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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好了，老夫人，”我喊道，“请上桌吧。”
她什么也没说，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我走了过去，搀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桌边，让她坐了下来。她只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我进了厨房，端来她的菜盘，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却碰都不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伸长了脖子。这时我才想起来，赶紧拿出她的围兜，系在她那大大的耳朵下面。
“今晚你又做了些什么饭？”她问道，“说说看，你又胡乱做了些什么？”
“橄榄油烧茄子，”我回答道，“你昨天不是点了这道菜吗！”
“是中午的吗？”
我把盘子推到她跟前。她拿起叉子，自言自语着搅了搅茄子，稍微弄碎后开始吃起来。
“老夫人，您的沙拉也在这儿。”说完我就进了厨房。我给自己也端了一盘茄子，坐下来，开始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盐，雷吉普，盐在哪儿？”
我站了起来，进了厨房，再出来一看，就在她手里拿着呢。
“那不就是您要的盐吗？”
“我也是刚看到，”她说，“我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厨房去了？”
我没回答。
“明天他们不来吗？”
“来，老夫人，他们来！”我说，“您不撒盐吗？”
“你别管！”她说，“他们来吗？”
“明天中午，”我说，“他们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别的你还做了些什么菜？”
我把她吃剩的半个茄子端回厨房，往干净的盘子里盛上豆角，端了出来。看到她又开始厌恶地搅和起豆角来，我便进了厨房，坐下来吃我的饭。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这次要的是胡椒，可我装作没听见。接着她又要水果，我把水果盘放在她的面前。她那瘦骨嶙峋的手就像只疲惫的蜘蛛一样，在桃子上慢慢爬着，最后停了下来。
“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果蔬店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更多了。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也哗啦啦地响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玛依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玛依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啥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玛依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啥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了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光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伊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的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我看了会儿电视，新闻就快播完了。之后我看了看出的牌，看了看正在看玩牌的奈夫扎特，我等他们打完这一把。这一把结束了，可他们没和我说话，而是相互间交谈着，笑着。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又沉浸在了牌局中，又结束了一把。当又开始发牌的时候，为了说些什么，我说道：
“奈夫扎特，今早你给的奶很好。”
他点了点头，眼睛都没离开牌。
“你知道吗，油奶要好一些。”
他又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九点。接着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我太专注于电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那两个年轻人在咯咯地笑。看到他们手里的报纸，我害怕地想道：天啊，我的主，难道又有照片了吗？因为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报纸，丑恶地笑着。别生气，雷吉普！但后来我又想：报纸上有时会登照片；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还会在照片下面登荒谬的文章，就像他们在登出裸女和动物园里正在生崽的熊的照片时写的文章一样。我突然转向奈夫扎特，想也没想就说道：
“你好吗？”
他嘟囔些什么，突然转向了我，但我脑子里还在想着照片，因而找不到要说的话，错过了谈话的机会，以至于接下来我觉得无所事事而又望向那两个年轻人。当我对住他们的目光时，他们笑得更加不怀好意了。我扭过头。桌上掉下了一张K。玩牌的人们互相骂着，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之后新的一局又开始了，牌和高兴又换了地方。有照片吗？我突然想到。
“杰米尔！”我叫道，“来杯茶！”
就这样，我找到了消遣的事情来忘记刚才的事，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脑子又想到了年轻人相视而笑着看的报纸。当我再次扭头看时，他们把报纸给了杰米尔，他也在看着他们指的那部分。后来，杰米尔看到我在不安地看着他，感到很不舒服，突然以一种训斥的口气冲年轻人吼道：
“没教养！”
就这样，箭离弦了。我不能再装作没注意到了。我早就应该站起来离开这儿了。那几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杰米尔？”我问道，“那报纸上有什么？”
“没什么！”他说，“太奇怪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了。我努力克制自己，但克制不住。我就像中了邪似的下了凳子，从不出声了的年轻人身边缓缓地走向杰米尔。
“把那报纸给我看看！”
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报纸藏起来的动作。接着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太奇怪了！”他说，“这种事情可能吗？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幕？”然后转向年轻人说道，“没教养！”最后，感谢老天，他把报纸递给了我。
我就像饿狼似的从他手里夺过报纸，翻了开来，心怦怦直跳。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看着他所指的地方。但没有，没有照片。
“在哪儿？”
“这儿！”杰米尔说，他担心地用指尖指了指。
我飞快地看了看他指的地方：
历史专栏……于斯屈达尔的历史宝库……诗人雅哈亚·凯末尔和于斯屈达尔……小一级的标题：色雷斯麦赫梅特帕夏清真寺……阿赫梅迪耶清真寺和饮水池……谢姆西帕夏清真寺和图书馆……然后，随着杰米尔的手指下移，我看到了：
于斯屈达尔侏儒们的家！
我满脸通红，一口气读完了它：
除此之外，于斯屈达尔曾经有过侏儒们的家。这房子不是为一般人建的，而是为侏儒们建的。这房子完美无缺，只是房间、门窗、楼梯的大小是按照侏儒们的尺寸设计的，普通人必须弯下腰才能进门。根据我们艺术史老师苏黑尔·恩维尔教授的研究，这房子是麦赫梅特二世苏丹的妻子、阿赫梅特一世苏丹的母亲韩丹皇后令人建造的，她非常喜爱侏儒。这个女人对侏儒极度偏爱，这是我们的后宫史上的重要记载。韩丹皇后为了让她非常喜爱的这些可爱的朋友们在她死后能够免受打扰，能够宁静地生活在一起，她派出了皇宫的首席木匠拉马赞师傅。有人说，精湛的木工活把这房子变成了一个微型的杰作。但我们必须说明，由于同一时代游览于斯屈达尔的艾弗里亚·切莱比在书中没有提及，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栋奇怪而又有趣的房子。即使真的有，这奇怪的房子也必定已在1642年吞噬了于斯屈达尔的那场著名的大火中消失了。
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腿哆嗦着，汗流浃背。
“算了，雷吉普！”杰米尔说，“你跟这些没教养的人生什么气呀？”
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再看一遍报纸，但我做不到。我像是喘不过气来了。报纸从我手里滑落到了地上。
“来，坐下，”杰米尔说，“这样舒服一点儿。你生气了，伤心了。”接着，他转向年轻人，再一次骂道，“没教养的东西！”
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空白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身上的汗落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着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玛依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群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到伊斯玛依尔等人当中去。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玛依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玛依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我一下子全忘了。
当我快步穿过大道时，我看到了他们——瑟特克先生，他长大成人了，结了婚，身边跟着他的妻子，甚至还有他那个头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停了下来。
“你好，雷吉普先生，”他说，“你好吗？”
我总是等别人先说话。
“你好，瑟特克先生，”我回答道，“谢谢关心。”
我们握了握手。不是和他妻子。他的孩子又害怕又好奇地看着。
“亲爱的，雷吉普先生是天堂堡垒最老的人之一。”
他妻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我高兴极了，身为这里最老的人，我感到很骄傲。
“奶奶好吗？”
“就那样，”我说，“老夫人总是牢骚满腹！”
“已经多少年了！”他说，“法鲁克在哪儿？”
“他们明天来。”我回答说。
他转向他妻子，开始说起法鲁克是他童年时代的伙伴。后来我们分手了，没有握手，只是点了点头。现在他大概是在跟他妻子谈他的童年，谈我，谈小时候我是如何把他们带到井边让他们看我是怎么抓鲻鱼的，而且那时候孩子还会问：爸爸，那个人个头为什么那么小？以前我经常会说，那是因为他母亲没结婚就把他生下来了。瑟特克结了婚，法鲁克也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因母亲没结婚就生下了我，所以老夫人便让人把母亲和我们送到了乡下。送我们走之前，她先是用言语，后是用她的拐杖逼迫我母亲和我们，那时我母亲哀求道，老夫人，别这样，孩子们有什么罪？我想有时我耳边还能听到那些话，还能感受到可怕的那一天……
走进电影院所在的那条街，我听到了音乐，这是他们在放电影前播放的。这里灯火通明。我看了看海报：《让我们到天堂相会》。这是一部老片子，海报中，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埃迪兹·洪先是拥抱在了一起，然后是埃迪兹在监狱里，再后来是胡莉娅在唱歌，但在看完影片之前谁也弄不明白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许正是因为知道如此，他们才把海报张贴在了外面。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我去了售票口，请给我来一张，他撕下票递给我，谢谢，我问道：
“电影好看吗？”
他说他没看过。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有这么一种冲动，想要这么与人交谈。我走进影院，坐到了我的座位上，等着。不一会儿，电影开始了。
先是他们认识了，女孩是个歌手，并不喜欢他，但有一天，男孩把她从他们手里救了出来，女孩便喜欢上了他，她也明白自己爱上了他，但她父亲反对这婚姻。之后男孩进了监狱。中场休息了，我没有随人群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会儿，电影又开始了，女孩与夜总会的老板结了婚，但没有孩子，他们也没有为此作什么努力。丈夫迷恋上了一个坏女人，而埃迪兹也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们便在海峡大桥附近一栋房子里见了面，胡莉娅·考奇伊易特唱了歌。听着那首歌我感到有点奇怪。最后，当他要帮她摆脱她那坏丈夫时，她那丈夫却已自食其果，他俩也明白了，现在他们可以结婚了。她父亲在他们身后高兴地看着他们，他俩手挽手在路上走着，走着，人影越来越小，电影便结束了。
灯亮了，我们走出电影院，人人都在小声谈论着电影。我也想和人谈谈电影。已经十一点十分了，老夫人肯定还在等我，但我却不想回家。
我径直走向海滨浴场的坡。也许药店老板凯末尔先生正值着夜班呢，也许他还没有睡意。我会去打扰他，我们会聊一聊，我会跟他讲，他也会看着对面小卖部的灯光下叫喊着赛车的年轻人静静地听我说。看到药店的灯还亮着，我很高兴，他们还没睡。我推开门，风铃响了。哎呀，天哪，不是凯末尔先生，是他老婆。
“你好，”我说，顿了一下，“我要阿斯匹林。”
“是一盒，还是一片？”她问道。
“两片。我头疼。还有点郁闷……凯末尔先生……”我说道，可她根本就没在听。她拿了把剪刀，剪了两片阿斯匹林，递给了我。我给她付钱时问道：
“凯末尔先生已经去钓鱼了吗？”
“凯末尔在上面睡觉。”
我看了看阁楼，两拃厚的阁楼上面，他在那儿睡觉。他要是醒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说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教养的年轻人他会说些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说，就那样若有所思，专注地看着外面，而我会说说，我们可以说说话。我拿起了他老婆的小白手放下的找头，而她立刻就沉入到柜台上面的东西里去了——应该是连环画。真是个漂亮女人！晚安，我说，没再打扰她，便出了门。风铃又响了响。街上已经空无一人，玩捉迷藏的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没办法，我也回家了。
掩上院子的门，我从百叶窗看到老夫人房里的灯还亮着——我没躺下之前她是不会睡着的。我从厨房门走了进去，锁上门，转了一圈，慢慢地上了楼梯，这时我想到了：位于于斯屈达尔的房子真的有楼梯吗？那是什么报纸来着？明天到小卖部去要要看，我会问，你这儿有《代言人》报吗，我会说是我们家法鲁克先生要，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专栏很感兴趣……到了楼上，我进了她的房间，她在床上躺着。
“我回来了，老夫人。”我说。
“真了不起！”她说，“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没办法，电影结束得太晚了。”
“门都关好了吗？”
“关好了，”我说，“您有什么想要的吗？我要睡了，别一会儿又把我叫醒。”
“他们明天来，对吗？”
“是的，”我说，“床我已经铺好了，房间也都准备好了。”
“好吧，”她说，“把我的门关好。”
我关上门出去了。我要马上躺下睡觉了。我下了楼梯。