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申述,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犯人年纪虽轻,但在从事叛国活动方面已是个老手,因而理应剥夺其生命。他的种种通敌行为,并非始于今朝昨日,或者是去岁前年,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确凿无疑地经常往来英法之间,从事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倘若他的叛国活动都能得逞(幸而绝不会如此),他的罪恶勾当就不会被发觉了。多亏上天有灵,让一个无畏无惧、无瑕无疵之人探知该犯阴谋,震惊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揭发。此爱国志士将亲自出庭作证。
接着,副检察总长先生继他的上司之后,对这位爱国志士做了问询:此人名叫约翰·巴塞德,是个绅士。
他本人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哪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拘留所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我自己摔下楼了。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我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你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作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用,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是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作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犯人的衣服时,多次发现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几位法国先生看。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
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瑞先生作证。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洛瑞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在那以后的几天,我动身从法国回来时,这个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只邮船,和我同船回国。”
“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半夜稍过一点。”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不寻常的时刻上船来的,只有他一个乘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洛瑞先生,当时你是单身一个呢,还是有别的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儿。”
“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你当时跟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可以说没有。那天正遇上暴风雨,航行艰难,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从起程到登岸,差不多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
刚才引起大家注目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又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臂。
“马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先生,时间也是同样。”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很不幸,我就是!”
她那满怀同情的凄婉声调被法官那很不悦耳的嗓音淹没了,他声色俱厉地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议论。”
“马奈特小姐,那次渡海峡时,你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交谈过,先生。”
“回忆一下谈的是什么。”
“这个犯人上船以后,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满怀深情地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瘦得不成样子,我生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甲板上离舱房梯子不远的地方,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料他。那天晚上船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乘客。这位犯人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教我怎样替父亲挡住风寒,比我安置得更好。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船出港后会有怎样的风浪,不懂得怎样把父亲安置好。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体贴备至,我深信他是真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有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情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两位法国先生才不得不坐着他们的小船回岸上去。”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什么文件,像这些表册之类的东西?”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不过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像这些吗?”
“有可能,不过我确实不太清楚。因为他们是站在舱房梯子的顶上,就着挂在那儿的那盏灯的灯光,灯光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很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看一些纸张。”
“好了,马奈特小姐,现在说说犯人和你谈话的内容。”
“犯人对我完全是以诚相见的——那是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像他完全出于好心善意,处处帮助我父亲一样。但愿,”说着,她潸然泪下,“但愿我今天不是对他以怨报德。”
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请继续往下说。”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处理一件非常困难、棘手的事情,这事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几天前他去了法国,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得经常往返于英法之间。”
“他说到有关美洲的事情了吗,马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详尽地给我解释了那场争端 的起因,说是在他看来,错在英国方面,太愚蠢了。他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说,说不定乔治·华盛顿还会和乔治三世一样名垂青史哩。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说笑,消磨时间罢了。”
检察总长先生此时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稳妥慎重和程序健全,有必要传讯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医生。于是他就被传讯了。
“马奈特医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是在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个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传来了一名证人,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字条一看,不由得充满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
证人表示这毫无疑问。
“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犯人很像的人?”
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放荡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他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等等。这么一来的结果是,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得粉碎,把他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砸成了一堆废料。
终于,轮到陪审团进行讨论,绿头大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卡顿先生始终坐在那儿,盯着法庭的天花板出神,就连这一群情激动的时刻,也未能使他挪动位置和改变姿势。
然而,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卡顿先生,对眼前发生的事实际上了如指掌。比如现在,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这一情况是他第一个发觉,并马上叫了起来:“法警!快照顾一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见她快摔倒了吗?”
在她被搀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对她非常怜悯,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让他回忆起那遭囚禁的岁月,显然使他十分痛苦。在他受到传讯时,看得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打那以后,使他变得苍老的沉思,或者说是忧虑的表情,便像一片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人员回来了,停了片刻,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员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暂时退席。法官大人(也许心里还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惊讶,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可以在监督与警卫下退席,接着他自己才退了席。
在满布小偷和流氓的前厅里,虽说有羊肉馅饼和麦酒解闷,一个半钟点的时间还是过得缓慢难熬。嗓子沙哑的送信人吃了那种点心后,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张长凳上打起盹来。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股急速的人流涌向法庭的阶梯,把他也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等他到了门口,洛瑞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在这儿,先生!要往回挤真跟打架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洛瑞先生从人群中给他递过来一张字条:“快接住!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字条上草草写着四个字:“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