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申述，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犯人年纪虽轻，但在从事叛国活动方面已是个老手，因而理应剥夺其生命。他的种种通敌行为，并非始于今朝昨日，或者是去岁前年，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确凿无疑地经常往来英法之间，从事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倘若他的叛国活动都能得逞（幸而绝不会如此），他的罪恶勾当就不会被发觉了。多亏上天有灵，让一个无畏无惧、无瑕无疵之人探知该犯阴谋，震惊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揭发。此爱国志士将亲自出庭作证。

接着，副检察总长先生继他的上司之后，对这位爱国志士做了问询：此人名叫约翰·巴塞德，是个绅士。

他本人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哪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拘留所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我自己摔下楼了。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我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你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作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用，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是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作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犯人的衣服时，多次发现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几位法国先生看。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

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瑞先生作证。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洛瑞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在那以后的几天，我动身从法国回来时，这个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只邮船，和我同船回国。”

“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半夜稍过一点。”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不寻常的时刻上船来的，只有他一个乘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洛瑞先生，当时你是单身一个呢，还是有别的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儿。”

“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你当时跟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可以说没有。那天正遇上暴风雨，航行艰难，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从起程到登岸，差不多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

刚才引起大家注目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又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臂。

“马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先生，时间也是同样。”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很不幸，我就是！”

她那满怀同情的凄婉声调被法官那很不悦耳的嗓音淹没了，他声色俱厉地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议论。”

“马奈特小姐，那次渡海峡时，你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交谈过，先生。”

“回忆一下谈的是什么。”

“这个犯人上船以后，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满怀深情地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瘦得不成样子，我生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甲板上离舱房梯子不远的地方，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料他。那天晚上船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乘客。这位犯人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教我怎样替父亲挡住风寒，比我安置得更好。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船出港后会有怎样的风浪，不懂得怎样把父亲安置好。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体贴备至，我深信他是真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有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情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两位法国先生才不得不坐着他们的小船回岸上去。”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什么文件，像这些表册之类的东西？”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不过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像这些吗？”

“有可能，不过我确实不太清楚。因为他们是站在舱房梯子的顶上，就着挂在那儿的那盏灯的灯光，灯光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很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看一些纸张。”

“好了，马奈特小姐，现在说说犯人和你谈话的内容。”

“犯人对我完全是以诚相见的——那是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像他完全出于好心善意，处处帮助我父亲一样。但愿，”说着，她潸然泪下，“但愿我今天不是对他以怨报德。”

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请继续往下说。”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处理一件非常困难、棘手的事情，这事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几天前他去了法国，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得经常往返于英法之间。”

“他说到有关美洲的事情了吗，马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详尽地给我解释了那场争端 的起因，说是在他看来，错在英国方面，太愚蠢了。他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说，说不定乔治·华盛顿还会和乔治三世一样名垂青史哩。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说笑，消磨时间罢了。”

检察总长先生此时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稳妥慎重和程序健全，有必要传讯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医生。于是他就被传讯了。

“马奈特医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是在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个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传来了一名证人，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字条一看，不由得充满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

证人表示这毫无疑问。

“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犯人很像的人？”

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放荡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他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等等。这么一来的结果是，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得粉碎，把他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砸成了一堆废料。

终于，轮到陪审团进行讨论，绿头大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卡顿先生始终坐在那儿，盯着法庭的天花板出神，就连这一群情激动的时刻，也未能使他挪动位置和改变姿势。

然而，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卡顿先生，对眼前发生的事实际上了如指掌。比如现在，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这一情况是他第一个发觉，并马上叫了起来：“法警！快照顾一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见她快摔倒了吗？”

在她被搀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对她非常怜悯，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让他回忆起那遭囚禁的岁月，显然使他十分痛苦。在他受到传讯时，看得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打那以后，使他变得苍老的沉思，或者说是忧虑的表情，便像一片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人员回来了，停了片刻，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员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暂时退席。法官大人（也许心里还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惊讶，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可以在监督与警卫下退席，接着他自己才退了席。

在满布小偷和流氓的前厅里，虽说有羊肉馅饼和麦酒解闷，一个半钟点的时间还是过得缓慢难熬。嗓子沙哑的送信人吃了那种点心后，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张长凳上打起盹来。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股急速的人流涌向法庭的阶梯，把他也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等他到了门口，洛瑞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在这儿，先生！要往回挤真跟打架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洛瑞先生从人群中给他递过来一张字条：“快接住！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字条上草草写着四个字：“无罪释放。” pBe9jsGcwyhEtuUomVxbo2DJrunpTPKz+e5yGOmcJzNHKcAFzQ8vCd/u/xcDe8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