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决之书最新章节_[葡]费尔南多·佩索阿著

一

在诗作中追寻佩索阿之后，我们即将开始在散文中的寻找。在佩索阿的作品中寻找另一个“他”是一件永远都不会完结的事。所谓“他”，就是诗人在同时掩盖和揭露的“本我”，而我们在尽力寻找各种片段。遮掩的目的在于揭露，乔装的目的在于揭开——从一个身份转移到另一个身份，这是演员在情节变换中学到的技巧。在转变这些暗含全部意义的身份片段中，佩索阿提出了这样一句话：“若要假装，必先了解自身。”

跟随佩索阿对自己的追寻，可以观察到，他通过一个又一个异名者，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这就好像看着一个演员登场，退场，重新上场——游走于妻子的丈夫和情人之间，或许还会在她和她丈夫之间摇摆。佩索阿之所以勇气不凡（最早追溯到上学时期，他当时用英文写作，以亚历山大·舍奇和查尔斯·罗伯特·艾侬为假名），在于他这一生中都坚持做其他人。这就好像他一方面不断地让自己重生；另一方面又允许自己废弃自己，不再存在——变成虚无。他最著名的诗《烟草店》是这样写的：

“我是虚无，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任何事物。

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

如此，我将全世界的梦想都集中在我的内心。”

正如唯一会写散文的半异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所说：“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的自我都存在着差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佩索阿用虚构人物重塑自我，就好像家族继承这种司空见惯的事。生孩子是再造自己的一种方式。父母尽可能创造出很多版本的自己，盼望克隆出几近一模一样的自己，希望孩子们比他们自己还像他们自己。这就像将幻想之自我的残余物和全新的纯净自我联合在一起，避免了时间的瓦解力量。

他会再造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最好的朋友自杀了。诗人马里奥·德·萨卡内罗曾在早期劝说佩索阿尝试使用异名者。这位朋友的自杀最终是否成为了替代牺牲品，让经历严重人格危机的佩索阿没有发疯或是自杀？

费尔南多·佩索阿一生未婚，而他的异名者就是他的家人。卡埃罗是萨卡内罗这个名字的缩写，是佩索阿最重要的异名者，通过这样的自我再造，朋友佩索阿可以经历萨卡内罗的自杀。1919年，他让卡埃罗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他希望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让他自己的一种形式变成永恒，虽然其他异名者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和里卡多·雷斯早就把他的这种形式当成了推崇和崇拜的对象。

摆脱了主观自我的现代诗人曾尝这种变形背后的计谋，却几乎没有深入探究：通过从诗歌特点中制造出具体且生动的片段，处理诗歌特点互不相连的片段，偶尔还要从个人的生活中进行提取。莎士比亚用那篇文章解释了他自己的原因——“神经衰弱的子宫”（据佩索阿称），他的抒情诗天赋创造出了各种有血有肉的生动角色，这些角色有助于调整他那错乱的个性，并且给予他的艺术一个存在的理由，而若非如此，他的艺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理由。这种做法还暂时让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即如何在一个不利于诗歌存在的世界里继续存在：不是一个诗人，而是四个乃至是十九个！

他有这样一句话：“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我就是一个流浪者。”这句话指的是这位后浪漫主义者在过去之中找不到任何模范，只能在他的意识中，查看这样的寻找能否带来任何指引。这句话进一步暗示了那个完全不同的“我”并不属于“我的意识”，因此超乎于我之外，二者并不相同。在寻找另一个我的过程中，这个流浪者一直通过人格化，译解意识中的神秘信息，就像一个译员，这个茫然的作者可能会用虚构的自我创造出能引起情感的身份认同——可能是假设中的从前的自我，也可能是未来的自我。

通过异名者，可以进行时空旅行，即便佯装者所旅行的时空只是位于作者的脑海之中：往前是自我永存，向后是自我消灭。通过灵魂这个复杂的场所，时空旅行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或十个地方。

有时候，在他的流浪中，诗人有（或者说他以为他有）片刻的侵入时间，让他远离日常世界。这样的时刻或许会表现为一种对事物的可怕顿悟，即现实之神“顺利地将他们诱骗”，就好像“伟大人物终其一生才会产生的意识”。（详见《突然》）这或许类似于佩索阿经历外在指引的存在一样。

诗人的实际引导即便不是“我的意识”本身，或许也牵涉到一个人对这个多元世界的感觉，迫切地想要体会一切感觉，可到头来，发现一切感觉都没有意义。为了克服这种毫无意义带来的恐惧和忍受自我失落带来的痛苦，诗人被迫“体验了极大的痛苦”。他肯定愿意有意识地去体会快乐和痛苦，“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焦虑和痛苦上，强烈感受到它们，过度的悲伤会带来极大的快乐”。（选自《情感教育》）

通过这种方式，他明白了如何用期待来避开他的恐惧。提前感觉痛苦，借此来期待痛苦，使他有机会去哄骗或欺瞒痛苦，因此制造出“过度”的痛苦。据佩索阿分析，受苦能带来快乐，能哄骗痛苦，这种分析让他有了几分卡夫卡那受虐狂的意味。在类似的情绪中，卡夫卡在《在流放地》中描绘了一个技术员对于遭受痛苦的超然观点，然后自己也经受了痛苦。刑事官和作为受害者的犯人受到惩罚机器的支配，这个机器是个怪异的装置，它的爪子和针在犯人裸露的皮肤上写下对犯人的判决。当这台机器发生故障，犯人被转移，刑事官则将自己丢进这个即将瓦解的机械之中，被碾压得粉身碎骨。

承受过度痛苦的意愿和对惩罚机器的热烈信仰这二者的汇聚点表示，在某一时刻，艺术的超脱和割裂带有几分同样的自我取消作用。人们会想到阉人歌手为了能令自己保持和加强似女人的声音，从而在以后唱出纯粹的女声，在男童时期即受阉割。人们还会想到男孩诗人亚瑟·兰波，他想要通过有系统地扰乱他的感觉，摆脱他的中心“自我”，从而消除自我的有限需求。“‘我’是别人”这句话不仅使诗人的主观自我分解，为使多个角色戏剧化铺好路，还对他人艺术的技巧和内容，建立了不可避免的认同。“如果木头应该发现它自己是小提琴，”兰波说，“那么这对木头来说就太糟糕了”；“如果黄铜一觉醒来变成了喇叭，那并不是它的错。”

根据俄耳甫斯的神话，诗人肢解的尸体顺着河流飘进大海，每一块残肢都在歌唱。乔尔丹诺·布鲁诺写道，亚克托安看到狄安娜的裸体，后者便派出猎犬撕咬他作为惩罚，并且很高兴看到他被撕扯成碎片。声音、仪器，就是一切，而歌手，他身体上被割裂的部分，都融化成了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