，最终是借钱给欧洲人买美国货，解决美国自己的失业问题。仿佛这么一来，就可以用“自利”来“正常化”或解构“义举”。事实上，对外援助成为双赢或者“让好人得好报”的事才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从道德倡导来看，我们可以倡导做好事不求回报，但从制度设计来看，应当设计出好人有好报的制度，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做好人。孔子生活的时代，鲁国有一个政策，如果把流落在其他国家的鲁国人赎回来，国家会给赎回的人补贴。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有钱，赎人回来又拒绝国家补贴，大家都赞扬他风格高。孔子说，子贡这事做错了，以后鲁国人流落在外再也没人肯赎回来了。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个落水者，获救者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未予拒绝。孔子听说后非常高兴，说今后鲁国一定有很多见义勇为的人了。孔子对义与利的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对外或走出去战略也是一样。李克强总理在东南亚参加会议时宣布对东盟的援助以人民币计价。东盟用这些援助可以从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中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中国也可以增加人民币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就是双赢的好事。援助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义举，这种义举也能帮助中国国内改善生产能力和效率，在为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的同时，中国自己也能因此获利。这种实现了义与利统一的制度，才是让好人得好报的制度，代表了正确的义利观。如果总是希望以“绝对利他”来解构“义利合一”的道义性，最终只能得到一个冷漠的世界。

正视对外战略中的利益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国内动员。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其强大的军事与经济能力的保驾护航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内的支持。美国在援助重建欧洲的同时，国内企业能够出售更多东西到欧洲，民众也因此获得就业机会，各方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才为美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国内政治基础。反观我们自己，对外战略刚刚展露，国内就有不少类似“自己中西部还有那么多贫困落后地区，为什么还要投四万亿到国外去帮助别人”的质疑，这也与我们没有把义利讲清楚有关。仿佛把本国的利益谈得太多就不够高尚，背离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要求。殊不知，把自己的要求与利益向国内外讲清楚才是援助，否则顶多算是施舍。嗟来之食，廉者不受。靠施舍聚拢不廉者的人气，只会把自己降格为乞丐头子。

成就斐然的“走出去”

实际上，中国的“走出去”或对外战略并非此次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受到热议才出台，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连续过程，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的“走出去”是商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投资以及劳动力走出去，最后还有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增长观念走出去，这样一个分层推进、越走越远的立体过程。迄今为止，总体上是顺利的、有成效的。

从商品走出去来看，当前中国商品出口额是十年前的5倍多；服务也类似，出口额大约是十年前的4.8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是后来居上。2006年开始我们才有统计，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6年的5.1倍，从存量来看更是高达7.3倍。

劳动力走出去受到国外保护本地就业的限制较多，但同样成效显著。北京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一航班经停印度新德里。在新德里经停时，乘务员经常要提醒飞机上的中国人注意别下错飞机。因为近年来飞机上许多乘客都是中国建筑工人，到埃塞俄比亚劳务输出。乘务员的善意提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劳务输出方面蔚然成风、深入人心。从数据来看也是这样，截至2014年9月底，中国在海外的劳务人数为98万，10年前只有50万左右，也将近翻了一番。

但应看到，未来走出去的路还很长。在“量”的方面中国已经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在“质”的方面我们还早得很。有句话说得好，把你口袋里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把我脑袋里的想法变成你脑袋里的想法是更困难的事情。商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劳务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做的都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这件事，中国的模式或发展的观念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认同甚至接受，是更加困难但也更具战略意义的“走出去”。在这些方面必须承认美国人做了很多有用的事。美国的海军基地遍布全球，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硬实力的走出去，但真正发挥影响的，不是这些军人带去的子弹，而是他们带去的KTV、歌曲、电影，带去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这一切又是在坚船利炮和美元支持下实现的，硬输出与软输出之间形成了彼此助益的良性循环。

重建支付能力还是重建欲望

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比，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面对的欠发达国家与美国面对的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我们的走出去战略更加不容易，但意义也更加重大。“马歇尔计划”面对的是欧洲的重建与复兴，既然是复兴，就是说以前曾经兴盛过，现在因战争毁掉了，重返繁荣的愿望就会特别强烈。经济增长是需求拉动的，经济学里面需求的含义就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二战”毁掉了欧洲的支付能力，但没毁掉欲望。重建的也是支付能力，这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

中国面临的很多需要发展基础设施、搞援助的欠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欲望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印度基础设施欠账很大，但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倾向于让人们忍耐和节制欲望，这种情况下要劝说人们拆了兴建好的基础设施困难就更大。再比如，非洲当地人介绍说他们那里有一种猴面包树，树叶可以当蔬菜，果实可以当粮食，榨成汁就是饮料，有一棵树吃饭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当中国人讲要解决温饱问题再奔小康生活时，在那里老天爷就帮着解决了温饱，对小康的动力也就不足了。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对外合作与援助战略，不仅要建设支付能力，还面临重建欲望（以及制度）的挑战，要让欠发达国家认识到全球化的好处，给他们提供接入全球的机会，这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意义也重大得多。

自下而上的变革尝试

在中国之前，欧美发达国家也曾援助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可惜成效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全无机会。中国所倡导的是一种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这与欧美制度改革导向的发展路径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假定是，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透明度低、经济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么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风险就很大，还可能会助长其国内的腐败等问题，所以应该先要求它开展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资应当与这些改革绑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来甚至要撤回援助。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风险，但是被援助国的风险非常大。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就不一样。其假定是非常朴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战略。路通了，本地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就能够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接入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旦基层民众享受到了这些好处，观念也会随之逐渐发生变化，上升的欲望就会进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开放与改革，推动整个国家更好地融入现代世界经济网络。这也是中国自己的基本经验。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每个国家都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这个国家的权利，也是这个国家的责任。中国的成功可以借鉴，中国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归根结底还要看各国自己的战略决断。

应当承认，中国在“走出去”战略上还是新手，也面临许多风险，中国在处理这些风险的经验上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有人用中国高铁在墨西哥遭毁约的风波来批评走得太快，不够稳重。但首先，这是墨西哥国内政治所致，与中国企业自身关系不大。再则，动态地看，与2011年中铁承建波兰高速公路，面临“完成整个工程要亏3.95亿美元，半途毁约要被索赔最高2.7亿美元”的进退两难相比，这次我们已经有所进步，毕竟根据协议还有相关的赔偿款。经验都是“在实干中”学出来的，对中国“走出去”的对外战略，一要有信心，二要有耐心。

综上所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应只是一个四万亿投出去的投资战略，而应当立体发挥贸易、投资、劳务合作、援助的作用，使不同功能单元能相互支援配合。这样一个战略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命名，不是因为怕被“马歇尔计划”之名“玷污”，也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配借“马歇尔计划”之名，而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自身的独特性和开创性需要“名正”而后“言顺”、“功成”而后“名就”，如此才不辜负时代给予同时也由自身创造而得以维系的战略机遇。

并不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从权力争夺到责任担当

中国实力赶上美国还差得很远，中国为什么要急于跳出来颠覆或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国不担心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而“枪打出头鸟”？诚然美国没有以创始成员的身份参与亚投行等机构，但其国内已经有“失策”的评价，声音还不小；再则，美国对亚投行的官方表态也并非一味反对，美国所掌控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还表达了合作的良好意愿。有人说这是中国对美国成功实施了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使得美国不针对中国实施打击。但是，短时间欺骗所有人，或长期欺骗一个人，的确有可能。要以百年之久欺骗所有美国人，这如果不是神话，就是对美利坚民族的侮辱。

实际上，相比于几个世纪以前的霸权周期转换时代，当前国际权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所谓国际权力，即一国影响其他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大致可分为霸权国主动为之的硬权力和非霸权国主动为之的软权力（非霸权国主动认同霸权国而产生的影响）。从霸权国一方来看，其影响力的实现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利诱，二是通过强制。换言之，霸权国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影响其他国家。这些公共产品有的是利益，可称为公益产品（public goods）；有的是威胁，可称为公害产品（public bads）。在几个世纪以前，霸权国的权力相当部分或主要是通过提供公害产品来实现的，比如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原材料，通过倾销来抢占殖民地的市场攫取财富等。通过公害产品来行使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意味着一旦形成足以威慑的武力，并不需要真实消耗这些力量，就可以达到强制与剥削的目的。

当今世界，通过强制来实现影响的空间要小得多。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让大国之间的竞争面临更严格的约束。霸权国更多是通过提供公益产品来获得支持与赞同。在这个领域的“权力”竞争，集中表现为竞相向国际社会提供公益产品。例如在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之后，日本也提出了计划设立1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是通过公益产品行使影响力的边际成本要比公害产品高得多。公益产品是消耗性的，持续提供公益产品以保持“权力”需要耗用大量的国内资源，这可能对国内民众的福利构成严重的挤压。因此，公益产品的提供天然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不可能无限度地追求和行使向国际社会提供公益产品而获得的“权力”。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现在看来很难直接全额由财政拨付，能推进到何种程度还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愿意提供公益产品对国际社会总是好事。

总的来说，强权政治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强权政治的逻辑正在逐渐得到约束。权力性质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权力转移的斗争性，因为权力来源已经很大意义上转向了履行国际责任。无论对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国际秩序都是合意的公益产品，为此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都值得鼓励。

为大国竞争立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种激烈的对抗性的暴力对决就绝无可能。国民情绪的管理失当完全有可能让事态超出决策者的预期，战略狐疑前提下的彼此猜忌也可能夸大正常竞争的敌意或对抗性，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一个世界政府缺席的世界里，更需要主要国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强化和平秩序的稳定性。因此，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为大国之间的竞争（包括公益产品提供的竞争）立宪，从规则上排除那些可能导致集体毁灭的竞争方式，从而将竞争的结果导向增进效率、创造和平红利与共同繁荣的路径上来，实现“竞争性共荣”（competitive co-prosperity）。

国际竞争到了告别“权力”的时候，基于“责任”的竞争将为人类指引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只可能是恪尽大国责任，对现有国际秩序与规则的改良，而不是走霸权争夺的老路，构建与现有秩序平行的规则体系。

坚持联合国宗旨

实际上，《联合国宪章》是当前世界秩序下调整各国行为的根本准则，中国官方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文件在共建原则的第一条明确提出“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已经清晰表明了承认并遵循现有国际秩序的根本态度。仔细分析倡议文件表述及相关精神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一致性，也不难发现这一点。《联合国宪章》阐述了四大宗旨、七项原则，“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均有所体现并严加遵循。

首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了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载明的四大宗旨分别是和平的宗旨、平等的宗旨、合作的宗旨和协调的宗旨。

和平的宗旨，即“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平等的宗旨，即“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这里，平等与普遍和平相联系，强调不同国家之间不是基于等级关系的和平，而是基于平等关系的和平。“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同样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并且比《联合国宪章》更进一步，将平等与互利结合起来，强调通过平等互利和相互依赖来实现有机的而非机械的和平。倡议提出，“和平共处、平等互利”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

合作的宗旨，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是强调要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国际问题，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本身就是一项希望“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关于合作的倡议，其预期效果也包含提升欠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质量，以及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及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等要求。

协调的宗旨，即“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这是强调联合国在促进上述宗旨实现时应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自然也完全支持联合国发挥这一协调中心的作用。倡议所力图实现的“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也将减少国家间的协调障碍，从而为增强联合国的协调能力、提升其协调效果做出贡献。

恪守联合国原则

其次，“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遵循了联合国原则。《联合国宪章》具体阐述了其坚持的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履行宪章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协助联合国的行动、敦促非成员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遵循联合国原则以及不干涉内政。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联合国“平等”宗旨的相关规定中，已经包含了遵循主权平等的原则。倡议的精神实质与联合国宗旨相符，因而也不存在提出或呼应倡议就会与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相冲突的问题。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这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内涵是一致的。倡议强调“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在实现方式上倡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其中包含自愿自主的要求，自然也不会使用威胁或武力的手段去侵害合作伙伴。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倡导的合作倡议不会与联合国行动相悖，有所支持也是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已经载明“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那么非联合国成员国如果响应倡议参与合作，自然也需承认这一条，这客观上有效增加了《联合国宪章》的适用范围。至于“不干涉内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也有明确的说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对发展自主性的强调是比不干涉内政原则更加积极的表述。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精神，并且在维护和平、推进合作等方面的要求，比《联合国宪章》更加具体而富有可操作性。这样一个致力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基石的倡议，也不可能对当前的国际规则体系与秩序做出颠覆性的挑战。

为什么是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

前面已经提及，看待或理解一带一路的视角可以有很多。比如，从器物层面的要素流动或一体化的角度理解，可以分析一带一路上的商品、服务、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趋势及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方式。又如，从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可以分析世界主要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权力分布以及影响其权力消长的因素与机制。再如，可以从微观主体的角度，分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的机会与风险。本书虽然一些内容会涉及这些层面，但更着重从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一带一路。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是从对内的方面来说，一带一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从对外的方面来说，一带一路要实现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治理这个概念兴起之前，国家管理的主要方式是统治。实际上，治理（governance）在许多研究中被认为是与统治（government）相对应的术语。这不仅因为从词源学来看，governance和government都源自古希腊语阿kubernáw（本意为掌舵，后来又引申出引导、控制和操纵等含义），而且因为治理一词的含义是从与统治几乎等同而可交叉使用的状态，逐渐演化并区隔出来的。

但现代政治语境中，治理与统治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统治是一元主体通过单一方式来实现一维目标，与之相对，治理则往往是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多维目标。

目标的差异

先从目标来看，在传统的统治模式下，维护统治者本身的利益以及使这种利益长期化或永久化就是唯一的目标。凡是与这个目标背离的，就会遭受打击。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统治者只关注本身利益目标的极端表现。治理则不然。治理允许参与其中者拥有各自的目标，只是不同目标指引下需要能引起共同的或者协调的行动。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将其定义为“有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活动，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使别人服从的强制力量来克服挑战” 。实际上，未必要有共同的目标，只要这些目标能够兼容共同的或协调的行动即可。

《西游记》里，唐僧去西天是为了求取真经普度众生，孙悟空去西天是为了从五指山的重压下逃脱以及摆脱紧箍咒的限制，白龙马去西天是为了赎罪并重获龙族身份，他们的诉求相对比较强烈，取经行动对他们的激励较强。猪八戒取经则是为了改变夺舍投胎时阴错阳差由前天蓬元帅变成的猪妖的低下身份，希望通过这份工作改善地位和待遇。一旦困难太大，他就会打退堂鼓，煽动同样有退身之基业的沙和尚，“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取经对猪八戒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激励效果。尽管如此，这些目标各不相同的个体仍然能够走到一起来，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共同行动。唐僧不能用自己普度众生的目标去压倒孙悟空获得自由的目标，孙悟空同样不能用自己获得自由的目标去否定猪八戒争取地位和待遇的目标。相应的，取经的队伍也是一种治理结构而非统治结构。

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目标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联合国宪章》中载明的就有人权、平等、正义、自由、社会进步、民生、和平、安全、公共利益、经济发展等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所要达成的目标。如果用最粗略的框架来刻画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至少应包括平等、安全和进步。其中，平等作为一种理念，已经被现代国家接受。对内来说，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基本上已经实现。对外来说，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已经深入人心，如《联合国宪章》原则第一条所述，“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把现实的主要治理目标划分为两类或两项：安全与进步。对内是稳定与增长，对外是和平与发展。

治理的多元主体与多种方式

与统治相对，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国家治理重视政府的角色，但同时也注重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等其他主体对国家秩序形成过程的参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公共权力的运用比统治视角下更具有包容性。现代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转变是重构政府、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责任与权力是相匹配的。在治理视角之下，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责任和成本不仅要由政府部门来承担，而且还要由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及公民自发组织等来共同承担。各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探索和尝试，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管理中来，承担了更多公共服务的责任。也应看到，在现代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权力单元，但它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重大决策上仍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任务不再限于直接行使权力来影响社会和实施管理，它还需要负责动员其他参与治理的主体并协调各方的关系，构建合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各国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经验千差万别，但是核心和实质内容却十分相似，都是试图改变传统官僚体制的职能范围和运行方式，不断探索提升政府效能和公共服务品质的创新体制。

从参与主体的多寡来看，对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涉及数十个主权平等国家（不仅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多个国家，而且还牵涉与之有关的例如参加了亚投行等机制的域外国家，以及自认为与这一区域利益攸关的其他国家）的复杂区域而言，并不存在一个超级统治者来承担最终的责任并行使最高的权力，显然也更适合以治理的框架来进行分析。不仅如此，除了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公共组织等，都觉得自己跟一带一路有关，它们也希望以特定的方式参与有关的决策。这在统治的框架中显然难以实现，只能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中加以考虑。

最后，从行动的方式来看，统治的方式主要是上令下行、上情下达的命令/执行方式。这种方式的成功高度依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和被统治者的执行能力。对于庞大而复杂的统治情景来说，统治者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也难以低成本地监督被统治者的行为。在信息及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简单的农耕及之前的时代，统治的方式可能产生效果。但在现代世界中，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范围里，平等协商、各方共治，充分调动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尽量克服隐藏信息或行动等机会主义的行为，形成单边、双边、复边甚至到多边的治理网络才是可能实现良好秩序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