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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曾通过阅读或听闻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既然我公布的这门课程名为“基础精神分析引论”，那我有义务把你们看作一群对此一无所知、亟待指引的人。
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进行医学治疗的方法，但我能马上举例证明它与通常的医学方法有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通常来说，向病人介绍一种新疗法时，往往会尽量避免提及其他患者的负面评价，而满怀信心地许诺这种方法可以见效。我认为医生有权利这样做，以提升病人对治疗取得成功的信心。但我们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这一过程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坦言这种疗法的困难：它费时费力；需要患者做出很大牺牲；最终能否见效取决于患者的表现、对治疗的理解、配合程度及耐心，无法保证百分之百有效。采用这些反常的方式，自然有我们的用意， 这一点诸位之后会有所体会。
我会先把大家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请别介意。事实上，我奉劝诸位第二节课就不必来了，因为这门课只能让大家了解精神分析的一点皮毛，很难对它形成自己的判断。你们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学的知识和思维习惯将不可避免地让你们站到精神分析的对立面；必须实现巨大的自我突破，才能驾驭这种本能的反感。通过我的叙述，你们对精神分析会有什么样的理解，现在难以预测。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听完这门课，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也无法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们中若有人不满足于与精神分析只有一面之缘，想进一步了解，我不仅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还要直截了当地警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旦入了这行，就别指望在大学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要做执业医师，必须面对周围的人不解、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容忍他们暗地恶意中伤。从现今欧洲大陆上愈演愈烈的战争的流弊，你们不难推断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
尽管存在种种不便，总有人会被新知识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人无视我的警告，第二堂课时仍出现在这里，我自然不胜欢迎。但你们也有权知道，精神分析理论正面临着哪些严峻的困难。
首先是教学和授课的困难。你们上医学课时，习惯了用肉眼去观察。你们看到解剖学标本、化学反应生成的沉淀物，也看到成功刺激神经后肌肉的收缩反应。此后，教师会带领你们用感官去了解病人，观察他们痛苦的症状和疾病过程中的产物。许多时候，你们还能看到剥离出来的病原体。在手术领域，你们将亲眼见证医学干预的过程，看到医生如何对病患施以援手，甚至可以亲自操刀。即便在精神病学中，病人的表情变化、说话方式以及行为举止也能提供丰富的观察素材，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医学教师更像导游和解说员，陪你们走进医学的博物馆，在你们和医疗对象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使你们用主观感受来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遗憾的是，到了精神分析领域，一切都变了。在分析治疗中， 除了受分析者和医生的交谈外，别无其他。患者在谈话中说出自己过往的经历和现在的印象，他们会有所抱怨，或对自己的愿望和情绪直言不讳。医生则要认真倾听，设法引导患者的思路，并通过适当的提醒，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特定方面；还要给病人提供解释，并观察由此引起的反应——赞同或反对。有些病人的亲友没有太多文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事情，甚至巴不得治疗过程跟电影上演的一样。对于“聊天就能治病”这样的事，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质疑的机会。这当然是目光短浅和矛盾的，因为这些人其实也很明白，患者的症状“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最早的言语其实是一种符咒，时至今日这份魔力犹存。一个人的言语可以使人心境澄明，也可以将人推向绝望的边缘；老师通过言语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演说家通过言语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左右他们的判断。言语会引起情绪，是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常用工具。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绝不应轻视谈话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到精神分析师与患者的对话，就该满足了。
可惜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对话绝不容许听众存在，亦绝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当然可以在讲精神病学时将某位神经衰弱患者或歇斯底里症患者介绍给学生，但这样一来，他就只会叙述自己的苦恼和症状，不会再多说其他。只有当患者与医生建立了独特的情感联系，才会吐露精神分析需要的那些话；一旦他们发现有无关的第三者在场，会马上闭口不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精神生活中最隐秘的话语，作为社会独立的个体，必须对他人隐瞒这一切；甚至从广义上来说，作为人格完整的个体， 他们也必须对自己隐藏这一切。
这意味着，你们没法旁听精神分析治疗，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说这一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你们对精神分析的了解其实都只是道听途说。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通过二手指引对精神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你们对消息提供者的信任程度。
各位不妨设想自己不是在听精神病学课，而是历史课，授课人在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功。你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说的一定是真的呢？乍一看，历史似乎比精神分析还不可信，因为历史教授跟你们一样，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中的一员；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可以分享他参与过的事。但你们很快会发现，历史学家至少有据可查。他可以展示一些古人留下的文献，例如迪奥多、普鲁塔赫和阿利安等人写的书，这些人要么生活在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要么稍稍滞后；他还可以展示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钱币和他的雕像，让大家逐一传阅庞贝出土的伊索斯战争拼接画的照片。严格地说，这些材料仅仅证明了早几代人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和事迹，你们当然可以对此重新进行批判。你们会发现，不是所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报道都真实可信，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确凿无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离开讲堂的时候，会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两个因素左右了你们的决定：首先，讲演者如果不是自己信以为真，就没有理由将这当作真相来说；其次，全部现有的历史图书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如果要对这些信息来源进行考据，也会首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即信息传播者可能的动机以及证据的一致性。单就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来说，考据结果一定是令人心安的；而对于摩西或尼姆罗德之类的人来说，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稍后你们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精神分析的信息提供者会提出多大质疑。
现在，你们有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证据来证实可信度，又不能公开展示，那么该如何学习它，其观点又何以使人信服呢？的确，学会精神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通晓其道的人，目前屈指可数，但学习精神分析还是有可行途径的。 首先，精神分析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的研究，在自己身上学到。这种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观察，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将它归入其中。在得到一定的技法点拨后，我们就可以将自己身上出现的一系列常见的、众所周知的精神现象当作分析对象。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精神分析并非无稽之谈，其过程和观点的确有据可循。当然，你们由此取得的进步依然有限。如果能将自己交由一个精于此道的分析师做分析，亲身体验分析效果，并借此窥视他人分析技巧的精湛之处，你们可以走得更远。当然，尽管这条路前途光明，却只有少数人走得通，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
理解精神分析的第二重困难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它来自你们目前受的医学教育。你们的思维被固定在一个特定方向，这个方向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你们被灌输的，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阐释机体功能，并从生物学的角度总结，却从来不关注精神生活；而后者恰恰是复杂机体运转的最高级形式。因此，你们对心理学的思维十分陌生，习惯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它，将其视作伪科学，从而任由门外汉、作家、自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借它之名兴风作浪。这一局限性无疑会妨碍你们行医。患者讳疾忌医，本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此不够重视，你们原本鄙视的那些江湖郎中、巫医和玄学家将大行其道，并在治疗产生效果时分走部分功劳。
你们过去的教育存在缺陷，这当然情有可原，你们学医时没有得到哲学的帮助，而哲学其实能对实现医学目的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你们在学校里被告知，无论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还是与感官生理学密切相关的所谓实现心理学，都不能有效地解释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提供理解精神功能障碍的钥匙。尽管描述观察到的精神障碍、总结其临床表现的精神病学也属于医学范畴，但实际上就连精神病学家也怀疑这类描述能否够得上“科学”一词。他们总结出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来源、作用机理和相互联系都是未知数，人们没有发现与此对应的解剖学组织变化，即便发现了，也无从解释。只有当这些精神障碍被诊断为某个机体疾病的间接结果后，才可能对其展开临床治疗。
这就是精神分析试图填补的缺陷，它力求为精神病学提供其欠缺的心理学基础，找到能解释生理和精神障碍的共性原因。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抛开解剖学、化学或物理学理论，从纯粹的心理学概念入手。我担心恰恰是这点会让你们心生疑窦。
此外，有一类困难并非源自你们所受的教育和你们的认知。精神分析提出了两个触怒了整个世界的观点，由此招来世人的反感。其中一点与人们固有的理性观念相违，另一点则与主流的美学和道德观念不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成见，它们十分强大，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必要积淀。它们有情绪的力量做支撑，要与它们为敌，绝非易事。
精神分析第一个不受欢迎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仅占整个精神生活的一小部分。诸位请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习惯把心理与意识混为一谈，将意识看作是心理的标志，并认为心理学是阐释意识内容的学说。没错，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两者画上等号，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看法，都被当成歪门邪道。而精神分析就是要提出这种异议，它无法接受将意识和心理混为一谈。精神分析将心理定义为感情、思想和欲望的共同产物，思想和欲望都可以存在于潜意识中。这样一来，它便无法被那些头脑清醒的科学人士接受，并为自己招来了装神弄鬼、浑水摸鱼的骂名。在座诸位当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心理的就是意识的”看作一种偏见，也猜不到人类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否定潜意识，以及这种否定会带来什么好处。到底应该将心理等同于意识，还是扩展其范围，这听上去似乎只是口舌之争；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将为世界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铺平道路。
同样，你们很难发觉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大胆命题与前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第二个命题认为，性冲动——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在精神疾病产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还不够重视，但事实上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同一股性冲动还参与了人类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活动，为其卓越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精神分析研究招人反感的最主要原因。想知道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文化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它们被“升华”了，即它们被从原来的性目标身上转移开来，转向更高尚、与性无关的社会目标。这一过程是不稳定的，因为性冲动并未因此被约束；在每一个参与文化事业的人身上，它都可能发出抗议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性冲动得到彻底解放，并回归它原始的目标，文化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社会并不愿意轻易触及文明这一棘手的根源，也无意承认性冲动的强大力量以及它对个体的重大意义。出于教化的考虑，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这方面转移开来。所以他们无法忍受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甚至不惜给其打上丑陋、不道德以及危险的烙印。尽管一再受到非难，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不容置辩。反对声要使人信服，必须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人的本性：不喜欢一样东西，就倾向于认为它是错的，从而更容易找出反对的理由。我们的社会把不喜欢等同于不正确，用含有情感因素的“逻辑和客观理由”去驳斥精神分析的正确结论，并坚持这一偏见，对一切反对的声音置若罔闻。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屈服于这些反对声。我们只想说出事实，这正是我们辛勤工作的研究结果。我们将行使我们的权利，将一切试图干涉科学研究的现实顾虑排除在外。即便这种顾虑背后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们仍不会改变这一初衷。
以上这些，就是你们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对初学者来说，我可能讲得太多了。如果你们能超越这种负面印象，我们就继续下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